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规律及生产资料公有制

（一）《教科书》的头脚颠倒

从苏联工业化的进程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的脉络是：首先，利用武装力量夺取、建立苏维埃政权；其次，利用政权的强制力量强制推行国有化与集体化，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最后就是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是先实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然后才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由国家来推进工业化。换句话说，苏联是先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后发展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生产力基础。理论要超越实践，但科学的理论不能脱离实践。苏联现实的这种历史进程到了斯大林和《教科书》那里是如何被改造以适应理论所需的呢？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中，生产关系都包括三个部分：“（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丙）完全以他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斯大林把生产关系理解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解为生产资料的归属，他认为生产关系回答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个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且被用来剥削其他的个人、集团和阶级”。此后一段时间内，这种对生产关系结构的理解在苏联经济文献中一直占有统治地位。这里最须注意的是，斯大林将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首要内涵的目的。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不同，前者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后者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不再是资本，因为靠资本进行剥削的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被剥夺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阶级。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排除了人剥削人的现象。……社会积累起来的全部劳动，即社会所拥有的用来继续进行生产的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它们不再是与劳动者对立并奴役他们的力量。‘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不过是增殖已经积累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的劳动只不过是扩大、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需要注意的是，这段话中包含了三个重要的问题：（1）消灭了剥削关系，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就等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什么？（2）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劳动力真的不再是商品了吗？那么又如何解释苏联存在的严格的等级工资制度？（3）“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是否等于“扩大、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人民的利益”所指并不明确，是否存在着借此名义侵害工人或他人个体利益的可能性？对于这些问题，《教科书》不是置之不理，就是借“经典”之口直接下判断，既没有实践依据，也缺乏科学论证，回避问题与矛盾就成为《教科书》的典型特征之一。

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斯大林片面提出苏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的理论观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已经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分配的。这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特征，是不受剥削的工作者之间的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由此斯大林断言，“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斯大林的这些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完全脱离了苏联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奉旨而作的《教科书》不过是体现领袖的意志。

既然不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何在呢？斯大林提出，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他认为，苏联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界限已日益泯灭，旧时的阶级特殊性已在日益消失，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间的经济上政治上的矛盾日益降低和泯灭，于是就造成了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统一的基础，苏联人民“各阶层在道义上政治上的统一是种无可辩驳的事实”。“构成苏联社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在友爱合作的基础上生活和工作的。”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却表明，这种发展动力观完全脱离了实践，完全不是科学的理论观点。从全体人民经济利益一致的观点出发，斯大林提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主张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积极过渡，而且，全民所有制只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并在实际工作中，把国家所有制等同于国家经营，劳动人民事实上根本不占有生产资料，无法实现管理生产、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

（二）分裂的理想与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所有制只有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社会的生产资料十分丰富，能够被每一个社会成员平等、直接占有或结合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意义上的社会所有制是建立在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彻底结束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状态，从而实现了劳动与劳动手段即生产资料的直接的无中介的结合。从这种意义上，他把这种社会所有制又称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有着巨大的鸿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占有物质财富的巨大差距，以及人们经济、政治权利事实上的极不平等，使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原则因缺乏经济基础而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认为要使启蒙思想家（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自由、平等的理想真正变成现实，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即消灭不平等、奴役和阶级对抗的经济基础，用社会所有制取代私有制，使民主、自由立于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本质在于用社会所有制的经济基础确保“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真正实现。所以，马克思只是把社会所有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一，而非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预言了生产资料由私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的必然性，然而他们也认为这一发展过程有两种可能的途径：一种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另一种是在法权上的或行政命令上的社会化。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合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化才是进步的条件，而强迫命令式的社会化则会给进步带来危害，因为这种社会化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激烈的冲突，使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而悬浮在半空。列宁在1918年就注意到了苏联实行的公有化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质的不同，“要从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

