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配置与政治拓扑学空间

在阿尔都塞看来，理论配置与政治拓扑学空间是一个互构的过程。借助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阿尔都塞通过“宣言”的理论配置功能，建构出一种新的政治拓扑学空间及其社会的空间。因此，阿尔都塞说：“要让宣言真正成为政治的和现实主义的——唯物主义的——那么，它所陈述的理论就不仅需要宣言来陈述，而且还需要宣言把它定位在自身所干预和思考的社会空间中。”^[111]说到底，政治拓扑学空间就是通过理论配置的方式来表现一种新的社会结构（阶级、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状况），而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则是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开展的必然前提及其合法性基础，其最终目的在于达到对此社会空间的再造。也就是说，通过理论配置的功能实现对社会空间的再叙述、再定义和再分类，将理论认识的立场和策略转化为一种阶级、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的权力和利益的分析，从而再造社会空间。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只有通过配置的方式，行动者才能真正理解其身处的世界，“只有求助于配置才可能真正理解行动者对世界的直接理解，而无需对行动的所有前因后果做出理性算计的不牢靠的假设，行动者把来自世界的历史和结构的认识形式用于世界来达到对世界的直接理解，他们把认识形式用于世界本身”^[112]。也就是说，不是通过一种理性的算计，而是通过将世界的存在结构及其在行动者身上的体现，直接将世界本身的存在状况展示出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历史与现实的描述，便是通过理论配置的方式使无产阶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解。而这种行动者即无产阶级实践的基本的前提。

从上一节的论述中可见，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基雅维利的目的不在于理论的纯粹形式建构，而在于具体的政治难题以及由此政治难题指向的具体政治实践。在此意义上，马基雅维利正是由于改变了言说政治理论的方式，从而由普遍的政治理论转向具体的政治实践。“马基雅维利的对象是关于历史或政治法则的知识；但同时又并不真是这样。因为他的对象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对象，而是指出一个具体的政治难题。”^[113]那么，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如何实现理论转换，因为其对象不是“历史或政治法则的知识”，而是以“具体的政治难题”为导向的理论配置。阿尔都塞正是在此意义上推崇葛兰西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为一种“宣言”。因为阿尔都塞认为，“宣言”是指向未来的，其起点便是同以往的所有社会形态和政治形势所做的最后告别，而表现在文本形式上便是同传统的意识形态修辞相区别。而这便是被阿尔都塞视为“理论配置”的环节，“最重要的是，毕竟有一种理论配置从这里暴露出来，它摒弃了经典修辞的习惯，在后者那里，总是普遍的东西支配着独特的东西”^[114]。所以，布尔迪厄说，“配置就是暴露”^[115]。这一方面表现在暴露传统意识形态式的描述的虚假性，另一方面表现在暴露出现实社会存在的真实内容。这也就是要求摒弃传统的意识形态，回到“事物的实际状况”。而这便将视域转向政治实践，以政治实践统摄政治理论。

这是阿尔都塞以文本表现方式向我们呈现理论性质的变化，在此论述过程中，阿尔都塞借用了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来展示这种理论配置的转变：“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16]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针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只能在未来的向度中谋求规划，因为过去的意识形态都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开始以新的概念，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来重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以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秘密。阿尔都塞指出，此种文本本身就在建构一种新的话语或理论空间，在新的空间中来重新思考和置放阶级立场和阶级分化。而这种被重新配置的理论及其所揭示的社会存在则不再指向过去。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指责国民经济学家的概念范畴都是指向过去的，并且指认这种过去的形态是现存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一种永恒和自然的，有关私有制的论述便是如此。因为，在一个结构本身已经分化的社会中，这些意识形态式的话语和范畴为这些既定利益者提供了一种对其所描述的社会所具有的近乎迷恋式的经验和想象。这也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什么要将私有制与分工等同的原因，因为马克思通过对人的物质生产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发现由于分工的而出现才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

在此意义上，理论就具有建构空间的能力，并在新的理论空间中确认新的论域。通过文本与政治实践的相互影响，来“确立它们的理论功能并使之发挥作用，包括相互作用、连接作用，从而开辟这个理论功能的确定领域”^[117]。这就是理论在政治实践中的功能，它一方面设定政治实践的确定领域；另一方面又在政治实践中直接成为意识形态。在此，政治实践扮演着关键的作用。阿尔都塞认为，马基雅维利通过考察政治难题为我们指明了政治实践的重要性，“他[和所讨论的政治难题]的关系[不是理论关系，而是政治关系。我说的政治关系不是指政治理论的关系，而是指政治实践的关系。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政治实践关系本身必然包含政治理论的要素。但只有从政治实践的观点出发，才能确定与政治理论要素的关系的形态，才能确定政治理论要素本身的形态和配置]”^[118]。可见，通过政治理论本身的建构，可以同时建构一个政治实践的空间，并且只有在这种政治实践的空间中，政治理论本身才是有效的，而同时又能避免乌托邦的玄想。

