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确处理党与政权的关系。在全国范围的人民政权建立之前，我们党实行的是一元化领导。这种领导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在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应该怎样正确地处理与政权的关系？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如何相统一？党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是不是可以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可以包揽国家事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彭真同志就提出：“党、政府、群众组织要分开。过去实行‘一揽子’、‘一元化’，现在不行了。”[9]他认为，党对政权的领导，“主要的是考虑全局，提出方针、政策、任务，保证方针、政策、任务的正确实现”。党委领导政权是政治上的领导关系，“政权机关对党委不是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对政权机关的决议，所有的人都要服从，共产党员也不例外，党委也不例外”。“不然，国家就搞乱了，党也就搞乱了”。[10]
归结起来，我们党在执政以后，在政权建设上的主要教训是，首先，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国家权力机构，但实际上并没有切实尊重国家权力机构的应有地位，使它的宪法规定的作用无法发挥到位；其次，没有注重人大的具体制度建设，使总体设计得很好的人大制度因缺乏具体制度的支持而难以有效运作。邓小平非常深刻地指出：“党的各级组织的权利、任务、工作方式都要改善。从基层来说，要下决心改变党员高于一切群众、支书高于一切党员的状况。党委不能再包揽、干预一切。党的领导要体现在制定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党的机关、国家机关怎么改革这些问题。”“总之，现在愈来愈看得清楚，我们过去那一套不适应今天和以后的任务，非改不行。”[11]
（二）正确处理党与法律的关系。必须实行依法执政，领导人民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邓小平说：“以后，党委领导的作用第一条就是应该保证法律生效、有效。没有立法以前，只能按政策办事；法立了以后，就要坚决按法律办事。”[12]党领导和支持人大依法行使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的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党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也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不直接对社会发号施令。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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