但这没有阻止落后的苏联加速国有化的进程，也没有阻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未能正确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与社会所有制关系的论述，不恰当地将公有制或国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甚至把它与社会主义本身简单等同起来。而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等目标却被忽视甚至否定了。这种对手段与目的关系的颠倒，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留下了惨痛的教训。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推进生产资料公有制呢？这样做最直接或最根本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三）快速工业化的手段——国有化与集体化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分裂说明社会主义是个实践命题。苏维埃希望维护政权的稳定，证明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在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加快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而公有制或者说国有化无疑是控制资源、解决财政危机、提供工业化资金最重要而有力的手段。1925年12月作为工业化的代表大会的联共（布）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当苏联国内约400万产业工人的队伍增加到1500~2000万人时，建设新社会的胜利将会有保证；而“扩大固定资本的问题、新工厂的建设、新矿井的兴建，以及对现有工厂矿井的扩大和重新装备和为此寻求必需的资金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1.国家控制社会经济资源的手段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并不具有掌握整个国民经济的强大力量，通过没收与剥夺等措施，只掌握了“制高点”——大工业、银行、通讯、贸易等，在工业、商业和农业中都还存在着大量的私人企业与小商品生产。“危机感”时常困扰着落后的俄国“非常脆弱”的社会主义。即使经过军事共产主义的洗礼，1920年的工业调查显示，只有1个工人的企业数占国营企业总数的13.9%，只有2~5个工人的占53.7%，尽管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据说国有化仍然没有“完成”。国有化被用来作为克服危机、对付战争和战争破坏的手段，全面国有化并非是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发展到“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情况下形成的。恰恰相反，它是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的情况下，为了集中全国的人力和物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加速工业化，提高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而实行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农业集体化则是由于加速发展工业，尤其是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不得不采取把农业剩余作为提高资本积累能力的主要手段。农业集体化是为了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进行生产，不能因为剪刀差造成的农业比较效益差而放弃农业生产的一种制度安排。为了达到此目的，国家还规定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农民由此失去了自由迁徙与选择职业的自由。

为了确保某一个计划的执行与完成，国家就需要制订一系列的相关计划来保证，如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等等各相关方面，也就是为保证计划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的最好方法是把所有可能涉及的一切都纳入计划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这实际上构成了计划经济制度运行的规则。从苏联的实践来看，在完成了工业、交通等非农产业的国有化，初步建立了计划经济制度以后，以分散的个体所有制为主的农业、手工业立刻就成为计划经济运行的障碍。为了保证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计划的顺利实施，迅速地推进农业集体化就成为计划决策者的唯一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控制粮食的供应、出口、换汇、购买国外的设备等等。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制度能够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是保证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的稳定性，并尽可能地将外部因素转化为系统内可控制的部分。由此，国家还必须严格地控制对外贸易，以阻止国外竞争与国际经济分工影响国内的计划经济运行。所以，计划经济本质上必然是封闭经济，它将国内可控制的一切因素纳入计划经济，而将国外的不可控的因素排除在外。而实现这一切必然只能借助于国家的强制力量使全部社会经济资源都归属于同一个所有者——国家，所以，实行所有权的改造，变私有制、集体所有制为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就成为保证计划经济制度持续正常运行的物质前提。这正好被哈耶克不幸言中，即“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使我们不容易使计划恰好停止在我们所希望的限度内，并且市场的自由活动所受的阻碍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计划者就被迫将管制范围加以扩展，直到它变得无所不包为止。

2.国家控制财政收入的手段

列宁的“全俄电气化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方向是“使我们的经济战线和我们的政治制度所取得的水平相一致”。列宁把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向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经济过渡联系在一起，1922年9月在写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我们的情况是特别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恢复固定资本，即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资金，然而正是这个工业，所谓‘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为了能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生存下来，为了在没有外债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不得不“一点一滴地积累资金，增加税收。……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资金，那我们就会灭亡，就不能成为文明国。1923年7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布的命令直率地指出经济工作者的责任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来获取最大的利润，结果就是工业品的涨价和农产品的降价。1913年农民用1普特黑麦可以换回5.7俄尺的印花布，而在1923年则只能换回1.5俄尺，即减少了约3/4。农民能换到的糖也减少了2/3。黑麦的平均购买力10年间降到了1913年水平的25%~40%。1913年农民用6普特小麦换1张犁，而在1923年则需要多3倍的小麦，等等。需要指出的是，1913年是战前俄国农业最高产量年，产量远高于1923年。1922年的农业产量达到战前的3/4，1922/1923年度农业总产量为战前的78%。当然，新经济政策也使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得以复苏，1921年工业生产达到战前的33%，1922年达40%，1923年达。从数据来看，1923年农业产量的增长超过工业产量的增长的相对量仅仅为28%，哪里能够支撑工业品相对价格上升3倍以上。实际上，这种剪刀差让农民损失了5亿卢布，是其购买力所及需求的一半。工业品价格不切实际地盲目提高，农民购买力的急剧降低，导致了工业品大规模的销售危机，销售危机则极大地打击了国家的财政体制，许多在建的大企业不得不停工或关闭。谷贱伤农，销售危机随后而至的是粮食危机，农民不愿按定价出售粮食。1927年底斯大林开始发动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因为从集体经济中更容易拿到粮食。农业纳入国家控制系统后，1928年（集体化初期）谷物总收获量是45亿普特，农民售给国家6.8亿普特；而1932年的总收获量是43亿普特，国家就拿走了13亿普特！1931-1933年，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深入苏联传统产粮区顿河地区农村去体验生活。肖洛霍夫看到集体农庄的收获几乎被国家征光了，征粮队像对待囚犯那样对待农庄庄员，农村到处出现挨饿现象，不少地方大批饿死人，生产管理糟糕得难以想象。肖洛霍夫把这些触目惊心的情况，多次写信向斯大林汇报，希望能得到纠正。1933年4月16日，肖洛霍夫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仅仅在韦申斯卡亚区（北高加索）有2000户农户因没有完成交粮指标，就被开除出集体农庄，随后被没收财产，连种蔬菜的地也被没收，这些家庭只好等着饿死。征粮队挨家搜查粮食，“法院把从其宅旁地搜出粮食的人判了10年徒刑。

