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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中国文化产业带状发展新趋势

时间:2022-08-2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本人认为,文化产业在“十三五”期间应该重点关注其带状发展的空间布局。从国内背景来看,“一带一路”的建设是中国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一项重大政策。“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发展空间的提出既是一种战略布局,更是一种实践推动。“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国家战略,国际认同和参与极为重要。

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可以将“十五”“十一五”定位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十二五”是中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时期,且以培育产业体系、形成产业规模、打造产业园区、整合产业资源、聚合产业资本为重点;而“十三五”则是中国文化产业进入大数据时代,新兴产业门类和新业态对文化产业进行大解构、大变革、大融合、大转型、大升级的历史机遇期。本人认为,文化产业在“十三五”期间应该重点关注其带状发展的空间布局。所谓带状发展空间就是指在大数据时代,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突破传统区域环状分布而代之以线性带状分布,将文化产业的诸多要素进行有机的市场化配置与整合,从而突破行政区划的阻隔和产业门类的分割,最终实现国际化生产、交换与消费的整体共赢的文化产业发展大格局。

一、“十三五”期间中国主要的文化产业带分布

(一)“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发展空间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要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建设,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此后,“一带一路”建设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中央即刻着手抓落实:中国—俄罗斯就跨欧亚铁路与“一带一路”的对接达成了共识;中国一哈萨克斯坦(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启用;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APEC峰会上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政府间谅解备忘录。

从国际背景来看,“一带一路”是与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大趋势相适应的,是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强化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的客观要求。从国内背景来看,“一带一路”的建设是中国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一项重大政策。

“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发展空间的提出既是一种战略布局,更是一种实践推动。从外延角度看,“一带一路”的发展空间是一个立体化的全方位发展的产业格局,文化产业可以在此战略格局下实现行业内的突破,并积极实现与其他产业的融合。

古老的丝绸之路给我们留下了沿线丰富的文化资源,通过发展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可以加快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甚至在有的区域可把文化产业培育成与本区域经济支柱性产业,通过文化产业扩大就业、促进消费,从而加速经济的发展。

汉唐时期我国与西方联系的主要国际通道就是以南、北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体。而宋元以后我国与地中海区域的联系主要以海为主,从中国的泉州、福州、广州,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再经红海抵达东非,进入地中海到达北非和欧洲,这条路线成为我国主要的国际交流联系大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是新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陆上要和相关国家互联互通,海上无法互联互通的国家也要发展全方位的合作。“海上丝绸之路”不是具体指哪一条路,而是一个友好合作的概念,是面向所有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从3个辐射起点联通其他地区:摩洛哥海岸向南北美洲辐射;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连接西亚、南亚、非洲东部;以台湾为核心的我国东南沿海向东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辐射。东南沿海没有陆路连通的国家都可以参与。

“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在发展空间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国际性。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必须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将我国优秀文化及和谐发展、和平共处的理念传播出去,使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增进交流、理解、沟通、尊重,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认同;其次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多元性。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政治背景,使得该文化带具有丰富多彩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特色,多元性在带来更大变数的同时,也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再次就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联性。该文化带不仅具有自身文化的特色,也具有文化带之间的纽带性质。它东连环渤海文化产业圈,南连藏羌彝文化走廊和泛亚国际大通道文化产业带,它的繁荣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当然,“一带一路”文化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内部省级行政区划的“各自为战”和外部跨国文化交流的现实障碍,尤其是对外的风险系数较高——在这一带状上的文化企业虽然面临着国家层面生态环境的利好政策,但企业维系自身长效发展的压力也比较明显和直接。“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国家战略,国际认同和参与极为重要。在承载不同诉求的国家利益面前,能否牢牢把控住“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是一大难题,但同时更是重大历史性机遇,只要抓住这个机遇不放手、一步一个脚印地播种耕耘,收获必然是长久的、可持续的。

(二)长江经济文化产业带

201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重庆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同年9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将长江经济带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11个省(市),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的历史机遇期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重大战略举措,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由东向西梯度推进,形成直接带动超过五分之一国土涉及近6亿人的发展新动力,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缩小东中西差距;又能优化经济结构,形成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互动,打造新的经济支撑带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合作新平台。

