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冲突

四、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冲突

1930年3月，陶行知发表《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生活教育以生活为中心，它与几种传统思想是冲突的：

第一种传统思想与生活教育冲突的是“文化教育”。

所谓“文化教育”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教育。陶行知认为，一切文化只是生活的工具。在生活教育中，文化是有地位的，但不能以文化为中心而喧宾夺主。陶行知反对“在各色各样的课堂中，讲授文化生活而忽视真正的文化生活”，“它认定文化生活即是文化教育，用文化生活来教育，给文化生活以教育。”（Ⅳ，462）

第二种传统思想与生活教育冲突的是教、训分家。

在当时中国的传统学校里，教育与训育分家是普遍的现象。教育好像是教人读书，培养知识，管课内之事；训育好像是训练人做人做事，训练品行，管课外的活动。在传统学校里历来如此，从来无人怀疑这是否合理。

在生活教育中，生活即教育，承认一切非正式的东西都在教育范围之内；生活即教育，是教育从书本到人生的，从狭隘的到广阔的，从宇宙的到手脑相长的，从耳目的到身心全顾的。陶行知指出：“智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的，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生活教育下只有纵的分任，决无横的割裂。”（Ⅱ，559）

第三种传统思想与生活教育冲突的是教育等于读书。

在生活教育下，书只是一种工具，要活用不可死读，过什么生活就用什么书，做什么事就用什么书。

关于书和读书，陶行知曾多次精辟地论述过。其要点如下：

1.新、老八股都是靠片面的工具文字与书本来表现。文字与书本只是人生工具之一，而新、老八股教育拿他当作人生的唯一工具看待。文字与书本，倘能用的得当，还不失为人生工具之一，但新、老八股的学生们都不用他们来学“生”，偏偏用来学“死”。陶行知说：“中国教育所以弄到山穷水尽，没得路走，是因为大家专靠文字、书本做唯一无二的工具，并且把文字、书本这个工具用错了。”（Ⅰ，115）

2.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是一样的性质，都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书里有真知识和伪知识，读他一辈子，不能分辩他的真伪。可是用他一下，书的本来面目便显了出去，真的便用得出来，伪的便用不出去。”（Ⅲ，608）

3.寻常人有个误解，就是误认读书为教育，只要一提到教育，便联想到读书认字，而不顾到别的生活需要。“认字读书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谁也不能否认。但是样样教育都要从教书入手，走不得几步便走不通了。”（Ⅱ，437）

4.“书呆子就是读书没有目的的人。”（Ⅱ，14）

“为读书而读书，为讲书而讲书，为听书而听书，为看书而看书，再不应该夺取我们宝贵的光阴。用书必有目的，遇到一本书，我们必须问；您能帮助我把这件事做得好些吗？您能帮助我过一过更丰富的生活吗？……读、讲、听、看，都有一贯的目的，这目的便是它对于‘用’的贡献。”（Ⅱ，652）

5.“我国的教育历来只是教员教书，学生读书，刻板式的自古迄今不稍变易，就是读死书，死读书，读死书，因此弄成整个死的教育！”（Ⅲ，493）

“本人不是单提倡实践，而轻看书本者，不过我们要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以书本为工具，将书本置于两旁，而最要者还是做，拿书本与社会对照，非为读书而读书，亦非因科学而科学。”（Ⅲ，494）

6.“假使书是应该读的，便应使人人有书读，决不单单使一部分的人有书读叫做读书人，又一部分的人无书读叫做不读书人。比如饭是必须吃的，便应使人人有饭吃，决不能使一部分的人有饭吃叫做吃饭人，又一部分的人无饭吃叫不吃饭人。从另一面看，只知道吃饭，不成为饭桶了吗？只知道读书，别的事一点也不会做，不成为一个活书架了吗？”（Ⅲ，608）

第四种传统思想与生活教育冲突的是学校自学校，社会自社会。

生活教育重视“二亲原则”。陶行知说：真正的教育必须和人民万物亲近。“与人民亲近是‘做人’的第一步，与万物亲近是格物的大门口。专在书本上学‘做人’、‘格物’的道理，究嫌隔膜。所以我们要把汗牛充栋的书本移在两旁，做我们生活的助手，不可使他们立在中央，把我们和人民、万物的关系离间掉。”（Ⅱ，443）生活教育要求，拆去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围墙”以达亲民亲物之境界，并把整个的社会当作学校，因而与“生活即教育”蝉联而来的是“社会即学校”。

第五种传统思想与生活教育冲突的是漠视切身的政治经济问题。

既然“社会即学校”，那末，社会的中心问题——政治经济问题也必然是学校的中心问题。陶行知和晓庄的同志们在实践中探索得出“政富教合一”的伟大真理。这不仅道出了教育要为政治、经济服务，而且深刻地反映了政治、经济与教育三者的内在依存的本质上的关系。陶行知指出：“政富教合一的根本观念是要将政富教三件事合而为一。如何使他们合起来？要叫他们在‘逐民之欲达民之情’上合起来。现在这三件事的中间有很大的鸿沟。它的根本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富人拿政治与教育作工具以遂富人之欲而达富人之情；二是政客拿富人之力与教育以遂政客之欲而达政客之情；三是不肯拿教育给富人和政客做工具的教师们存了超然的态度，不知教人民运用富力和政治力以遂民之欲而达民之情。”（Ⅱ，561）

在晓庄学校最初定教育目标时，对于政治经济问题即特别重视。政治经济问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自然也应是人们生活的中心问题，更是教育不能违避的问题。因而“社会即学校”是合情合理的真理。否则，学校教育便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陶行知清醒地看到，只有“等到富力成为民的富力，政治力成为民的政治力，然后生活才算是民的生活，教育才算是民的教育。”（Ⅱ，561）

以上是陶行知在《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中明确提出来的，可以说是生活教育向传统教育挑战的宣言书。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80％。陶行知认为从农业文明进到工业文明，教育应当使农民做机器的主人，不做机器的奴隶；这种主张是与“先富后教”、教育不管政治一类的传统思想冲突的。在陶行知看来，凡是凭着特殊势力压迫人民，致使民之欲不得遂、民之情不得达的，都是我们的公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