而被理论或文本建构起来的空间，阿尔都塞视其为政治拓扑学空间，即通过理论或文本的论述，建构一种新的政治空间，并使其成为主要的社会解释模式。阿尔都塞认为，政治拓扑学空间主要通过文本或理论的如下两个方面展现出来：第一，文本建构一个话语空间，为论述政治形势提供一个意识形态建构和斗争的平台；第二，文本建构一个政治拓扑学空间，将阶级的位置与分化、冲突与对抗呈现出来，并最终实现对空间的改造。

文本建构话语空间，其实是与意识形态的运作同时展开的，“马基雅维利利用他的文本阐发了一套为拯救意大利而提出君主支配的手段的理论，同时，他反对也把自己的文本当作那些手段之一，把它当作一种手段，为他所宣告和投身的那场斗争服务”^[119]。也就是说，马基雅维利通过文本的方式为世人预设或描述了当时意大利的现实，这激起了人们对意大利现实的思考，而人们的思考活动本身却又是以马基雅维利的文本为起点，在此基础上，文本便就在自身建构的理论空间中激活了其自身作为意识形态功能的机制。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文本不是针对君主的，而是针对人民的。“他进言的对象，在君主的幌子下，其实是人民。这个宣言看上去把一个未来的个人，一个不存在的个人当成它唯一的对话者，其实是在向大多数的普遍民众进言。宣言不是写给单个人的，尤其不会写给不存在的个人：它总是在向群众进言，以便把他们组织成革命的力量。”^[120]这就是理论本身具有的生产能力。其实，在马克思文本中，这种理论的建构亦是随处可见。马克思通过文本的方式，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矛盾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前景。在这些论述中，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马克思指出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阶级，重要的是两大对立阶级，一个是剥削阶级，一个是被剥削阶级。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一方面强调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使得无产阶级成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异化人；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作为变革社会的主体，承担着建设新世界的使命。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便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且掘墓人就是无产阶级，其头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便是马克思的完整的理论建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与其说是先有阶级，然后再去寻找和整合阶级意识，不如说是先存在撬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然后再去“制造”无产阶级。

这就是文本对政治形势分析所催生的必然解释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就是要不断地制造“虚空”。因为只有“虚空”的存在，政治实践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只有空的才能被填补，只有空的才能为个人或集体提供用武之地，才能让他们占领那里，以便重新结合和形成各种力量，完成历史指定的任务——空，是为了将来”^[121]。文本对“虚空”的解释，一方面指出了这个社会存在的矛盾与对抗，因为虚空作为一种断裂，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征候；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整合各种力量，以期对其实行占有的可能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制造主体或者阶级。在这些功能运作上，文本直接就成为意识形态，“文本在文献（或意识形态）中的位置无非代表了把政治实践的位置转移、转变成另一个要素，即意识形态”^[122]。这种由文本解释学或书写解释学所撑开的意识形态运作模式，进一步强化了理论实践与理论干预的重要性，同时也强化了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实践的建构意义。在此意义上，我们便能理解列宁的“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及其阿尔都塞热衷于此名言的原因。当然，理论本身的建构不是纯粹理论的，其要求是与旧的意识形态相脱节，以一种新的言说方式来重置社会结构和空间，在这种“重置”中将以往被掩盖的矛盾与冲突呈现出来，以此为基础实现向革命运动的过渡。

阿尔都塞通过马基雅维利的极端理论思考方式及其文本解释学，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文本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这种解读方式中，我们更能理解马克思文本中的理论内容以及这些文本对政治实践干预的重要方式。阿尔都塞在论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时，经常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相比较，这将在本节的最后部分加以论述。

文本的政治拓扑学空间的建构还表现在第二个方面，即文本通过理论自身建构一个政治拓扑学空间，在此空间中重置和分析阶级的分化与结构，将冲突与对抗呈现出来，进而在政治实践中参与对此空间的改造，建立新世界。

