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功过再审视

毕健康^[1]

五年后，面对埃及几次政权变更的乱象，以及穆巴拉克的军人背景，强人塞西的再次执政，重新审视和系统梳理穆巴拉克30年的执政及埃及政治、经济和权力博弈的过程，对理解当下埃及，观察埃及未来走向，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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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1日，政治强人、埃及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被迫黯然辞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穆巴拉克并非一开始就注定成为历史悲剧人物，成为造成埃及动乱，致使人民遭殃的元凶。

穆巴拉克出身平民，长期在军队供职，凭借自己的打拼、智慧与好运，步步升迁，平步青云。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三次到苏联学习军事，“军事过硬”。1969年晋升准将，1970年出任空军参谋长，1972年晋升为空军司令。在1973年“十月战争”中，穆巴拉克作为空军司令指挥埃及空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大规模轰炸运河东岸的以军机场、导弹控制中心、雷达干扰中心、作战指挥部和司令部，掩护埃及大军强渡苏伊士运河，完成了埃及人引以为豪的“跨越”。穆巴拉克，“十月战争”的英雄，由军而政。1975年出任副总统，1981年萨达特遇刺后，当选为埃及总统。

穆巴拉克“掌舵”埃及之初，政治动荡，形势严峻。他当政后立即释放关押的反对党派领袖，直接接到总统府，当面进行政治对话，缓解政治紧张。采取措施，整肃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中的伊斯兰极端分子。1982年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开展舆论斗争，从宗教与文化层面与伊斯兰极端主义作斗争。然而，穆巴拉克时运不济，当埃及政局趋于稳定之时，由于国际石油价格下跌等原因，埃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直到90年代中期才恢复中速经济增长。在经济改革中，穆巴拉克成功地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压力，强调改革必须在埃及老百姓的承受力之内。他利用海湾战争给埃及带来的机遇，成功地分期减免埃及近一半的外债，1991年开始进行稳健的经济改革，最终结束埃及近10年的经济危机。在政治方面，结束动荡，恢复埃及在地区和国际的形象与影响力，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从突尼斯迁回开罗。

穆巴拉克对埃及的前途，进行了前瞻性思考与规划。他认为，埃及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增长过快。这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准确判断。20世纪初，埃及总人口不到1000万人。1917年增长到1275万人，1937年为1593万人，1952年突破2000万人。也就是说，在半个世纪内至少翻了一番。1952年埃及“七月革命”后，人口增长速度更快，1980年增长到4090万人，1998年为6140万人，2008年为8200万人，2015年突破9000万人大关。“阿拉伯之春”爆发的一个燃点，就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造成国际市场上粮价上涨，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中下层人口民生艰难。这当中，人口高速增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埃及国土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但是95%的国土是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的沙漠。尼罗河谷与富饶美丽的尼罗河三角洲，仅占国土面积的5%。为了缓解人口增长给埃及的环境和资源造成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后期，穆巴拉克政府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横向拓展战略。这就是，向荒漠要土地，力图把埃及的可居住面积从5%提高到15%。除了在开罗周边沙漠建设新城镇外，最具雄心的大项目是利用纳赛尔湖水，大规模开发上埃及，“重现上埃及法老时期的辉煌”。1997年，尼罗河新河谷工程(即南河谷三角洲)开始启动。然而，由于上埃及地处偏远，天气炎热难耐，工程过于宏大，资金不能保证，工程技术的困难等，这个项目有头无尾，最终搁浅!

穆巴拉克还以适度的改革和开放，促进埃及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先稳定宏观经济环境，再实施有限的自由化，通过提前退休与再培训，成立社会发展基金等措施，努力恢复经济增长动力，缓解经济改革造成的失业压力。同时，利用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环境，争取外援和外资。因此，90年代中期以来，埃及恢复5%以上的中速经济增长。进入21世纪，虽然难免上下波动，但是埃及经济增长态势总体是好的，穆巴拉克倒台并非因为经济增长乏力，“人民再也活不下去”。

穆巴拉克还有一个梦想，把埃及建设成为工业强国、中东的高科技与金融中心。规划的苏伊士运河工业区，总面积达233平方公里。中国是埃及人民的老朋友和好伙伴，竭力支持埃及的发展和建设项目。由中国承担的北苏伊士经济开发区，一期1.34平方公里已经建成，吸引投资近10亿美元，为当地人民创造了2000个就业机会。二期工程已经全面启动，占地六平方公里。首个地块两平方公里，有望在三年到五年内建成，可容纳200家企业入住，吸引30亿美元的投资。然而，主要由于埃及政府治理能力低下，腐败肆虐，穆巴拉克的宏大规划与工业强国的梦想，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优势产业的呼吁，无一例外地全都破碎了!

