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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空间和场域理论

时间:2022-04-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让我们从勒温的生平转向他的理论。正是通过他的思想和他的学生,而不是通过参与传播活动或者与业界领袖们的交往,勒温形成了对传播研究的重大影响。对勒温来说,生活空间意味着全部心理学环境——“在给定时间里作用于人的所有事实、关系和力的总和”。对勒温来说,生活空间就像是一座上演着行为戏剧的剧院。所以,她绕着石头转圈,试图降低她生活空间中的当前冲突。

让我们从勒温的生平转向他的理论。不过,这两者相隔并不远,因为他的理论和接受了这些思想的学生,组成了他的生平。正是通过他的思想和他的学生,而不是通过参与传播活动或者与业界领袖们的交往,勒温形成了对传播研究的重大影响。

如果人们还记得勒温在战时那个改变饮食习惯实验(Levin,1942;see also Marrow,1969)中所表现出来的实践偏好,那应该也能想起勒温对自己主要是个理论家的身份认定。他的实验从新的假说中生成,然后返回到新的理论和新的应用中去。勒温经常强调的是新理论、新创见。那些追随勒温的学生或许都听他说过理论的两个功能:解释已知之物,指明通向新知识的路径(Marrow,1969,p.30)。勒温的大多数学生都记得他的名言,“科学的本质,就是不懈地追求超越那些特定时期被认为是科学地理解了的东西”(Marrow,1969,p.30)。[10]

勒温将场域理论从欧洲带了过来,心理学开始以能量场的方式思考问题。在能量场中,各种力的运作形成矩阵。格式塔心理学家颇受这种物理学的研究取向的影响,但勒温比他们走得更远。他从未完全接受“刺激-反应”(S-R)心理学,他对属性研究(genotypes)的兴趣多于显性研究(phenotypes)(Lewin,1931)。勒温几乎不用大样本,而更倾向于“少而深入”(look harder at less)。他使用很少的实验装置,更愿意与人交谈并观察他们的互动。勒温擅长于此。他的朋友说他具有“比大多数心理学家更多的批判性洞见和深度。如果没有他快速形成的新的看待问题的方式,你将无法讨论任何心理学问题”(Marrow,1969,pp.40-41)。

将场域理论用于人类研究,勒温形成了“生活空间”的概念。对勒温来说,生活空间意味着全部心理学环境——“在给定时间里作用于人的所有事实、关系和力的总和”(Marrow,1969,p.35)。马罗解释说,这其中包括“需求、目的、无意识影响、记忆、信仰,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性质的事件,以及其他对行为可能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p.35)。勒温对任何较此简化的解释都持怀疑态度。因此,哪怕是对很小的行为进行解释,他也总是在问:“Vot haf ve vergotten?”

对勒温来说,生活空间就像是一座上演着行为戏剧的剧院。他曾引用过爱因斯坦对场域的定义——那些被构想为相互依存的“既存事实的总体”(Marrow,1969,p.24),因此,生活空间里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系统。为了解释系统的内部活动,他从物理学、数学借用了一系列术语,如能量、张力、需求、价、矢量等。

场域中各种力之间的失衡产生需求,需求产生张力。用勒温的话来说,这些过程不仅不可避免,而且非常必要,因为它们释放能量并导致行动。不同的行为有负价或正价,即它们吸引或不吸引我们。我们常常会在高价的行为中发现阻碍。强度几乎相同而价性相反的两个力(一正一负)会使我们精神分裂,强度几乎相同而价性也相同的两个力(两个正价或两个负价)则会迫使我们做出选择。直到冲突被解决,朝向目标的运动才能有所进展,平衡也才得以重建。

因为勒温决心为社会科学找到一种具有物理学在自然科学中所达到的充分性程度的研究路径,所以他坚持在理解个体行为时将众多变量纳入考量范围。通过例举和图示,他设法使这个相对复杂的路径变得简单易懂。尽管勒温并不是专业画家或专业摄影师,但他却具有某种处理图像的天分。他特别擅长跟在儿童后面,用电影摄影机记录下儿童行为的细节,用以说明他对这些行为的相关观念。1929年勒温第一次到美国参加在耶鲁召开的国际心理学大会时,就带了一部有关18个月大的女童汉娜的短片。短片中,步履蹒跚的汉娜打算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这是正价。但另一方面,经验告诉她,坐在看不到的东西上很危险,这是负价。所以,她绕着石头转圈,试图降低她生活空间中的当前冲突。最后,汉娜解决了这个问题。她先是弯下腰,从两腿间观察那块石头,然后小心地退向它,安全地坐下来。

因为这种图像化的兴趣,勒温借助拓扑学以解释生活空间也就不足为奇了。勒温接受过数学训练,也经常——用他同事的话来说——用数学方式思考。不过,他对数学并没有多少兴趣,也不做数据的统计分析。勒温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利奥·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就曾说他从未看见勒温做过统计。[11]然而,通过拓扑学,勒温发现了对他来说具有高价性的非定量几何(nonquantitive geometry),并用拓扑表绘制了一个个由划分生活空间的隔间和线条填满的二维“蛋”。在哈佛的一次演讲中,亨利·莫里(Henry Murray)曾问勒温在用小“蛋”图像表现各种力——认知、情感、体质、社会,等等——时,如何表现出力的质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勒温用其别具魅力的方式说,“我们只是用了不同颜色的粉笔而已”(Marrow,1969,pp.137-138)。[12]这也正是他那些爱荷华的学生为什么要坐在地上用一盒盒彩色蜡笔绘制拓扑图的原因。

这样,勒温找到了场域理论作为其生活空间概念的良好基础,并且找到了拓扑学这一表达其心理学逻辑的绝佳方法。然而,他从未向任何人声称他有过一个理论体系,也未就其理论关系建构理论,并寻找数据来证实它。勒温在柏林时的学生而后又成了他美国同事的塔玛拉·丹波曾说,如果你问勒温“怎么样才能用好拓扑学呢?”他的回答总会是,“问题是什么?让我们首先看看问题,然后才能看清拓扑学能否用得上”(Marrow,1969,p.40)。

勒温向学生提出的,与其说是建立方法的理论,不如说是寻找方法去解决那些心理学家尚未找到方法研究的各类问题的挑战。这些问题包括,成功与失败的意义,愤怒的性质,不同形式动机的性质,欲求层次的意义,以及替代性目标和替代性行为的性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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