阿尔都塞认为，在文本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拓扑学空间中，形势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按照布尔迪厄的看法，配置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空间及其力量对比并不必然导致一种明确的行为，“配置不一定导致一种确定的行动：配置只在若干适宜的情形与一种境况的关系中体现和实现。因此配置可能总是处于潜在状态……每一种配置可以依据不同情况表现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实践中”^[123]。这就需要对形势本事进行分析，使得理论配置的内容能够现实地转化为一种确定行动即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因为只有在形势的分析中，才能真正看清楚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现状，它“意味着考虑所有的决定性因素、所有现存的具体情况，清点它们，对它们作出详细的分类和比较”^[124]。当然，这是在政治实践中所提出的“政治难题”的思考中进行的，因为其目的仍然是指向政治难题的解决。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是如何制造新君主从而实现意大利统一的和持久的国家，在马克思那里则是如何唤醒和制造无产阶级从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此“形势”终将通过理论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但“它并不是由单纯理智上的比较提出来的，而是由现存阶级力量的抗衡和不平衡发展的关系……提出来的”^[125]。所以，在文本的政治拓扑学空间的建构中，各种现存阶级力量在对形势的分析中都得到了清晰的呈现，并且指明其各自的力量对比和不平衡，并且赋予其所处的社会空间以及政治实践指定给其的政治空间。在此基础上，政治目标和任务亦明晰起来，因为它们的矛盾系统已经得到揭示。

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形势则完全受到它本身提出的政治难题和实现它提出的目标所必需的政治实践的支配”^[126]。那么，这个政治实践的空间必须要有恰当的主体才能构成，否则便是乌托邦的构想。这里又涉及政治拓扑学空间对位置、虚空的建构，因为“这个对政治形势进行分析的空间，就它本身的语境而言，是由各种对立和混合着的力量所构成的；它只有安排或包含了一个位置、一个空位，才会有意义”^[127]。当然，这个“位置”和“虚空”是一种虚位以待的状态，因为其最终结果是由一个政治实体或阶级去填补和占领。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利对“虚空”的论述在于以政治实践的方式分析具体形势，并为革命主体或新君主制造新的社会结构，同时赋予其在政治空间中的必然位置，以此实现政治实践任务。因此，在这种“主体”与“位置”的双重建构中，新君主或无产阶级便被做实为政治实践任务的承担者。反过来说，“主体”与“位置”的建构又要求彻底改变理论配置和理论形态，这是一个双向的促进过程。

阿尔都塞所说的政治实践，还原到政治拓扑学空间中的话，便是最终要实现对此政治空间的改造。“马基雅维利再好不过地表述了他的文本所描绘的政治实践的空间……马基雅维利的文本勾画了一个拓扑学空间，并指定了一个位置，它只有在这里占据这个位置，才能在这里发挥能动的作用，才能构成一种政治的行为或要素，参与对这个空间的实践的改造。”^[128]在阿尔都塞看来，“空间的实践的改造”必须有一个支点或者切入点，而文本或理论的建构就是围绕此“位置”来展开整个政治实践空间的建构，这也意味着，只有使政治实践主体占据了此“位置”，对旧的政治空间的改造和新的政治空间的建构才是可行的。

由此可见，阿尔都塞借助马基雅维利关于政治拓扑学空间的论述，重新理论化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的关系。从论述中可见，无论是文本还是理论配置，其起点仍然是依据形势即事物在实际的状况来设计意识形态的内容，在这种设计中，通过使用新的概念和范畴来重新分析社会结构，并揭示由此结构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体系中，给予矛盾的双方以相应的空间位置，并在这种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空间位置中，强化被剥削阶级的苦难现状及其必然原因。在这种苦难现状和原因的寻求中，阶级对抗便日渐明朗、阶级与阶级意识便以一种极端对抗的方式展示出来，革命运动随之而来。在此，阿尔都塞通过马基雅维利的文本刺激起了文本与政治实践、意识形态与阶级意识的关系以及政治拓扑学空间对政治实践的建构，这对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文本以及阿尔都塞本人强调的理论实践、理论干预的作用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阿尔都塞认为，《共产党宣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其自身所展开的政治拓扑学空间有两重位置，“一方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位置，《宣言》有意识地置身于这个位置，通过这个位置的书面干预产生某种后果；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及其后果的位置”^[129]。就第一方面而言，按照前述理论配置来说，就是与以前的意识形态相区别，我们可以从《宣言》的第三部分“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中看到。马克思之所以要列举这些“反动的社会主义”，其目的在于批判这些“社会主义”扎根于封建主义的历史，并且讽刺其“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130]。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回到过去，即“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最后结论”^[131]。至于“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其一方面用理论的建构代替现实的改变，另一方面就是“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在这点上，“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一种非辩证的方式与此达成一致，即“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132]至于“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其在“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的时候，其只看到了阶级对立，而没有看到无产阶级政治能动性，同时寄希望于“探索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来为阶级解放创造条件。马克思认为其虽然看到了现存的苦难和未来，但却忘记了当下现实，同时也就失去了通达未来的方法与路径。在对所有这些文本意识形态的批判中，阿尔都塞认为《宣言》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且在这个位置中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准备。按照布尔迪厄的看法，位置是一切观点的根源，他指出，“位置和地点对其占据者而言是观点的根源”^[133]。而理论配置的功能就是通过“宣言式”的叙述，为理论所表述的真理提供一种社会存在的支持。通过与现存“社会主义”文献的比较，我们可以得知，马克思的《宣言》是立足于历史与现实，通过分析历史和现实中的阶级斗争及其原因、分析现存社会的基本现状及其苦难现实、分析无产阶级的现状、潜力及其与资产阶级的对抗，马克思得出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现实条件及其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同时也毫无掩盖地喊出了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马克思的《宣言》在无数社会主义文献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且在实质上影响了其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也就是说，“为了把那种理论在意识形态中占据的位置同时定位在受到分析的历史形势里，定位在所分析的力量对比的空间中”^[134]。这就是文本的位置及其干预的结果。

