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差异原因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总结可以发现，导致各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差异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个体层面的因素

从个体微观层面上看，个体特征可继承性和对子代投资倾向的差异是导致各国代际收入弹性不同的主要原因。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中，Becker and Tomes（1979），Laitner（1997）和Mulligan（1997）等强调了这些个人层面的微观因素在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差异方面的作用。

首先，代际间个人特征的可继承性（inheritability）是导致代际收入弹性差异的最基本原因。这一可继承性不仅包含了通过生物基因传递所导致的能力、智力的继承，还包括由于父母的行为榜样和教养行为所带来的文化的继承，例如对于工作和闲暇的偏好、努力工作的习惯，等等。文化方面的可继承性较难衡量，但是已经有研究计算了不同国家在基因和能力可继承性方面的差异。例如，Esping-Andersen（2004）根据IALS的测试分数计算得出了15个国家在认知能力方面的基尼系数，结果发现，在发达国家中，该基尼系数最低的是丹麦（0．08），最高的是美国（0．158）；而波兰和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则更高。这和上述代际收入弹性的国际比较结果有很大一致性，即在智力和认知能力方面差异越大的国家，其代际收入弹性也越大，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小。

其次，父母对子代的投资倾向（investment propensity）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另一个重要微观因素。该投资倾向即父代针对子代的利他性（altruism）程度，越关心子代收入和福利的父代会对子代进行更多的物质和非物质投资，而投资倾向较高的社会中，代际收入流动性就可能较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子代福利的特别关注，可能是导致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偏高的一个原因。

2．2　市场层面的因素

从市场层面上看，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性是导致各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差异的主要原因。

首先，信贷市场的完善程度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倘若不存在借贷约束，父代可以按物质资本回报率为借贷利率，对子代的未来收入进行无限制借贷，则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停止在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等于物质资本回报的点上。这时，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额主要取决于子代的先天禀赋和物质资本回报率。禀赋较高的子代将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而借贷利率的提高会减少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额。此时，由于可以完全借贷，子代的收入与父代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会通过代际间禀赋的相关而受到父代收入的影响。此时的代际收入相关性主要取决于禀赋的可遗传性，以及禀赋的收入回报和运气。倘若运气恒定，则代际收入基本上按照“1-可遗传性”的速度向中间回归。

但是，由于人力资本并不是很好的抵押品，所以往往会存在人力资本投资的信贷约束10，从而导致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父代的收入和对子代的利他性程度有关。此时，子代的收入不仅通过禀赋和文化的遗传而与父代收入间接相关（endowment effect），而且有了直接相关的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而且，倘若禀赋在不同代人之间更倾向于向中间回归，即富人子代的禀赋不会同等高，穷人子代的禀赋不会同等低，那么财富效应就会起主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信贷市场越完善，就越利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

其次，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性也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子代的人力资本要转化为收入，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回报；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市场主导了人力资源的配置过程，有效的劳动力市场能够按照个体的能力和优势实现劳动和职位的最优结合，从而排除权力寻租等情况的出现。在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中，代际收入的相关性应该只是由于父代与子代人力资本相关而导致。

Becker and Tomes（1986）等理论分析都强调了上述的两个市场因素。从市场层面看，发展中国家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可能是导致其代际收入流动性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此外，在信贷约束的存在性方面，虽然早期的研究尝试通过对不同收入阶层的IIE进行比较、并以低收入家庭较高的IIE估计值作为信贷约束存在的证据，但事实上，容易受到信贷约束的其实是高能力的子代，而由于高收入家庭的子代能力可能更高，所以高收入家庭所受到的信贷约束不一定小于低收入家庭（Han and Mulligan，2001；Grawe and Mulligan，2002）。

2．3　政策方面的因素

影响到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政策主要是再分配政策，可以分为针对代内的纯粹性再分配政策（如“劫富济贫”式的转移支付），以及代际间的再分配政策（如公共教育政策）。

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代际间再分配政策以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为核心，而其作用和信贷市场密切相关。首先，如果没有信贷约束，公共投资小于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efficient level），则家长就会对公共投资和有效额之间的差额进行投资，此时政府投资一比一地挤出私人投资，对代际流动性没有影响，而代际流动性基本完全取决于能力的可遗传性，在能力方差较大的社会，代际流动性一般也较大；其次，假若存在信贷约束，那么公共投资就部分地充当了信贷市场的功能（partially substitute for credit market access），子代的教育和收入增加，公共投资减少了不同收入阶层对子代投资的差异，提高了收入流动性，但减少了消费流动性；最后，倘若公共投资超过了有效水平，则总体的人力资本增加，代际收入流动性增加。

Grawe and Mulligun（2002）和Solon（2004）等都通过理论模型证明了上述结论。而Ichino等（2010）和Bernasconi and Profeta（2007）进一步通过模型刻画了再分配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决策过程，指出教育体制通过投票的政治经济过程产生，高收入和高能力的父代偏好较低的教育累进程度，而倘若一个社会中的穷人家庭能够在政治决策中有较大影响，则这个社会的教育制度的累进性会更高，从而有更高的流动性和更低的收入差距；前者还运用几个国家的截面数据证明，IIE估值与贫富人口的政治参与差距显著正相关。

本书第7章将对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相关的公共政策进行更详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