仅韦申斯卡亚区因粮食问题被判刑的就有1700人左右。他们的家人随即被迁往北方。农业危机，造成1932年俄国东南部和乌克兰致命的饥荒，付出了成百万的生命代价。尽管有饥荒，斯大林却拒绝减少粮食和其他食品的出口数额，因为他们需要支付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进口的款项。

“工人阶级从其胜利的那一刻起也就由剥削的客体变为剥削的主体。”钱真的流入工人阶级的口袋了吗？没有，工人的工资也仅够维持生存。“所谓工业化，不仅是说工人阶级要忘我地劳动，而且是说农民要无穷无尽地作出牺牲。”“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不在于比资本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生产者那里取得的更少，而在于取得更多。”从下表数据中，我们就可以获得明确的认识。1928年集体化的初期，营业税和上缴利润占财政总收入不足50%；而到了集体化完成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的1932年这个比重就达到了空前绝后的88.33%。3.营业税也称交易税、周转税，是商品计划价格和成本之间的差额，分为三部分：一是对烟、酒、食盐等的课税，是一种间接消费税；二是对工业部门生产的消费品所征收的消费品税；三是农产品税。国家将消费品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定得非常低，甚至低于生产成本，但在卖出时定价要翻几倍，甚至几十倍，营业税就是国家抽取这个差额的工具。如1939年政府以15卢布/吨买进小麦，却以107卢布/吨卖给加工企业，归根到底负担交易税的是农民。

但是，对于快速工业化来说，在短期内通过税收和公债的途径来动员资金不但需要“重大的努力”，而且缺乏“切实的保证”。发行货币，靠通货膨胀来筹集资金就是最具有“优越性”的方法了。1930年，苏联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了45%，即较之生产消费品的工业产量的增长速度快1倍多。类似的趋势一直持续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仅仅印刷更多的纸币以支付政府的用款。无疑，这是现代通货膨胀的主要源泉。”从经济学上来说，通货膨胀是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压低利息率、压低实际工资、增加资本的利润和增加就业的重要手段。套用凯恩斯的话：“摧毁现存社会基础的最狡猾而又最可靠的方法，莫过于发放通货。这一过程把经济规律的全部看不见的力量都投放到破坏的方面，而这样做时使用的方法，一百万人中间也不会有一个人能够弄得清楚。”苏维埃政府通过如此高的货币发行量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者说通过有计划的通货膨胀，将财富集中到国家的手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1928年的价格指数为100，则1932年为255，1937年为536，1940年为637，战后1945年为1398，1947年为2045，达到顶峰，以后开始下降；1961年下降到874，以后价格就基本保持在这个水平上了，约是1928年的近9倍。

国家预算收入从1928年的80亿增加到1954年的5718亿，增长了70余倍，不可谓不惊人。1928年，52%以上的物质生产（包括城市和乡村）是由私人经济成分承担的，但它们所提供的积累却只占1/3，而公有制部分的积累定额是27.1%。1928-1929年，苏联经济的公有经济成分第一次生产了一半以上的物质财富，工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的比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工农产品价格扭曲导致了工业增加值在国民收入比重中以及工业利润上缴比重的虚增。而且上缴利润的比重呈现逐渐上升态势，说明国有化与工业化已见成效，国家已经控制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