长江经济带文化资源丰富,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53个,占全国总数的43%,这一区域的山水文化、田园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书院文化、民俗文化、商业文化、红色文化异彩纷呈。长江上游以巴蜀文化、夜郎文化、古滇文化为代表:巴蜀文化是中国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庆的“巴”所代表的文化,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古滇文化、夜郎文化和后来的南诏大理文化,辐射东南亚;古夜郎疆域达到曲靖以东、四川自贡泸州、广西中西部、湖南芷江等地,夜郎文化最大特点是多元化;古滇文化以滇池为中心,劳浸、靡莫、叟等部落融合当地部族文化、中原汉文化以及楚文化,形成具有浓郁地方特点和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长江中游则以荆楚文化、湖湘文化、赣鄱文化为代表:荆楚文化是周代至春秋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其内涵包括炎帝神农文化、楚国历史文化、秦汉三国文化、长江三峡文化、现代革命文化等;湖湘文化源于楚文化,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赣鄱文化在上古时代脱胎于百越文化、吴楚文化,发展出以江右人民的生产实践为基础、以赣鄱农业文明为核心,历经数千年的一种特色文化。长江下游不同历史时期以吴越文化、徽派文化、海派文化为代表:吴越文化是分布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大致包括今日的苏南、江西东北的上饶地区、皖南、浙江省以及上海市的地域文化,吴越文化可分为“吴文化”和“越文化”。徽派文化主要是指宋元明清以来,根植于徽州本土,并经由徽州商帮和徽州士人向外传播和辐射,进而影响其他地域文化进程的一种区域性历史文化。海派文化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融汇吴越文化等精华,吸纳消化西方文化因素,创立了海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海派文化。

这些丰富多彩、兼具传统和现代特色的文化是长江文化产业带建设的优势所在。此外,该文化产业带还具有优越的经济基础,交通基础设施非常发达,尤其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的文化旅游业已有一定的基础,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纳入国家战略规划。该产业带连接着中国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发展后劲十足的中西部地区,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该文化产业带也是中国文化、教育、科技水平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产业带之内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与成都等中心城市,是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之地,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智力基础。

该文化产业带的建设应当注意以下方面:首先,该文化带的发展要坚持发展先进的、与国际接轨的文化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而不应当局限于国内,更不能满足于现状。其次,应给予传统文化必要的重视。虽然该地区文化发达,与国际文化极易融合,但文化之根还在中华。无根的文化是不能长久的,参与国际竞争,不能蜕变为海外文化,而应当是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自然进化”为依托。最后,该地区文化的发达性也极易使文化脱离本土需求。文化产业离不开大众消费,因此文化产业应当基于志趣健康的大众文化,如脱离大众文化口味和合理需求,则将不能建构经得起考验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

(三)环渤海湾经济文化产业带

环渤海湾地区是中国当下最为重要的也是最发达的经济区之一。该区域涵盖京津冀都市圈、山东半岛城市群、京冀环首都经济圈、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滨海新区、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环渤海湾地区是我国北方经济集聚中心,拥有密集的城市群、完善的产业群和现代交通体系,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文化产业要素齐全,发展文化旅游互补性强,文化旅游合作的优势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市政府创办了“9+10”区域旅游合作交流会,其成员包括环渤海湾及北京周边9省、区、市和10个国内热点旅游城市。该合作主要通过实施区域旅游发展战略,形成跨区域旅游合作体系,以产品和市场为核心,创新合作理念和方式,推动环渤海湾地区和国内热点旅游城市的深度合作,力争实现区域内的资源共享、市场共享、利益共享。

该文化产业带范围内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首先,该文化产业带属于当下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经济区域,经济上的优势是文化产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其次,该文化产业带拥有最为便捷的交通和信息网络,在交通上、人员流动和文化认同感上,都是其他地区无法比肩的。再次,该文化产业带具有发达的文化、科技、教育基础,中国的政治中心也位于该区域,因此还具有丰富的政治文化资源可供开发。第四,该区域内文化产业的建设还具有传统文化之基础。齐鲁文化与燕赵文化,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也是特色分明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都是可供利用的资源。最后,该区域也是中国对外文化、政治交流的核心地区之一,对外交流基础极好,构成重要的文化出口基地。外向型的文化产业发展是其重要的优势。

