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资料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结合

我国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的是纯而又纯的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经济成分为存在形态。这样的所有制结构超过了原本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造成了生产上的低效率和分配上的穷平均，形成了既无发展效率也无现代意义上的公平的两难局面。这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中，留下的宝贵历史经验。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可见，公有制的建立从历史规律性来看，是在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是生产私有制扬弃的结果，“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8]从价值取向性来看，公有制的建立是克服生产资料私有制下，一切分配不正义、不自由、不自主和异化的制度保证，是保证消除阶级差别、体现劳动者对其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促进人类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才能保障无产者的财产权，才能保障劳动者不被资本家所剥削，才能保障无产阶级的分配正义的实现。但是也只有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展，人类社会在第二阶段的充足发展上，才能保障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而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开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之路，由此基础上建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自然会因为缺乏相应的社会生产实践基础而走向失败。

从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向多元所有制经济结构转型的首要理论基础是对中国社会的客观认识，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为此，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给予了科学的回答，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29]邓小平将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阶段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这就从理论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科学的定位：其一，从社会生产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初级阶段，在此阶段下有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有着利用资本逻辑，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这就为建立多样化的所有制结构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其二，从社会价值属性来看，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一直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价值属性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

正是在确立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30]由此可见，从单一公有制转向多元所有制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赋予的客观必然性。由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制度保障。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不仅仅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更重要的是作为保障中国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基本经济制度。而多种所有制并存，则是对应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产生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