回想当年，当穆巴拉克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斡旋穿梭，与美国一起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其中东头号政治家的影响如日中天的时候，谁能料想到他会落得如此下场呢!谁能料想到数千万埃及人民因他的重大过失而遭殃!

曾经是英雄的穆巴拉克，曾经在中东乃至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埃及领袖的穆巴拉克，在埃及政治权力的传承上失去了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违背埃及人民的意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妄图把政权传给其子加麦尔·穆巴拉克，触犯了天条。

埃及位于地中海南岸，非洲东北部，沟通地中海和红海，进而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处于欧洲、亚洲和非洲交接的咽喉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各种文明交汇和密集碰撞的地方。从文明交往与大历史的角度看，埃及属于地中海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法老时期起就与欧洲文明相互交融，而实际上那时埃及文明走在世界前列，比欧洲文明发达得多。自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兴起，阿拉伯人入侵埃及和北非以来，埃及开始伊斯兰化与阿拉伯化历史进程，从东方文明与欧洲文明交融的桥头堡，向伊斯兰教—东方文明转变。然而，地理上的接近使埃及较早地接触到在西欧兴起的资本主义文明，亦即现代欧洲文明。18世纪末拿破仑入侵埃及，正式拉开了埃及再度与欧洲文明交往的进程。而这一次文明交往，深深地打下了资本主义的烙印，同时也导致埃及人在文化身份上具有矛盾性的双重认同问题。简而言之，埃及作为伊斯兰国家向先进的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学习，从军事层面向政治层面进而向文化层面拓展，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进而向思想层面深化。在这个出现反复、矛盾、挫折的长期进程中，埃及的“欧化”、“西化”与延续一千多年的本土文化伊斯兰文明，长期碰撞，博弈斗争。

在长期的英国半殖民统治中，英国留下了很深的影响。1923年宪法颁布后，埃及进入混乱与动荡的立宪君主制时期。虽然英国的半殖民统治对埃及主权的侵犯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坚决反对，长期的政治动荡亦为埃及人民所深恶痛绝，但是所谓的自由宪政实践，也为埃及留下了一定的民主政治传统。1970年萨达特执政以来，实行开放政策，西方的价值理念伴随着西方的资本进入埃及。萨达特有限的政治自由化，经济上向市场经济逐渐转型，使埃及世俗自由派在政治上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具体地说，就是随着中间阶层的有限成长，埃及知识精英对民主的渴求愈来愈强烈，愈来愈直接。埃及的世俗反对派尤其是知识精英，对于穆巴拉克的专权，有意把政权移交给其子加麦尔·穆巴拉克，极为敏感，极为反感。20世纪90年代末，受西方学术界和媒体的影响，埃及国内外一再追问穆巴拉克的问题是，为什么埃及不设副总统?埃及何时设副总统之职务?埃及的知识精英对于加麦尔的动向，十分敏感。比如，加麦尔·穆巴拉克出席内阁会议，作为埃及代表团团长参加埃及—美国总统委员会关于埃美经贸问题的双边谈判，追问加麦尔的“未来协会”什么时候改组为“未来党”，如此等等。1999年，笔者在埃及接触过一些埃及学者。他们认为，当时埃及的选举全都是假的，走走过场而已;穆巴拉克专权;穆巴拉克是最后一个军人总统;穆巴拉克不可以把政权交给他的儿子加麦尔·穆巴拉克!

进入21世纪，埃及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埃及社会上开始涌现出一些新反对派，主要有“卡法耶”(阿拉伯文“卡法耶”意为“够了”，字面意思是穆巴拉克当了这么多年埃及总统，“够了”!)运动、祖国民主化联盟、记者变革运动、埃及母亲会社、“白旗”运动、文学艺术家变革运动、律师变革运动、大学独立运动、祖国改革与变革联盟、埃及政府会社。在伦敦还有两个埃及反对派组织，即拯救埃及阵线和埃及民主社。^[2]这些组织的出现，与美国倡导的“大中东计划”不无关系，但更多是围绕2005年修宪与总统选举而开展斗争的不自觉的组织工具。这种政治上的活跃态势，直接延续到“二·一一”事件发生。