该文化产业带建设发展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作为政治中心所在地,文化的政治立场显得非常引人注目,因此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文化的导向性。这就要求在追求文化产业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忽视文化产业的社会效应和政治效益。其次,文化的发达同时可能带来文化的同质性。现代性总是以形式上的统一性为代价,因此以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文化产业,也极易在文化现代性的背景下走向同质性,从而使得文化产业的根基不牢靠。文化消费以文化的个性化、差异性、吸引力为前提,而同质化的文化产业,其吸引力便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要协调好该区域传统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既不能以消费为导向而牺牲传统文化,也不能为了保障文化传统而牺牲文化产业的消费效应。

(四)藏羌彝文化走廊

1980年费孝通先生提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就暗示着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带的存在。此后,国内一批重要学者如李绍明等进一步提出了青藏高原东南角沿岷江、雅砻江、安宁河谷至金沙江流域存在着一条自古就有的民族文化走廊——藏羌彝文化走廊。藏羌彝文化走廊以氐羌系统的多个民族生活地区为地理空间,以独特的民族文化及其融合为精神基础,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长廊。在国际国内经济文化相互融合发展的新常态下,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该区域的建设开发力度,形成以“走廊”为核心的带状发展布局,是“十三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建设项目。该走廊的建设要突出藏羌彝民族文化的特色,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载体,从而形成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或服务。

从文化产业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藏羌彝文化走廊的发展需要以3个方面为重点。首先,要重点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资源将是该文化产业带的根本生命力所在,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差异性的富有特别吸引力和市场价值的文化产品,形成具有藏羌彝特色文化走廊的旅游景区(景点),升级改造本区域内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将是该文化产业带上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式。其次,要发掘和开发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尤其是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手工技艺(技能)予以重点传习和向外展示,促成一批既保留浓厚民族文化特色与风格,又适应现代审美标准与情趣的文化艺术产品进入文化消费市场,形成完善的文化产业链,以促进民族文化特色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市场化发展的大格局。对于藏羌彝文化走廊而言,民族手工艺产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层面的支撑手段,更是民族传统文化保留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要结合与利用民族特色的旅游开发,强化旅游产品开发的民族特色,加强民族手工艺产品的发掘与开发。要加强品牌意识,强调独特性基础上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工艺美术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利用现代公司研发、制作与销售上的优势,促进个体民族民间手工艺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营销。再次,就是促进民族特色文化的创意生产及市场链接。从藏羌彝文化产业带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当前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制约因素:一是创意不足,二是规模发展不够。因而该文化走廊在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时候,一定要促进民族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的结合,大力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创意设计、动漫游戏,网络音乐、演艺、广告,以及其他增值服务业,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升级跨越。同时,以廊带状分布的市场空间为载体,以交换平台建设为纽带,以市场需求为原则,创新经营模式,以消定产,增强多种方式的合作与协同创新,转分散化经营为集约化经营,扩大规模化发展,实现特色文化产品和特色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

由于该走廊位于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地方财政与经济实体的经济实力有限,文化产业类的大型企业还没有完全形成。而且,该走廊地区的教育与科技水平相对比较落后,总体来说由于地理地形的复杂与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使得该走廊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于文化产业建设的需求还具有一定的差距。这就需要在“十三五”发展阶段国家在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在财政上予以必要支持或者引导发达地区资本的投入,在人才上予以扶持性培养。总之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经济文化现状,政府需要加大资金、人才与基础设施建设在该文化走廊区域的倾斜,外部的“输血”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藏羌彝文化走廊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困难,却能从时间上缩短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更快地释放该走廊带状文化产业发展的红利,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五)黄河中原地区文化带

华夏文明的主体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区,“黄河为中原大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活水,黄河为炎黄子孙造就了广阔、平坦、赖以生存的沃土,黄河为中原培育了无数英雄豪杰、仁人志士,黄河及其文化又为中原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添了丰厚的文化底蕴。”[1]从地域上来说,黄河文明的范围很广,囊括了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拢文化、河套文化、黄河三角洲文化等不同的区域文化,而其中的中原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中心,主要以今天的河南省为主向四面八方延伸,这里人口密集,仅仅河南省的人口就突破了一个亿。这里的农耕文明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在整个国家发展中占据核心地位。黄河中原地区文化带堪称是孕育中华文化的“母体”,更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焦点文化带。这一文化带具有最为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遗产根基,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看的就是黄河中原地区文化带的复兴。

