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进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这一理论包括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个方面,其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心内容,也是最有理论创造性的一个方面。

(一)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政策

1.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政策

(1)阐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以及 “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的观点。1955年,在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在经济落后,生产不发达、缺乏生产资料和资金的中国广大农村,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毛泽东的这一思路,阐明了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并形成了先通过互助合作实现集体化,然后在集体化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2)阐明了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和可能性。一是国际国内条件十分有利。从国内来看,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经济不但恢复到抗战前最好水平,而且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工业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政治稳定,社会清明,工农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从国际形势来看,世界和平民主阵营在扩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继续发展,国际环境也十分有利。

邯郸市郊区酒务楼村农民积极报名入社

二是在广大农民中蕴藏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毛泽东认为,土地改革后,贫农、下中农由于经济地位有所改善但仍然不富裕,他们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是农业合作化的中间力量。特别是他们中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所以可以充分利用和正确引导这种积极性,领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三是党领导的各项事业的不断胜利是农业合作化的有力保证。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善于领导农民的特点和优势,并有领导农民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的经验;再加上日益发展的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些都为农村合作化的进行准备了条件。

(3)阐明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步骤和具体措施。一是坚持把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可以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同带有自发倾向的个体农民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推动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进一步巩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这样可以促进和推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

二是坚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党中央要求在抓好农业合作化,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要不失时机地搞好农业生产,保证农业的增产增收,以便农民切实看到合作化的好处,巩固农业合作化的成果。

三是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不能剥夺其财产,不能强迫命令,而要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四是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逐步实现过渡。第一步号召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几户或十几户的农副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三步,在初级社的基础上,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五是坚持党的领导,正确掌握农村的阶级政策。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 “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限制并逐步改造富农”的农业合作化时期的阶级政策。这一政策奠定了农业合作化的群众基础。到1956年底,全国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6.3%,5亿多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合作化,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2.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政策

根据手工业个体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特点,党和政府采取了 “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具体改造过程中从供销合作入手,逐步发展到走生产合作的道路。与此相适应,所采取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从手工业供销小组到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逐步推进的步骤和方式。

毛泽东还规定了手工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方针是,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生活服务,为出口贸易服务,特别强调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他还要求,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方向发展,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手工业生产要纳入国家计划,等等。同时,他也告诫不要搞掉手工业中许多好的东西。如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

到1956年,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已占其总数的91.7%,产值占全国手工业总产值的93%,全国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

(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政策

(1)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坚持用和平的办法,也就是国家采用赎买的方式,有偿地将私营企业改变为国营企业,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赎买的具体方式是让资本家在一定年限内从企业经营所得中获取一部分利润。这种和平赎买的方式,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地顺利进行。

我国之所以能够采取赎买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其一,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其二,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长期保持者统一战线的关系。其三,我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形成了强大优势。其四,国家实行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及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割断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联系。

(2)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第一步主要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既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这些企业的利润,按国家所得税34.5%、企业公积金30%、工人福利费15%、资方红利20.5%四个方面进行分配,即当时所说的 “四马分肥”。资方红利大体占1/4,资本主义的剥削受到限制,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这就使企业具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

第二步主要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利润的分配仍为 “四马分肥”;国家派干部 (即公方代表)进入企业内部,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同工人、资本家 (私方代表)共同管理和改造企业,公方代表居领导地位。这样,资本家的剥削进一步受到限制,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因而已经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第三步是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进入高潮。同年底,全国99%的工业企业和82%的商业企业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标志着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

“红色资本家”: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个分水岭,荣家从此走向低潮。国民政府在前一年推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

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1948年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套购外汇被国民党政府判处缓刑,后交了100万美元才了结,情绪一度陷入低潮,不久他就将鸿丰二厂纱机及设备售与大安纱厂,自己则去香港另设大元纱厂,最后远走巴西,1990年客死他乡。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

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大陆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使其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

我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还坚持做到了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改造资本家个人与消灭他们所属的资产阶级相结合,创造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又一条新途径,也丰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

1956年1月底,全国50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这标志者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据统计,从建国起到1966年,我国大约共花32亿元的低廉代价,对资本家进行赎买。逐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转为全民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