正当埃及人民“要民主”的要求愈益强烈的时候，穆巴拉克一意孤行，决意通过竞争性总统直选的民主外壳，为加麦尔·穆巴拉克“民主当选”总统铺路。这就是2005年修改宪法第76条，对反对党派总统候选人规定了极高的准入门槛。宪法修订案对总统候选人做了三种区分。首先，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与其他合法政党候选人的区分。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250名人民议会、协商会议和省议会选举产生的议员的支持，必须至少获得65名人民议会议员、25名协商会议议员和至少14个省(埃及设26个省和卢克索直辖市)的各10名省议会议员的支持。根据这个条件，唯有执政党才有可能推出总统候选人。其次，为了缓和合法反对党派的抨击，对2005年和2011年政党参加总统选举进行区分，允许当时合法政党无条件地推荐其领导人参加2005年9月7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但是，2011年及以后的总统选举中，唯有获得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各5%的议席(即大约25个议席)，而且在宣布开始推荐总统候选人之前连续开展“政党工作”五年以上的政党，才能推荐总统候选人。这个规定实际上几乎完全排除了合法反对党推出总统候选人，参加2011年总统选举的可能，因为反对党在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仅有象征性的几个席位。也排除了穆斯林兄弟会推出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因为穆巴拉克政权禁止穆斯林兄弟会成立自己的政党。最后，政党候选人与独立候选人的区分。获得至少250名人民议会、协商会议和省议会选举产生的议员的支持这个条件，几乎可以完全、最终剥夺任何独立候选人包括穆斯林兄弟会推出的“独立候选人”参加2011年总统选举的机会。^[3]

可见，穆巴拉克精心筹划，操纵国家机器，进行修宪，旨在为加麦尔·穆巴拉克合法当选埃及总统提供宪法依据，又可以有效地排除任何有力的竞争对手，还可以缓和当时的合法反对党的抨击。真可谓“一箭三雕”，奇妙无比。2005年总统选举如期顺利举行，除穆巴拉克外出现了五位“合法总统候选人”，为穆巴拉克“当绿叶”，穆巴拉克以88.6%的高得票率再次毫无悬念地当选总统。然而，这种掩耳盗铃式的愚民政治，是葬送穆巴拉克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笔者认为，2005年修宪及总统选举，是穆巴拉克犯下的致命的政治错误。通过这次修宪，他明确佐证了埃及国内外多年来对他“父传子”的怀疑，走上了逆民主大潮流，与埃及人民作对的不归路。埃及人民本来是宽容大度的，比如研究阿拉伯政治事务的专家哈桑·纳菲阿垦请穆巴拉克不要蝉联总统第五任期，更不要把权力交给其子加麦尔:“在祖国生命的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应当恳请穆巴拉克总统，他作为‘十月战争’的象征性人物之一，有最终关闭这扇门的历史权力，建议他主动采取两个相互关联的步骤……使埃及和平地走向民主化:第一，(穆巴拉克)个人放弃民族民主党主席之职，立即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以最终把国家和多数党分离开来。第二，他的儿子加麦尔暂时不担任任何政治或政党职务，如果必需的话，在当前阶段仅满足于(总统)个人代表或总统办公厅的组织管理角色，避免在传媒上的任何露面。我个人认为，这将极大地有利于消除当前埃及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窒息，从而为开始严肃的国是对话提供必要的和平气氛创造更好的机会，这种国是对话将以为埃及制定新宪法告终。”^[4]

在2005年5月26日埃及内政部部长哈比卜·阿德利公布公民投票以82.9%的高票通过宪法第76条修正案后，哈桑·纳菲阿的上述呼吁令人振聋发聩。只可惜，穆巴拉克充耳不闻，一意孤行，最终违背了哈桑·纳菲阿“使埃及和平地走向民主化”的心愿。笔者认为，2005年是埃及政治和穆巴拉克个人命运的极为关键的转折之年。如果穆巴拉克没有“家天下，父传子”之私欲，在宪法修订及相关制度与人事安排中主动作出切实可行的安排，那么，他是可以急流勇退，成为引领埃及自上而下地稳健实施民主政治的英雄的，何至于身败名裂，身陷铁笼接受人民与历史的审判!当时他要做的主要有几件事:第一，公开、直接宣布，他在2011年放弃总统选举，也坚决反对加麦尔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2011年及以后的埃及总统选举，加麦尔退出政治生活;第二，作出切实可行的人事安排，任命体制内公正廉洁、多数埃及人接受的人士为副总统，为2011年参加总统选举铺路;第三，在修订宪法上，既要维护政治制度和体制稳定，又要在推进民主政治上真正迈出步伐，使反对党派有相对公平的机会参加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释放埃及政治的高压气氛，将反对党派的能量与活动尽可能纳入体制内，在法律轨道内运行。倘若如此，突尼斯小贩自焚那把火，就不会延烧到穆巴拉克的身上。

