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形势及特点

二、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形势及特点

2011年，全球经济继续温和复苏，中国出口将保持较快增长，消费实际增长稳中有降，投资增长动力依然强劲，下半年通胀压力加大，各季度GDP增速也将呈前低后高走势，在经济增长企稳回升的同时，通胀压力趋于增强。

（一）全球经济继续温和复苏，我国出口将保持较快增长

从2010年三季度到2011年上半年，美、欧、日等经济体已实现连续四个季度环比正增长，按照传统经济学定义，发达经济体经济衰退已经结束，并进入复苏状态。但是，多数发达国家实体经济恢复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者信心不足，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完全消化危机冲击尚需时日。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发生以后，部分欧洲国家开始降低公务员工资和政府福利支出等，以削减财政赤字、化解债务风险，加上刺激性政策的力度和效果明显减弱，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仍存在反复的可能。根据历次重大危机后各国经济复苏的一般特点，结合近期美、欧、日等经济指标的表现和政策取向，综合判断2011年发达经济体将保持温和复苏状态，出现二次探底或恢复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均较小。2011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彼此之间经贸合作加强、对发达经济体依赖程度下降，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好于发达经济体。预计2011年下半年和明年新兴经济体将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局面。

总体上看，2011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略好于2010年。伴随着全球经济的温和复苏，2010年5月份以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增速持续回落的趋势也将逐步止跌回稳，预计2011年其进口增长将维持在1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在重启人民币汇率弹性机制以后升值压力不减，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出口增长产生冲击。同时，2010年全年出口达到30%左右的高增长，是在上年基数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的。预计2011年我国出口增长将有一定幅度回落，月度出口增速呈前低后高走势，全年出口增长15%～20%。

（二）消费实际增长稳中有降，投资增长动力依然强劲

2003年以来，我国居民实际收入保持较高增长，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和医疗卫生等民生性财政支出快速扩张，消费预期改善，消费实际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扣除商品零售价格因素）达到较高水平。2009年下半年以来，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速有所回调，消费刺激政策效应减弱，民生性财政支出增速回落，消费实际增速也开始下降。2011年上半年，城镇居民收入仅增长7.5%，对下半年和明年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将形成硬约束。5月份以来民生性财政支出增长有所加快，但仍明显低于2007年以来的平均水平。受此影响，2011年三季度以后消费实际增速将稳中有降，预计2011年消费实际增长略低于2010年。

2010年以来，投资增长回落，但降幅不大，全年仍将达到24%左右。2011年，出口和消费实际增长水平可能有所降低，但仍处于正常、合理水平，为制造业投资增长提供了一定的需求基础。同时，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各地重大规划项目陆续开工建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较大，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将形成重要支撑。影响2011年投资增长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在于房地产投资。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的逐步落实，投资性需求明显回落，房价过快上涨和资产泡沫化倾向得到有效遏制，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但房地产成交量的持续负增长，意味着开发商从市场销售中获得的资金减少，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打击房地产开发企业囤地行为和严格控制开、竣工时间，又会刺激房地产开发企业加快开发进度。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加大，也会部分弥补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收缩对房地产投资增长的负面影响。综合看，2011年房地产投资增长将有所回落，但不会出现深度滑坡。预计2011年投资增长将呈现前低后高走势，全年投资增长将达到20%以上。

（三）通胀压力趋于增强，但不会出现恶性通胀

2011年，抑制和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同时存在，物价走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通胀“破5”之后，有人担心如果不下决心压住通胀，那么未来的通胀会失去控制，会演变成年率超过10%的恶性通胀过程，其实这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国的通胀主要是由输入、食品与工资所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与由于货币超发所形成的“需求拉高型通胀”是不同的通胀类型，所以不可能演变成恶性通胀。