而关于“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及其后果的位置”则主要表现在“资产者和无产者”、“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对各种反对党的态度”上。马克思在建构无产阶级的政治拓扑学空间时，其基调论述便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35]。这是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寻找一种斗争的模式，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出场做准备，同时也暗示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形态。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马克思通过对以往社会阶级斗争主体多元化的论述，鲜明地突出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36]。马克思在这个政治空间中，描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绝对对立，这也预示着无产阶级在政治拓扑学空间中将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马克思通过描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通过工业革命而引发的社会革命，从而表明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于生产关系的革新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社会正在以一种革命的方式改变和主宰着现实世界。在这个论述中，资产阶级处于政治拓扑学空间的顶端。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天然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在这个经济危机之中，无产阶级浮出水面。无产阶级一方面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被剥削的位置，另一方面又是经济危机的最终受害者和承担者，在这个状况中，无产阶级毫无疑问处于政治拓扑学空间的底端。文本描述政治拓扑学空间的这种极端对立，目的在于召唤无产阶级能够清楚明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及其不平等现实的根源。这当然要通过描述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无产阶级逐渐失去独立性并彻底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沦为被剥削阶级的命运。布尔迪厄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社会空间倾向于以多少有点变化的形式再现在物质空间之中，表现为行动者和财产的某种安排”^[137]。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是通过物质空间中的位置即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来得到表现的，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可推理得知，这种“表现”即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这种背景中，为了塑造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拓扑学空间，其方式必定在于论述“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潜力及其历史使命。在这部分中，马克思无非是为了表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目的在于消灭私有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以及无产阶级受剥削的根本所在。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宣言”，所以阿尔都塞认为：“实际上，《宣言》把自身定位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只是为了召唤这个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的阶级组成无产阶级的政党。指导《宣言》写作的阶级观点，从意识形态上说是无产阶级的观点。阶级观点和阶级政党属于同一个阶级：无产阶级。”^[138]所以，阿尔都塞认为《宣言》所建构的政治拓扑学空间，目的在于如何呈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以及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并以此激起无产阶级对自身的认识以及改变现状的阶级意识，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对此政治空间的再造。在此，理论的配置功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将社会结构的描述和无产阶级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做实为一种真理的论述，即“通过配置结构形式归并社会结构并通过希望和期待的形式归并客观机遇”^[139]，这使得无产阶级的实践能够成为一种合理而必然的现实选择。

阿尔都塞之所以在其思想历程中会有一段“回到马基雅维利”的时期，这是由其思想建构及其处境所引发。阿尔都塞一直强调的是如何以一种理论或文本的方式介入现实的政治实践，马基雅维利作为理论介入的前辈，自然得到阿尔都塞的青睐，其目的在于通过回到马基雅维利的方式来为自己的理论实践提供一个合法的传统，这同时又反过来刺激人们对于马克思文本的分析，例如对于《共产党宣言》《五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的重新解读，以期回归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题。当然，按照阿尔都塞的思路，这个过程是由对列宁的解读而引发的。阿尔都塞对列宁思想的解读，不再像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所表现的那样，而是直接以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为主题，具体化为理论实践与政治实践的关系问题，其重要载体就是意识形态的建构。

在阿尔都塞的眼中，马基雅维利成为一个激进理论家，当然，这种“激进”主要表现在理论上。就像在第一节中论述过的，马基雅维利以“虚空”为起点，摒弃一切传统的意识形态论述，以形势和政治实践为基础，正可谓从“无”中生有。这种“激进”的理论建构无疑触动了阿尔都塞思考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敏感意识。马克思本人讲得非常清楚，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必定是异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否则何来革命？阿尔都塞正是借助于马基雅维利的极端思考，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提供一种彻底的思考方式，“我要直截了当地指出，马基雅维利发现自己的处境使他必须从终极出发去推理，必须在可能性的限度上思考，这样才能考虑实在本身”^[140]。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政治拓扑学空间的建构就在于从理论层面以拓扑学的形式将各阶级的对抗极端化，也只有在这种拓扑学空间中，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关于资产阶级及其社会的知识。而这是无产阶级进行“改造世界”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