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经济体制是什么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曾经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实绩，例如二战以前的苏联和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对此即使挑剔的西方学者也是不否认的。作为这一体制基础的古典公有制企业，表现出了某种突出的效率优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工业化水平很低的起点上，中央政府集中资金、人力、物资，在短期内建立了一批构成现代工业基础的大中型企业。首先，与通过商品经济自然发育推进工业化的常规道路相比，这种企业生成方式一方面避免或减轻了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痛苦（但它带来了另一种痛苦，即剥夺农民），另一方面使对加快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的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大中型企业的形成时间大为缩短了。其次，古典公有制企业中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企业对职工就业和生活条件的全面“承包”，增加了职工的平等感和安全感。此外，革命胜利后人民群众对新制度的热情和责任感，使意识形态方面的“投资”颇有成效，部分抵消了古典公有制企业诸多方面的缺陷。

然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黄金时期”未能持续下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传统体制的固有缺陷随着体制的逐步成熟而突出起来，原来多少可以忽视的体制中的问题变得无法继续忽视了。其次，原来对体制缺陷起抵消作用的某些有利条件正在减弱乃至不复存在，如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下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经济规模的扩大、生产品种和生产部门的增加，以及投入产出过程与整个经济结构的复杂化，不仅使传统体制的固有缺陷加速暴露，也使原有的某些体制效率优势转为劣势。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以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非均衡开始明显表现出来，反映在经济发展上，就是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危机：大起大落（例如在中国）和增长减慢（例如在若干东欧国家）。古典公有制企业普遍呈现出体制效率下降的趋势。

激励机制的问题最为直观。由于企业有效利用资产得不到相应的资产收益，职工努力生产得不到相应的报酬，按劳分配这个由来已久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从未被认真执行，企业和职工积极性不高成为严重的问题。对企业经理来说，虽然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获得行政升迁是一个诱惑，但这并非一种牢靠的关联，实际得到提升的并不总是出色完成国家计划的人。政治动员与实际经验的冲突导致并加深了人们对它的怀疑，“只讲贡献，不计报酬”式的宣传已难以得到大多数人的积极响应。积极性低落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搪塞应付，隐瞒谎报，创新乏力，容忍对国有资产的浪费，以至消极怠工（罢工实际上是不允许的）。由于激励机制是整个经济体制的基础，它的种种问题不可避免地传导到经济体制的其他方面。

曾被人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央政府集中资源从事大型项目建设，超前实现部分工业化目标的优势正在迅速减弱。这主要不是由于计划水平的下降（实际上计划水平是有所提高的）和计划工作人员更加不努力，尽管随着政府机构膨胀而滋生的官僚主义作风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计划工作的效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复杂程度的提高，使得政府计划机构碰到了自身理性边界的限制。如果说过去中央政府面对几百个大型企业采取直接控制方式还算有效率的话，当它面对几千个、几万个、十几万个以至更多的企业，继续沿用这套管理方式就力不从心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了。即使在金融体系和商品市场欠发达时，政府借助行政手段大量而迅速地动员和集中资源被视为一种优势，政府在投资方向和项目的决策上却并无确定的优势可言。特别当投资部门和项目大量增加时，决策失误事实上明显地递增。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政府对资源重新配置缺少有效的办法，甚至缺少应有的关注。除了与资源初次配置时所遇到的相同的信息不足等问题外，造成这种状况更基本的原因是政府能够容忍资源的无效和低效配置。

约束机制上的缺陷所导致的问题同样突出。既然干多干少，甚至干与不干一个样，那么，在取得同等收入的情况下尽量少干或不干的“搭便车”行为便得以蔓延，日益增多的人们加入了谋求努力最小化的行列，一种似乎不正常但却能够得到合理解释的现象发生了：多干被视为“愚蠢”，少干或不干反倒成了“聪明”。至于无偿占用、私分、偷窃公家财物的现象也逐渐变得司空见惯，例如在许多企业里，做“私活”，“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产什么产品，就“吃”什么产品）成了“公开的秘密”。