古老文明同现代产业相结合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一大趋势,黄河中原地区只有打造“兼容并蓄”的文化产业集群才能实现新的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同样需要“逐鹿中原”——离开中原文化产业的崛起,中国文化产业将缺失重要的发展原动力而偏离主航道。众所周知,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就是洛阳,而洛阳又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实现黄河中原文化带的振兴,尤其是推动河洛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从开封到郑州数百公里沿黄河大堤构成的两岸滨河文化产业带必将是重振新郑古老文明和高扬北宋高度繁荣文明景象的又一次扬帆之旅,使中原黄河文化产业带重放异彩。古老河南登封少林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产业的一道奇观,虽然饱受争议却让我们对这一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充满了新期待。在今后只有打破传统固化思维,抓住国家战略机遇,集聚传统文化正能量,释放实践探索红利,才能实现黄河中原地区文化产业的综合性发展。

(六)珠江经济文化产业带

珠江是华南地区唯一横贯东西的重要河流,干流总长度2197公里,是东、西、北三江及下游三角洲诸河的总称。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建设发展,珠江水系已初步形成了由西江航运干线、珠江三角洲、北盘江—红水河、右江、柳江—黔江等3500多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网和南宁、贵港、梧州、肇庆、佛山5个主要港口,以及北江、东江等区域重要航道和港口组成的航运体系,全流域航运量占全国内河航运量的20%左右。珠江经济带包括珠三角、北部湾经济区、黔中经济区和滇中经济区等4大经济区,以及广州南沙新区、珠海横琴新区、深圳前海、贵州贵安新区、云南滇中产业新区等多个国家级发展平台。

建设珠江经济文化带是构筑我国西南华南地区东西走向的经济文化带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珠江经济文化带把经济发达的港澳珠三角和欠发达的滇、桂、黔连接起来,促进它们之间的协调发展,同时将更有利于中国与东盟及南亚的合作,以及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广东省在中华文化中是最具开放精神的一脉。2008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被纲要列为优先发展的产业。2010年,广东省数字出版业产值占全国的1/5,动漫和网络游戏产值约占全国的1/3,网络音乐产值约占全国的1/2,游艺游戏设备产值约占全国的2/3。2011年,广东省提出“到2020年,珠三角地区文化创意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区域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0%以上,成为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民经济的带动性产业,成为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2]贵州省提出建设以贵阳文化产业中心为枢纽,与黔东南苗侗文化旅游产业圈、遵义红色和茶酒文化产业圈、黄果树文化旅游产业圈以及贵州西线喀斯特文化旅游产业带、黔南世界遗产和地质科技文化旅游产业带、梵净山佛教文化产业带、奢香古驿文化产业带、乌蒙夜郎文化旅游产业带、乌江文化旅游产业带共同构成“一心、三圈、六带”的空间布局结构。云南省则提出充分发挥云南文化资源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主导文化产业,培育新兴文化业态,推进都市文化产业,发展乡村文化产业,不断壮大文化产业发展规模,增强发展实力和竞争力,努力把文化产业打造为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重要引擎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同时,充分利用云南的文化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深化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打造外向型文化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在2012年出台的文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把广西建设成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成为对东盟文化交流的枢纽、中国文化走向东盟的主力省区,成为我国西部文化产业高地,成为具有时代特征、壮乡风格、和谐兼容的民族文化强区。此外,珠江连接港澳经济和文化产业发达地区,对于珠江经济文化产业带的国际空间成长也极为有利。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复兴“海上丝绸之路”之际,珠江经济文化产业带必将率先成为中华文化强起来和走出去的一支“铁军”。

建设珠江经济文化产业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快珠江经济文化带立体交通网络的构建。基础设施是珠江经济文化带建设的关键,要下大力气改善区域内尤其是中上游地区基础设施滞后的状况,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重点构建珠江经济带立体交通网络。二是建设文化产业系统的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创意产业、媒体产业、民族艺术产业、城市景观产业、海洋文化产业、休闲产业等,应充分利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产业,防止重复建设与同质化建设。要注重消除珠江经济文化带上地区间封锁和贸易壁垒,实现文化资源与要素共享,建立统一开放的文化市场体系。同时抓住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机遇,形成“沿海、沿江、沿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构建经粤港澳、滇黔桂连接亚太市场和东南亚、南亚市场进而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文化带,最终形成竞争、有序、统一、开放的区域性大市场。珠江经济文化产业带的建设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在国家全方位向西开放战略中,可以有机地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状结构,以使“一路一带”战略不仅有带状向西推进,更能形成坚实的网状机构作强力支撑。