从输入型通胀看，源头在国外，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用衍生金融工具创造出大量货币，并用这些货币拉高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结果，也是金融资本分割产业资本利润的一种新方式。但是如果金融资本用不断拉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方式，对产业资本的利润分割得过多，甚至侵蚀到生产成本，就会导致产业资本由于生产成本过高而被迫收缩生产规模，从而导致对国际大宗产品的实际需求减少。此外，资源产品价格上升向下游产品的传导，最终也会引起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收缩，而生产企业与居民的实际需求收缩，都会反过来压抑大宗商品金融泡沫的膨胀，甚至刺破这些泡沫。到了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由于正常的生产过程被破坏，金融机构也纷纷倒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会从暴涨转为暴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从接近150美元/桶下跌到最低40美元。所以，由于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泡沫不会被持续无边际地拉升，而是有实际需求的抑制，以及金融危机的打压，输入型通胀就不会是单边上升的态势，而是会表现为大起大落，底部逐步抬高的过程。

从由食品价格上涨推动的通胀过程看，其源头在于中国的人地矛盾，即由土地所提供的农产品供给增长率，赶不上由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所共同构成的食品需求增长率。在人与地这对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地而不是人，因为不能不让人吃饭，也不能不让人生孩子。但是耕地虽然有限，却可以通过提高耕地的产出率来增加食品供给，比如2010年与1998年相比，中国的耕地面积减少了6.5%，粮食总产量却提高了6.6%，棉花产量提高了32.7%，油料产量提高了40%。所以，土地产出率的提高是耕地减少的对冲因素，因此也是缓和人地矛盾的关键因素。

人口的增长与土地的减少都是缓慢发生的，所以是经济中的慢变量。从1998—2010这12年看，中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0.6%，耕地年均下降速度是0.5%，再加上由于农业科技发展与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不断推动着土地产出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缓和着人地矛盾，这就决定了人地矛盾所导致的通胀过程，必然是一个缓和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至新世纪初这20多年时间，农村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生产潜力与不断提升的土地产出率，大体上可以抵消掉工业化与城市化占用耕地对农产品供给的负面影响，但是近8年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居民的食品消费需求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而各地区的耕地占用，特别是沿海地区的耕地占用纷纷碰到了“红线”，中国的人地矛盾就进入了一个质变点，从而使食品推动的通胀具有长期性。

从实际情况看，2003—2010年的年均通胀率为2.7%，而同期的食品价格年均上涨率为6.5%，按34%的食品价格权重计算，对这一时期消费物价的影响大约是年均2.2个百分点。考虑到未来的人地矛盾会趋于尖锐，食品价格的年均上涨率可能长期在年均10%的水平，因此对通胀的长期影响力，就是每年会将通胀推升3个多百分点。

再来看工资上升对通胀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由于劳动力短缺引起工资成本增加，在不改变分配关系的条件下，企业主为了保持利润水平，就会通过提价来转移工资成本上升的负担。由于劳动力的短缺是进入了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的增长由于人口结构的阶段性变化，开始赶不上经济规模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这种基于人口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矛盾，仍然不是一个“快变量”。同时，在成本上升推动下，企业也不会只走提价这条路，越往长期看，企业消化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方法就越会向产品、技术与管理升级方面，寻求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的道路。所以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劳动力短缺与成本上升，往往是一个国家企业与产业升级的动力。

综上所述，由输入、食品与工资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其诱发因素或者是“慢变量”，或者是有较强制约，所以笔者认为，这三方面的力量所复合形成的通胀，不会导致年均10%甚至更高的通胀率。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是在6%上下浮动，在国内外经济都“过热”，且大宗商品价格泡沫严重膨胀的时候，可能会接近10%，但是如果发生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也不排除发生通缩的可能。

