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生产关系与信息生产力的冲突

新的萌芽和传统体制的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生产力提供的新功能被传统体制束缚,无法发挥其提高效率、增强功能的巨大作用;二是传统体制和管理方法无法应对信息生产力带来的新问题、新风险、新隐患。这样的情况很多,这里仅举四个突出表现,作为这种冲突的案例。

表现一:三网融合的教训。

三网融合是20世纪末出现的信息网络发展趋势,主要是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功能急剧趋同。我国三网融合政策讨论了十几年,本来应该利用信息通信网络技术优势和广电节目内容优势,向消费者提供优质信息内容服务,但由于广播电视和信息通信行业的管理体制不同,各方利益相互掣肘,多年议而不决,错过了三网融合宝贵的时间窗口。

表现二:网络与信息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近年来,围绕互联网安全问题,国际国内话题不断。从世界范围看,美国“棱镜门”事件曝光,导致网络安全问题再度升级。在国内,个人信息安全、黑客攻击、病毒肆虐等信息伦理问题,一再引起社会关注。事实上,伴随着虚拟化、大数据、云应用、自带设备办公及可穿戴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互联网信息安全正面临着不断增多的新挑战,隐私安全问题愈加突出。随着4G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网应用将呈现爆发式增长,而这些应用的广泛使用也将给恶意软件等创造机会。在互联网广泛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今天,互联网安全与个人、国家、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所说,“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

表现三:信息孤岛成为信息化发展的瓶颈。

信息孤岛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信息生产力和现存生产关系的冲突的一个典型表现。

早在20世纪末,随着国家信息中心和各部委、各省市信息中心的建立,许多矛盾开始暴露。不要说各部委之间,就是一个部委内部的各个司局之间、甚至各处之间都存在着封锁信息的重重壁垒。至于地方政府在信息问题上的保护心态更是众所周知。工业时代初期,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冲破阻碍商品流的各种障碍和壁垒。今天的情况与三百年前十分类似,只不过今天受到重重阻碍的不是商品流而是信息流。食品安全问题的处理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为了实现食品信息的全程追溯,必须由总理召集多个部委开会协调。

究其根源,信息孤岛来源于所有制和管理体制中的权力分配。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分工链条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普遍存在,掌握了信息就掌握了主动权。在一定的意义下,信息就是权力,信息就是财富。所以,在工业时代形成的体制和环境中,信息孤岛的出现是必然的。然而,信息生产力的作用只有在信息畅通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这一基本矛盾,导致了当前的许多冲突。从本质上说,这正是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的一种冲突。

表现四:均衡发展与马太效应的悖论。

马太效应是任何复杂系统中都存在的一个现象,在社会经济系统中也不例外。从系统科学的观点看,马太效应是一种正反馈现象。就经济现象来说,分工带来的差别总是不平衡的,占据了有利地位的一方,可以凭借其在各种方面(财富、信息、地位等)的优势,得到更大的收益、取得更有力的地位,从而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情况。

在工业社会中,马太效应就是存在的。然而,信息生产力的出现,使得这种情况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大。原因还是在于信息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的信息不对称放大了马太效应,缩短了正反馈的周期,加快了不平衡状态的形成和发展。近年来我们看到的一些“一夜暴富”现象就是如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

面对着这样的变化和情况,旧的生产关系显得无力应对。美国和西欧各国政府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面前束手无策、穷于应付的状况就是现实的案例。从理念和应对方法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应对体系(即生产关系)是建立在传统经济理论基础上的。而传统的经济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一般均衡模型(阿罗—德布罗范式)。这种理论的信条是把负反馈当作经济系统的基本演变方式。表现在现实政策选择上就是绝对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相信市场有完全的能力回归均衡状态。在他们的理念中,正反馈是罕见的、暂时的特例,完全不必加以认真的考虑,只要时间足够长,一切都会回归常态。然而,正如凯恩斯调侃的:“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所以,传统的经济理论,以及建立在它们基础上的体制,无法应对今天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马太效应完全顺理成章。

统计资料表明,近30多年来,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改革生产关系、应对马太效应的紧迫性。处于改革深化中的中国,更需要认真地思考和处理这个根本性的矛盾。

以上各种现象和表现充分证明,建立在传统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形成于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关系,已经与信息生产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和矛盾;它已经非常不适应今天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这种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体制不适应：新分工格局对于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的冲击