(七)京杭大运河文化带

京杭大运河河道绵延经过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山东、江苏、浙江4个省,流经中国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并将沿河的各个城市聚落串联在一起,形成了南北交融的经济带、政治带、交通带和文化带,京杭大运河沿线至今仍保存着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以北京、杭州为始终的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堪称最具影响力的水道,并形成了一条特殊的运河文化带,可称之为“京杭大运河文化带”。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先生在《对大运河文化产业带建设构想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这2市4省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到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半壁江山,文化产业的就业人数也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动漫、电子商务、新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主要集聚在这条线路上。种种数据证明,大运河沿线凝聚着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而大运河成功‘入遗’为这些优质文化资源的整合优化提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申遗成功后,大运河及其周边资源如何可持续发展,是后申遗时代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3]

开发利用京杭大运河文化资源,打造京杭大运河文化产业带,不是简单的园林、水务等的规划,而是围绕京杭大运河文化形成一个水系特色明显的文化经济和产业带,这是一个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工程,其核心就是“将运河文化内涵渗透到文化产业乃至一产、二产中去,实现‘运河文化有载体,产业运营有内涵’的运河文化开发模式,实现沿线城市与运河本身的共同发展。”[4]大运河文化产业带迫切需要高水平、高素质的团队参与一系列文化产业项目的开发建设和管理运营,影视、音像制品、游戏、戏剧舞蹈、体育、文化旅游等都可以是运河文化产业发展的载体。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一部影视剧带动一个城市发展已经成为可以复制的惯用手段,打造一部运河带上的影视剧作品,自然也是可行的选择。京杭大运河文化产业带的建设不能保守和安于现状,而必须敢于“跳出运河文化看运河”,将大运河的文化内核融合到其他产业形态中去,推动京杭大运河文化产业带的融合式、跨越式和超常规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京杭大运河文化产业带的建设迫切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落地”则必须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政府和企业要形成良好的互动模式,政府搭建平台,企业唱好市场这出戏,双方形成合力,把市场要素做好,实现共同利益。此外,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各个城市也需要深化合作,有机分工,互通有无,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好本地的文化产业。政企合力,城市齐心,才能真正推进京杭大运河文化产业带的建设。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时代伟业,完全可以在我们的手中成为现实。

通过以上文化产业带的分析我们可知,“十三五”期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已突破以往的区域发展空间布局,成为全新的发展范式。而且由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产业的生产、交换、消费都更加国际化和市场化,要将带状发展空间布局与产业发展国际化有机结合起来,需要我们充分把握大数据给文化产业业态带来的变化,适应新业态对我们的消费需求、消费习惯、消费方式带来的冲击,更有效地把握机遇、掌握国内国际两大市场,以获取最大化的效益。

二、文化产业带状发展的“国际化”认识与“大数据”理念的强化

(一)要有“五个国际化”认识

1.国际化视野。文化产业的带状发展,首先需要文化产业界人士“睁开眼睛看世界”,在思想上打破只在乎脚下“一亩三分地”的狭隘思维。在建立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国际化是不可忽视的视角,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国际化视野就不可能走出去竞争和“创收”,只赚自家人的钱显然是个“逆循环”。文化产业,究其实质是将文化作为大众消费,这个大众不只是本国国民,而且包括外国国民。因此,文化产业的跨越发展,虽然离不开国家化的视野,但是随着国内市场的稳定,走向国际化则是必然的。在正确认识文化产业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路径选择等方面,一定要注入国际化的视野,这是文化全球化的内在要求。

2.国际化市场。文化消费是基于大众对文化的一种鉴赏,这是无国界的。文化消费和其他消费一样,需要广阔的市场,消费主体越广泛,经济效益越高,文化的传播就越广泛,文化的影响力就越大。因此,建设文化产业带不能仅仅着眼国内市场,更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国际化市场是客观的,需要那些具备国际化视野的文化产业界人士看到这一市场的存在;国际化市场又是充满竞争的,任何想获得国际化市场收益的人,都必须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淘得真金”;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先进文化产品的输出和文化利益的护卫,都需要借助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来实现。孔子学院在一些西方国家正遭遇抹黑和抵制,事实上是被人为地贴上了“政治标签”,同时也因为我们自己缺乏“产品竞争意识”。试问,如果将孔子的思想以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音乐等艺术产品的形式来输出,主动瞄准国际化市场去参与竞争,阻力是不是会小得多?充斥美国战争主义思维的《变形金刚》4部曲榨取了中国几十个亿的票房市场,我们的年青一代愿意乖乖掏钱观看,很说明问题。根据市场化思维生产国际性的文化产品,将汇聚中华先进文化的文化产品——“孔子”改良成为另一种形态的“擎天柱”,使之具备在欧美的市场上所向披靡的实力,从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才是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最终愿景。