中国的通胀率，20世纪80年代是平均7%，90年代是平均7.2%，只是21世纪以来才降到年均2.1%。但是进入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中国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像人地矛盾和劳动力供给，都开始发生阶段性变化，世界资本主义也是在新世纪初显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些大的历史阶段性变化集中出现在最近十年里，由此也深刻改变了通胀的性质，所以长期忍受5%～10%之间的通胀率，可能已经是继续保持中国经济长期较快发展的必然前提，不看到这些大的变化，仍然沿用以往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就难免犯“刻舟求剑”的错误，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综合上述分析，2011年，出口、投资和消费实际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全年经济增长将略低于2010年。从出口和投资增长可能呈前低后高走势判断，2011年各季度GDP增速也将呈前低后高走势。预计2011年全年经济增长可保持在9%左右，下半年通胀压力加大，全年物价涨幅有望控制在4%以内。

（四）开好局起好步，推动我国健康运行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经济运行基本回归正常增长轨道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十分艰巨。在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关系发生重要转变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为保就业而保增长的压力将有所减轻。因此，2011年财政、货币政策应逐步实现由应对危机型向常规型的平稳过渡，并保持相对稳定，把更大精力放到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上，力争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

1.重新认识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

经过3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从经济增长动力看，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转变到更多依靠消费扩张，从工业制造业的快速扩张转变到更多依靠服务业的发展，必然会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影响，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难以避免。从劳动力供求格局看，近年来城镇就业年均增长接近4%，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与新增城乡劳动力供给大体相当，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的压力明显缓解。上述变化意味着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关系的重要转变。宏观经济政策为保就业而保增长的压力将有所减轻，政策目标在保持必要增长速度的同时，应更加注重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积极应对增长速度放缓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而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着力培育和提升企业的赢利能力和水平。

2.加快价格改革步伐，依靠市场机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未能充分反映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障碍。应择机推进利率、汇率及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目前我国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存、贷款利差较大，且普遍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考虑适度提高存款利率，积极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扩大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在进一步加强差别化出口退税和出口关税的基础上，可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更多地发挥汇率在优化调整出口结构等方面的综合调节作用。进一步理顺煤、电价格，完善天然气、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提高非农用水价格。

3.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扩大消费。

推进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扩大消费的有效途径。可选择的政策包括:认真执行劳动合同法，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推进宅基地流转、置换方式创新，让农户合理分享土地升值收益；积极推进房产税征收试点，加大对高收入群体存量财产的税收调节力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和民生性转移支付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将政府支出重点更多地转移到向全体公民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上来。

4.加快建立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

“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取得了重要成就，也初步形成了促进节能减排的机制，但还需进一步完善。近期出现的一些情况表明，节能减排对行政管理的依赖程度依然过高，依靠行政命令、实行“一刀切”的管理办法控制能源消耗，已产生一定负面效果，而且难以持续，也容易对一些地区的发展形成不当限制。应该以市场为基础，针对各地区资源条件、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指标，积极探索有利于结构优化、技术进步、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逐步降低的实现机制，不断巩固和提高节能减排成效。可参考国际不同行业能耗、排放标准，逐步建立我国各行业鼓励先进、淘汰落后的节能减排制度；改变偏重依靠行政手段的方法，积极创造条件开展排放权交易试点。

5.改革和完善投资项目审批制度。

合理划分中央、地方政府投资审批权限，重视发挥地方政府对当地项目的监管职能。政府对投资项目的管理应集中在环保、能耗、安全和质量标准等准入条件的审核上，并应实行双向监督（项目没有达标，政府监督项目；已经达标而不核准，企业监督政府）。简单地从行业产能规模出发控制新项目建设，落后产能得到保护，抑制了市场竞争对产能动态优化的作用，应当加以改变。制定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6.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机制。

我国人口众多，可开发和利用的国土资源有限，在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房价存在上涨压力，防止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将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一方面，需要将抑制投机性需求的政策措施长期化、制度化；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多层次的城镇居民住房供给体系，尤其是要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政府直接增加财政投资是必要的，也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积极引导各类社会资金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与此同时，应相应加强保障性住房分配、使用的体制机制建设，杜绝违规占用、谋取不正当收益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