穆巴拉克，一个复杂的历史悲剧人物。其跌宕起伏的政治人生，可谓功过交织。他一生做了几件大事。第一，作为埃及高级军事将领和空军司令，他对于埃及主动发动1973年“十月战争”，扭转1967年“六·五”战争后埃及山河破碎，与以色列不战不和的极为被动的局面，逐步结束与以色列的战争并收回西奈半岛，为埃及的开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第二，作为埃及总统，他在萨达特开放政策与纳赛尔“社会主义”之间维持某种平衡，对于恢复萨达特遇刺后埃及的政治稳定，对于争取外援、稳健推进经济改革以恢复经济增长，进行了艰苦探索，应该说取得一定的成就。必须看到，埃及的许多问题，积习已久，很难解决。穆巴拉克对于埃及必须发展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工业，解决出口乏力，缓解青年学生毕业即失业问题，认识是到位的，但是说得多，做得少，措施跟不上。埃及最终“积劳成疾”，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民生艰难，成为引爆“二·一一”事件的主要导火线。第三，穆巴拉克作为“和平总统”，调整萨达特时期的埃及外交大战略，在维护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紧密关系的同时，努力恢复与苏联(俄国)的关系，实行平衡外交，对中国奉行友好政策。穆巴拉克结束了萨达特启动中东和平进程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孤立地位，利用海湾危机减免埃及外债，为埃及人民谋取实实在在的利益。利用马德里和会机制，埃及不仅摆脱在阿拉伯世界的孤立窘境，而且与巴勒斯坦、美国等保持密切交往和互动，成功、有效地推进巴以和平进程，恢复了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地位和影响力。

对于穆巴拉克这样的政治人物，功劳再大，也经不起一个重大错误的冲击。一旦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犯下错误，一切成就、功劳也就清零了。数学上符号大于(＞)，小于(＜)或等于(=)，就毫无意义了。历史演变的逻辑或政治逻辑，与数学的加减乘除或任何公式，差别太大。“2·11”事件已经五年了，反思穆巴拉克的是非功过，并不是为历史叹息，而是从中得到应有的警示。

国家的执政者必须顺乎民心，顺势而为，自上而下地稳健、有序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东国家，包括埃及在内，务必要摆脱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窘境，唯一的出路是执政当局顺应民主潮流，扎扎实实、有条不紊地推进政治改革，为各种政治力量构建制度框架，使之在体制内合法、和平博弈。须知，“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对于人民的民主诉求，切不可怠慢之，切不可视而不见!穆巴拉克掩耳盗铃，最终自食苦果，身陷铁笼，埃及人民为之“陪葬”，陷入长时间的动荡之中。

五年过去了，埃及仍处于由乱而治的艰难转型之中。虽然塞西总统是当下埃及人民的不二选择，但是以军方为首的原穆巴拉克政权统治精英、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主要代表的宗教政治力量和世俗自由派，围绕政治权力与发展道路的三方博弈和残酷斗争，仍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因此政治动荡在所难免。塞西政权把稳定与发展放在第一位，世俗自由派则把自由民主放在第一位，二者之间的矛盾终将浮出水面。穆斯林兄弟会似乎接受了民主政治，但是2012年穆尔西执政后不仅经济上乏善可陈，而且在教俗关系上走回头路，于是军方与世俗自由派联手，推翻穆尔西政权，埃及似乎回到了“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时期”。塞西政权强势镇压穆斯林兄弟会，直至宣布穆斯林兄弟会为恐怖组织而取缔之，穆斯林兄弟会进入新一轮的分化与反抗时期。因此，塞西治下的埃及政治稳定，是暂时的稳定。为了巩固埃及的政治稳定，破解难题，塞西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但愿埃及人民在塞西的领导下，走出一条有别穆巴拉克时期的不同的发展道路，真正破解埃及发展难题，并在民主政治建设上稳步前进。

【注释】

[1]毕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毕健康:《2005年埃及总统选举透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第4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265页。

[3]毕健康:《2005年埃及总统选举透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第4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254页。

[4]哈桑·纳菲阿:《〈宪法〉第76条修订后埃及改革的未来》(阿文版)，原载2005年6月1日《生活报》，原标题为《埃及政治改革的困境》，伊斯兰在线(www.islamonline.net)2005年6月4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