3.国际化资本。虽然当前我国逐渐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特定的产业和市场不需要国际资本。国际资本的引入可以解决某些地区、某些产业短期内资本短缺,尤其在我国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建设文化产业,资金短缺是难免的。引进国际资本的同时也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我们更擅长的是用自己的钱来生钱,而不是利用国外的钱来生钱,这也是一种差距,是当前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短板。我们很多的民族品牌面临着外资控制的局面,文化产业领域的企业稍微好一些,但长期来看危险很大,需要提前应对国际资本的冲击。在文化产业领域,我们缺少资本运作的人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人民币在美元体系中处于被动位置,但是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市场只有国际化资本参与才能撬得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培养自己的国际化资本运作人才是当务之急。马云的阿里巴巴借助国外资本在美国成功上市,未来中国的文化产业企业也需要借助国外资本实现马云式的成功。

4.国际化产品。国际化产品并非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产品要引入外国因素或基因,而是说我们的文化产品在坚持自己特色的基础上,能够被世界认可。只有被广泛认可的文化产品,才有市场,文化产品的国际化即意味着产品的广泛认可性。欧美各国的文化产品在世界的输出,靠的是承载所谓的“普世价值”和基督教化了的“自由民主”,而我们的文化产品要赢得世界的广泛认同,同样需要阐释和附带普适性的文化内容。当然,我们不应照搬西方,搞被西方神圣化了的“民主性”产品,而是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出无国界的产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去点化被西方控制的文化制高点。我们的“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就被西方各国承认了,我们需要更多的“茉莉花”,而且外国人必须自愿为观看“茉莉花开”而掏钱,这样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才能在国际上走得出去、扎得下根基。

5.国际化人才。文化产业与所有产业一样,需要人才,包括管理人才、设计人才、营销人才等等,人才的国际化是文化产业走向世界的重要基础。国际化视野的打开需要人才,国际化市场的竞争需要人才,国际化资本的运作也需要人才,国际化产品的制作更需要人才,离开国际化人才,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就难以成功。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起国际化人才的培育机制,给人才以发展空间。苹果公司的产品,正是因为集合了国际顶尖人才团队的差异化思想碰撞,适应了多元化需求,才在各国受到普遍欢迎。我们的文化产业做大做强,成功走向世界,需要内外两方面的人才——对内是培育本国人才,对外是引进国外人才。这两种人才的思想碰撞和行为互补,必将形成符合国家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国际性人才团队。

(二)要强化“四个大数据”理念

文化产业建设怎么设计?绝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一定要顶层设计、顶层规划,一定是以大数据为基础,实行大数据分析、大数据决策、大数据定位、大数据拓展。

文化产业的建设,涉及两个层面,首当其冲的是顶层设计。虽然我们已经结束了计划指令时代,但是顶层设计的指导作用是不能忽视的,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市场短视行为和认知不足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文化产业建设上我们需要顶层设计。但是,必须保证顶层设计的科学性,这就离不开信息时代的“大数据”理念。

构建文化产业,我们要坚持以大数据为基础。大数据为我们建设文化产业在以下两个方面提供基础:文化产业投资要与消费需求相适应,消费需求需要大数据;作为产业基础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也要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盲目建设,造成资源浪费。

大数据的使用需要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之上。大数据分析是专业的,我们不能以个人尤其是领导个人的爱好对大数据所反映的问题做主观揣测,大数据的分析是专家的工作,政府不能替代专家的分析工作。

政府不是大数据的分析者,而是根据大数据进行决策的机构。政府的决策是建立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决策才是科学的,没有大数据及其分析结论依据的决策是主观的,是违背科学规律和市场需求的,因此大数据决策是顶层设计的重要理念。

