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同时又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通过批判性地继承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特别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黑格尔法哲学的重大功绩在于：他把法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确认法是以客观的民族精神为基础的，并因而是为社会和历史所中介的。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他主张从哲学上来把握法的整体，并要求使对法的理解摆脱主观意识和空疏理智的局限。最简单地说，法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包含了三个内在相关的方面：（1）抽象法，即外在的法；（2）道德，即主观的法；（3）伦理，即现实的法。尽管三者在法的体系中居于不同地位，但每一项都不可或缺地归属于法的总体。因此，法不仅仅是作为抽象法的法律，而且同样内在地包含了道德和伦理。这意味着，抽象法绝不是孤立的东西，也不是可以自我决定的东西，相反，只有在适应于特定民族的道德状况和伦理现实之际，抽象法的树立与作为才可能是积极的、强有力的和具有实际效准的。同样，如果说抽象法和主观法（道德）本身是为特定的实体性内容所规定的，那么，对它们的理解就必须深入到“伦理”即实在的法这一领域之中。这是一个客观精神的领域，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用黑格尔的方式来说，道德是抽象法的真理，而伦理乃是抽象法和道德的真理。换言之，法不仅是一个客观的整体，而且是由特定的实体性内容所具体化的。

然而，黑格尔的法哲学最终却把法的本质性归结为国家的观念，把客观精神的论证归结为绝对精神。这是一种头脚颠倒的思辨逻辑。与此相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法的本质性导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作为对黑格尔学说的批判性扬弃，马克思把法的关系看作是“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看作是人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意志表现，是一种反映着物质关系的意志关系。因此，关于法和政治的思想内容是具体的社会生活这个物质基础的“上层建筑”，因而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存在、社会经济制度中去加以理解。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法学思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理论依据的，它批判了西方近代自然法权思想的唯心主义基础，指明了抽象的形式公平在观念中的虚假表现，并要求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法以及关于法的观念，这对于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根本的理论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强调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一整套适用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这一制度和体系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在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党又进一步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处理好民主和法制的关系，既要有广泛的人民民主基础，又要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而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从而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由此可见，推动新中国社会形态法制化进程的关键在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于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在于解决特定阶段上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在于保障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推进。这种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将其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党的十八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201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隆重纪念我国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历程，明确指出为了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要求，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为此要落实“三个坚持”，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6]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是我们在新的历史征途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

由此可见，在我党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将加强法制建设作为关乎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生命线，在总结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将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贯穿起来，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要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当前我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正是拓展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力举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更高目标迈进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