我们这里说的体制包括政府、行业和社会三个层面。在政府层面,管什么不管什么是一个根本性的体制问题。我们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然而政府管得过多仍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审批项目过多就是表现之一。上面提到的信息孤岛,实际上就是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的结果。导致许多贪腐行为的“寻租”现象也来源于此。充分利用信息生产力,把权力放到阳光下、关到笼子里,这就需要体制的革新,即生产关系的变革。

在行业层面,突出的问题是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对于利用全民的资源、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决不能再简单地搬用传统的企业理论来经营和管理,而要按照信息时代的理念,使其担负起社会责任和公共义务,成为和谐社会的支柱,而不再是被老百姓诟病的腐败温床。

在社会层面,迫切需要调整分配制度,包括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要按照新的分工合作的理念,正确认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物质产品生产和精神产品生产的分工合作关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整顿各种利益链,真正做到让诚实的劳动者享受改革的红利,使不劳而获者没有空子可钻。这不能靠喊口号和搞运动,而要靠新的生产关系。

二、政策不适应：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策缺失

信息生产力提供的手段和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普遍的公共服务发挥作用的。互联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为广大普通群众提供了创业机会和话语权,大大降低了人们参与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门槛,成为释放蕴藏在群众之中的巨大能量的难得机遇。电子商务和网络媒体的崛起,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传统的体制却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仍然坚守着高门槛、集中式的工业时代的管理方法和行业格局,许多政策有利于强者和既得利益者,不利于草根和广大群众。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群众和小微企业的发展受到种种制约,使得信息生产力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另一方面,垄断力量得以利用这种体制上的优势,进行操纵,获取暴利,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太效应。在这种状况下,贫富差距必然拉大;提高公共服务的善良愿望得不到实施;有利于公众的好事挣不了钱;而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加大社会矛盾、败坏社会风气的不良倾向却大行其道(例如高级别墅和奢侈品行业),还似乎很有“道理”,甚至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这样”。

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特有。欧美国家近年来同样面临类似的情况,“占领华尔街”就是其突出反映。这就充分证明,信息生产力迫切需要新型的生产关系。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要能够真正把信息生产力带来的红利提供给全社会,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必须能够有效地控制马太效应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分裂。这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面临的共同议题。

三、法律不适应：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在信息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全社会各个领域的法律法规都面临着调整和建立相关法律制度的繁重任务。其中互联网是一个突出的领域。

互联网的非中心性、跨地域性、高度的自治性及互联网上法律主体和法律行为的虚拟性等特点,对现行的法律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电子商务税收、虚拟财产、网络代购、隐私权保护等经济现实中出现的引起社会巨大关注和影响的事件,面临着无法律规定可循或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问题。我国现有的信息法律法规散见于不同的部门法规中,各法规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映射和支持,已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进步引发的全社会经济活动多样化、复杂化的时代需求。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基于互联网经济活动的立法、修改法律,完善机制等一系列活动,我国也应当积极投入其中。

四、观念不适应：传统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

任何生产关系的形成和维系,从根本上说是靠人,靠按照相应的价值观联合起来的人。这里说的观念,是全社会的人所共同认可和遵守的理念和规则。这是任何社会和经济系统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和背景。这种观念是管理者和社会成员(至少是大多数成员)的共识,即核心价值观。

农业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是帝王大一统思想,所以王朝可以更迭,封建制度及其生产关系仍然得以延续下去。工业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是“理性经济人”和“个体利益最大化”。信息时代的新型的生产关系,需要建立在全新观念的基础上,这就是“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新价值观。

总之,以上四个方面的不适应,造成了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使得信息生产力的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使得社会和经济系统的不平衡和矛盾加剧。人们所说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现在面临的是硬骨头”指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主动地、有步骤地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渗透,大大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的宏观结构、微观机制、发展方式和根本性质,形成了不同于工业时代的信息生产力。无论从中国还是从全球范围来观察,这已经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顺应时势、及时推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符合新的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将会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挥重要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方面,政府的科学理念和有效措施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考虑作为开放的、人和技术及环境密切结合的复杂巨系统的经济系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不但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

针对目前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需要从主动调整管理部门的体制和功能、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或修订、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形成、相应的社会规范的宣传和形成等四个方面入手,积极地引导和推进生产关系各个环节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