对文化产业进行顶层设计时,如何使用大数据?正确的定位是服务于市场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政府在使用大数据时,不能定位于自己的利益,而应当定位于社会利益,定位于市场需求。价值取向是使用大数据的前提,没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大数据的使用在定位上出现偏差,那么顶层设计必然出现问题,文化产业的构建就会偏离文化消费,甚至于偏离人们的价值追求,这样的文化产业必将因为没有市场而走向失败。

三、文化产业带状发展过程中的“四个突破”与“三个统一”格局的形成

(一)要实现“四个突破”

在“十三五”期间,文化产业的带状发展必须突破行政区划限制、产业门类分割、市场壁垒束缚、管理体制制约。

毋庸置疑,文化产业直接带来的就是经济效益。面对经济效益,主体之间的竞争是在所难免的。众多的文化产业带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竞争关系、不同的文化产品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关系。因此,行政割据、部门划分及其带来的各种市场壁垒在所难免,国家的行政管理也会带来消极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建设文化产业带时必须注意避免的。行政区划仅仅是市场壁垒的一部分,在文化产品上也存在着基于资金、知识产权、技术和自然地理而形成的市场壁垒。市场壁垒的产生是追求超额利润的必然结果,不利于市场的培育和形成。

行政管理是客观存在的,作为文化产业的实现方式的文化产品的提供者总是处于一定的行政区划之中,受到区域行政管理。地方行政机关为了地方利益就有进行区域限制的动机和可能,这给文化市场的形成与良好运行带来极大危害。不消除文化产业的行政区划限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约束,文化产业市场就不能真正建立起来,文化产品的价格也将被无形抬高,增加文化消费的成本,进而影响文化消费水平。实现这4个方面的突破,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坚持行政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政府要减少行政层级,精简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区划带来的市场割据、行政管理带来的体制性制约,进一步放权给市场,积极提升市场的效率,积极促进文化产业市场的形成。

其次,要加强在文化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对于已经形成的文化产业垄断或正在形成的文化产业垄断,依法予以治理,促进文化产业市场的培育与形成以及市场的自由竞争。

最后,要强化文化市场秩序规范和文化市场监管,规范中介组织的发展,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文化市场监管体系,健全文化产品质量监管机制,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维护和健全文化市场秩序。

(二)要形成“三个统一”的公平竞争大格局

“三个统一”即统一市场、统一标准、统一国民待遇。建设文化产业带、培育文化产业市场,目的在于建立统一市场。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产业也需要同其他产业一样,统一全国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统一市场有利于消除市场割据带来的成本增加、腐败滋生、资本浪费和消费者权益受损现象。市场主体在统一的市场内自由竞争,促进产品的先进性、管理成本的下降和消费者利益的增加。

统一市场的建立离不开统一的标准,这个统一的标准体现在:市场准入标准的统一、市场规范和税负的统一。市场准入的统一是指文化市场的准经营者要参与到文化市场,准入要求应当是统一的,不能存在歧视。既不能存在地区上的歧视,也不能存在身份上的歧视,更不能暗箱操作产生腐败。市场规范上的统一,是指市场经营者遵守同样的市场行为准则。在税负上,根据国家统一的税法,经营者承担相同的税负,不至于因为税负的不同而使得一方获得竞争优势,一方处于竞争不利地位。

文化产业市场实际上属于服务市场,这个市场具有国际性。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外国经营者进入中国服务业市场应当享受国民待遇,这是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因此在文化产业领域,一旦外商获得经营许可资格,他们的国民待遇即获得法律上的保护。国民待遇本身也是消除贸易壁垒的重要法律保障手段,同时也是在文化产业市场实现自由竞争的重要手段。

实现三个统一,在法治已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目标的大前提下,应该依靠法律来实现而非行政手段。

【注释】

[1]牛玉国.黄河——中原文明孕育成长和繁荣发展的基石[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8 (4).

[2]余华泳.珠三角,文化产业崛起正当时[N].中国文化报,2013-06-04(12).

[3]范周:对大运河文化产业带建设构想的思考[EB/OL ].htttp://news.xinhuanet.com/culture/2014-08/05/c_126834821.htm,2014-08-05.

[4]范周:对大运河文化产业带建设构想的思考[EB/OL ].htttp://news.xinhuanet.com/culture/2014-08/05/c_126834821.htm,2014-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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