滞胀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登基”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的彻底瓦解和接踵而至的石油危机，标志着战后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终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被卷入经济衰退的漩涡，并首次出现了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

所谓“滞”（停滞，stagnation），是由利润率下降所引发的经济停滞——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会力量增强导致工资支出刚性向上，实体经济利润率降低而投资减少。同时，由于垄断导致的分配关系变化，致使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全社会的消费能力下降，从而资本的生产和积累循环停滞，引发了产能利用严重不足和产品生产过剩并存的危机。

所谓“胀”（通货膨胀，inflation），是由财政赤字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石油危机”所引发的。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工人争取更高工资的期望和能力上升，实际工资也不断上升，对单个资本家而言，要保证自己原来的利润份额和利润率，就必须提高产品价格。但如果每个资本家都这么做了，整个物价水平就上升了；物价上升，工人发现自己的实际工资下降，为保证生活水平不下降，只能要求资本家再涨工资，从而形成工资—物价的恶性循环，越发加重“滞”的程度。因而，西方经济学家发明了“滞胀”（stagflation）一词，用以表达这种停滞和通货膨胀相互作用的新型经济危机。

1973—1975年的滞胀危机期间，美、日、德、法、英、意的工业生产指数分别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降了15．3%、20．2%、12．9%、13．2%、4．7%和13．5%；1974—1979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0．7%，1980年只增长0．2%；失业率急剧上升：美、德、英的失业率分别从危机前的4．6%、1%和2．2%上升到危机时的9．1%、5．2%和4．9%。而与此同时，“滞胀”期间的美、日、德、法、英、意的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上升了7．4%、18．9%、12．7%、43．9%、19．1%和24．6%。^[74]

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古典综合派”，都显得手足无措。因为在从前的经济危机中，只要政府增加公共投资、拉动需求、放松银根，就能解决问题，但这一次，前所未有的情况是：如果政府向经济衰退作战，就会刺激通货膨胀；向通货膨胀作战，就会加重经济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经济政策开始受到重视。

新自由主义将矛头直指政府和工会，他们认为，二者是引发“滞胀”的罪魁祸首。在政府方面，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反周期性干预和社会福利政策，扭曲了资本积累的正常流通和市场的自由运转，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在工会方面，是工人运动的力量过大，在工资方面提出了过高要求，挤压了企业利润，破坏了用于投资的资本积累基础。他们指出，工会在政府的保护下，实力越来越强；政府在工会的压力下，不断扩大“寄生性福利开支”，导致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如此循环加强，最终引爆滞胀危机。

据此，新自由主义者开出医治药方：一方面是政府干预最小化、压缩社会福利、节省财政开支；另一方面是严厉打压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削减工人工资，保持自然失业率，建立雇佣劳动者后备军。在刺激经济活力方面，新自由主义者提出放松管制和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推行税制改革，减少对高收入者征收所得税和对大公司征收利润税，刺激“经济主体”投资和储蓄；在对治通货膨胀方面，他们主张运用货币主义政策，严格控制货币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