似乎唯一能给人以安慰的是，古典公有制企业体制中的保险机制仍然能给职工提供某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虽然工资很低，但能按月发放；虽然职业未必令人满意，但原则上不会失业。医疗、养老保险和多种福利供给减少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不过，被纳入这个保险体系的只是“职工”，其中主要是住在城镇的国营企业职工，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则基本上与这个保险体系无缘。正如现在人们已认识到的，确立这个保险体系的代价是高昂的：维持“大锅饭”、“铁饭碗”以及与它们相联系的低效率。

各种迹象表明，古典公有制企业所遇到的不只是个别体制功能的危机，而是全面的体制功能危机。于是，古典公有制企业体制的非均衡有了普遍、持久和趋于加剧的性质。

但是，看到古典公有制企业体制的缺陷比看到它的优点和成就困难，看到导致缺陷的深层原因比看到缺陷表象更不容易。在古典公有制企业体制确立初期，它的缺陷与成就相比并不引人注目。同时，承认古典公有制企业体制的缺陷意味着伤害一种由来已久的信念：公有制企业是理想的、最具有优越性的企业制度。当古典公有制企业的缺陷作为一个基本事实愈来愈显而易见的时候，人们又宁愿把它归结于体制本身的不完善，而不愿把它归结于体制内不可解决的矛盾。于是，尽管改革或改进以古典公有制企业为基础的传统经济体制的观点在较早时候就已提出，但迟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中国，传统体制的某些弊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为最高决策层关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告诫人们不要照搬苏联模式，要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几个积极性。1958年“大跃进”中的权力下放，可以看成是这一思想推动的结果。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和经济工作混乱的加剧，分权格局无法为继。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经济管理权限再次集中于中央。20世纪70年代初期，又曾出现出一次权力下放，当时正值文革时期，更无可能取得什么积极成果。

1958年至1978年间，传统体制的变动具有如下特点：（1）经济增长状况与经济体制调整存在某种内在关联。当经济呈上升势头，形势较好的时候，倾向于分权；当经济增长停滞或下降，需要调整时，则强调集权。（2）体制上的集权与分权主要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3）经济扩张时期多伴以反“右”为特征的政治运动。政治运动既包括党内“路线斗争”，又有普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教育。

这些特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们之间有着可以解释的内在逻辑关系。在经济扩张期间，中央集权过多的计划体制必然遇到基层动力不足和计划组织理性有限的问题。这些问题本是计划体制所固有的。只是当试图完成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它要求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有较强的激励）以及随着经济活动水平迅速上升，变量剧增（它要求中央计划机关有很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时候，这些问题便会非常突出。解决的办法是向地方分权。同时，以政治运动方式进行的意识形态“投资”也能起到某种缓解动力不足问题的作用。然而，获得一定权力和利益的地方政府，有着许多文献已经指出过的强烈的“数量扩张”、“投资饥渴”冲动，经济过热和比例不协调的加剧就成为分权的伴生现象。当过高的经济增长不能维持时，调整时期便来到了。经济运行呈现出周期性变动。调整最重要的是控制投资规模，从宏观上重新组织平衡。由中央所确定的调整目标，通常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和目标存在偏差。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行为可以有两类方法：一是运用规则、指令约束地方政府；二是把重要的权力收回。由于中央计划组织的理性有限，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约束不是等级组织内部、而是等级组织之间的行政约束，第一类方法通常不很有效，而且约束成本很高；第二类方法成本相对较低，而且不会对经济运行带来显著的不利影响。因为调整不要求很强的增长动力，调整通常按短线平衡，属于“松”计划，对信息处理的要求不很严格，从而对中央计划机构的压力较小；压基建和生产规模这样的“硬任务”需要中央的权威和统一安排。

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是一种政府系统的行政性分权。对企业来说，这种分权所带来的只是“婆婆”的改变，而不是它们与“婆婆”间关系性质的改变。这种行政性分权最好的结果不过是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传统体制的实质性矛盾，而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一矛盾。一定时期后，行政性分权伴随的一系列问题将使分权格局难以持续下去。于是出现了人们所熟知的体制收放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