3.国家控制劳动力配置的根本基础

发动农业集体化的直接原因是粮食危机，但借此使小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把作为自由生产者的农民转变为工业、农业机器上没有任何主动权的“小螺丝钉”，也是重要的意图之一。集体化涉及了苏联人口的近4/5。工业化过程中前所未有的扩大雇员的规模发生在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工人与职员的数量，与1928年的1150万人相比，1932年达到2290万人，增加了1140万人，年均增长285万人！其中超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新增工人和职员的68%来自农民，即使到了1933-1937年间，这一比重也达到了58%。1937年，工人和职员中的5/6是1926年后参加工作的，1926年前参加工作的仅占总数的1/6；女性职工在工业中的比例是41.6%，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首次达到35.4%。工业所能够吸纳的劳动力渐至饱和，表42数据显示的信息是，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从1930年以后出现了递减的趋势，同时工人人数的增长越来越接近于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并且在1932年超过了它，而这种情况是发生在基本建设投资和生产固定基金高增长的前提下。这种情况显示出劳动生产率下降了。1932年，公有化经济成分拥有工人和职员总数的99.2%，而创造的国民收入只占55.7%。这说明公有化经济成分的效率是远低于“资本主义成分”的。靠大规模地增加投资和劳动力的增长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出来，如此的高增长难以为继。就有许多人将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归咎于大量的“低素质、思想落后、自由散漫”的农村劳动力。于是“顺理成章”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把1933-1937年国民经济补充劳动力的总需求放在了吸收城市居民和在城市中接受过必需的培训的人。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更明确和有的放矢地调整农村居民往城市迁移的措施可能的问题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限制了农业人口转变为工业人口的可能。这个过程在我国50年代也出现过，一五时期我国也曾大规模鼓励农民进城当工人，1958年大跃进失败后，才采取了严格的户籍限制，阻止农民进城。1932年底，政府责成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将擅自外出参加固定或者临时工作的人开除出劳动组合，实行了严格的居民身份证制度。

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大规模地使用劳动集中营的制度来进行工程建设也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斯大林在当政的近30年里，几乎没有停止过“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制造了数不胜数、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据1988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仅有案可查的就达2578575起莫须有“案件”，涉及3778234人，其中而没被处死的大多数人就成为苏联的免费劳工。在那些被逮捕、入狱后处决的人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党政机关的领导人物。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保守派被彻底根除。在叶若夫的牺牲品中，既有以前反对斯大林派别的成员，更多的则是在斯大林与其反对派长期斗争中曾经坚定站在他一边的人……被清洗的人中有三个是前政治局委员……还有三名是候补委员……绝大多数当地专业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失踪了。武装力量之大高级军官也遭受了相同的境遇。根据一项较符合实际的报道：“苏联除5个元帅中的2名，15个集团军司令中的2名，58个军长中的28名，195个师长中的85名，406个团长中的195名未被逮捕之外，其余人等无一。1933年苏联白海-波罗的海运

河运河旨在连接国家的重要港口列宁格勒到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口，以便使苏联的海军舰队可以来回游弋。全长247公里，但由于水深只有12英呎，仅仅能满足小型驳船的运行，经济军事价值大打折扣，而苏联却视之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例子。工程由1931年开始到1933年完成，只花了二十个月的时间，比原定工期提前四个月完工，工程几乎都以人力进行。事实上，这是苏联第一个利用劳改犯的大型工程。相关的委员会调动了15万的犯人。苏联当局以此作为劳改成效的证明，由于他们的理念是“以劳动改造人”。劳动条件非常恶劣，疾病、营养不良和恶劣的环境导致了大量伤亡（具体死亡人数有争论，有学者估计在10万人左右）。在当局精心安排下，最残酷的情况被掩饰之后，一班成员包括高尔基、阿列克赛·托尔斯泰、什克洛夫斯基、淑雪兼珂等作家和艺术家进行了参访，并撰文称赞这一成就。后来那些“英雄式的”工人和工程师的事迹，作为史诗式的列传被详细收录，制成宣传册子，但后因斯大林处决了该事件中所有的主要人物，宣传册子被一一召回。建成，基洛夫评价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在这样一个地方建成这样一条运河，这确实是一种英雄业绩，因此应该公正地评价我们那些领导这一事业的肃反工作人员，是他们真正创造了奇迹。”确切地说，创造奇迹的是数十万囚犯。集体化过程中上百万所谓的富农和中农被剥夺；30年代的大清洗，又增添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由此，国家政治保卫局掌握的不仅仅是能够建成运河的巨大力量，而且是研制飞机和核武器的高科技力量。这些免费的劳动力对苏联快速工业化贡献巨大。

大一统的公有制的天下，配以严厉的行政制度，逼人就范的力量就此形成。劳动者们主动或被迫地参加着“星期六义务劳动”和接连不断的各种突击活动、劳动竞赛，“工人干活不是8小时，而是12~16小时，有时甚至是36小时连着干——决不能让生产遭受损失！”就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受奖者也说：“这里是服苦役，难以忍受的苦役。我们仇恨这些锻锤，这些灼热的炉子，我们仇恨我们的不自由的劳动。”就是苏共自己也不讳言苏联人民为工业化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在1961年党纲里承认“苏联的工业化——是为使国家摆脱落后，不惜力量、资金，自觉过苦日子的工人阶级、全体人民的伟大功勋”苏联共产党党纲，莫斯科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