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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急于与北京改善关系的秘密

时间:2022-08-2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现在之所以是世界上的最重要的关系,因为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又是一种战略合作伙伴的竞争关系。但美国实行的是对外扩张的全球霸权战略,对中国还采取遏制性的竞争。这四个因素是美国现在把中国关系视为最重要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因。第二是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代表着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

第五章 当代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当今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不管是战略伙伴关系还是战略竞争关系,必然是第一重要的关系。

中美两国的主流社会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由于两国各自在世界上的实力和地位,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中美两国的关系,是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是既互相合作又彼此竞争的关系。这个重要的认识,是中美两国的思想家、战略家、政治家、金融家外交家、军事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的基本共识,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石。

当代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竞争关系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现在之所以是世界上的最重要的关系,因为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又是一种战略合作伙伴的竞争关系。这是由于现在的中美两国在很多方面都是利益相关者,需要彼此的合作。而且,重要的是美国需要中国合作,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不需要中国合作了,这种合作关系就难以继续下去。但美国实行的是对外扩张的全球霸权战略,对中国还采取遏制性的竞争。所以,现在的中美关系,又是一种竞争大于合作的关系。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在美国当今外交中之所以成为最重要的关系,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体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终将重新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就导致美国必定感受到的:一是中国是美国在市场与经济方面的利益最重要的相关方;二是由于中国经济体的迅速壮大,使美国本能地感到自己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受到中国的竞争威胁;三是由于美中间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以及东西方历史文化发展的差异,美国把中国视为未来最大的假想敌。四是现在的全球事务,尤其是经济问题,离开中国的参与,几乎难以解决。这四个因素是美国现在把中国关系视为最重要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因。这四个因素也是美国正在部署的新全球战略调整,重返亚洲的战略思路,以及对未来世界格局判断的基本认识。

中美关系将来怎么发展,取决于未来双方国家领导人如何把握两国发展的方向、建立怎样程度的互信机制、构成怎样的互相之间的战略制衡。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关键是取决于美国怎么对待中国的关系。现在的美国具有主动权,如果美国一直把中国当作合作的战略伙伴,那么,中美可以长久维持良好的关系。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假想敌一味地要遏制中国,在中国周边进行制衡中国的举动,在全球战略上遏制中国的发展崛起,甚至在中国内部制造矛盾,企图分裂中国,就难免造成美国与中国的冲突。

目前的中美之间,存在的不是简单的战略互疑问题,而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空间的挤压,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困和战略遏制,把中国当作未来最大战略假想敌的实际问题。如果中美双方在太平洋两岸隔海对峙,远距离隔空猜疑,那可能是战略互疑的问题。但当美国的军舰和飞机到中国的家门口,与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蒙古、印度等国进行大规模军演,并在中国周边国家建立各种军事基地,制定包围中国的军事战略,设计完全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的战略战术,那问题的现实性和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是中美文化的竞争。中国文化是东方文明,美国文化是西方文明。

美国把几百年来西方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文化精华浓缩成美国特色的文化,并且使之发展成为西方文化的代表。美国文化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楷模,美国也因此被西方国家尊崇为领袖。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因为传统的作用,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发展,就像一个背负着丰厚遗产财富巨大、沉重行囊的前行者。中国文化同样在进步在发展,要中国人放弃东方传统文化的行囊,是不可能的。

中国文化的发展,既吸收世界上优秀文化的精华,又保持了自己的优秀特色。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色是中国人的现代文化观,也是现代中国人和未来中国人不可能改变的文化观。中国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包容开放的文化体系,有着大量外来文化的基因,比如,在其他国家各种外来宗教文化相互可能处于绝对敌对的情况,在中国却都可以和平共处,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这就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根源。

美国文化是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但历史将证明,这并不一定表示美国文化是世界上未来最优秀的文化。世界需要丰富多彩的各种文化,各种文明之间需要互相尊重。美国军队用导弹和炮火将伊拉克数千年的文物和文化实施摧毁,美国对他国古代文化的野蛮侵犯和不尊重,就集中地表现出具有西方文化特性的美国文化的傲慢态度与野蛮性一面。

第二是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代表着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中美两国选择的社会制度不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各自社会长期发展的自然选择。

美国选择资本主义制度,是与美国的历史发展相关的。美国的建国者,都是欧洲移民及其后裔。美国从建国到立国发展的过程中,与欧洲文化、欧洲政治、欧洲人性格习惯有着天然的相关性,是早期的欧洲移民自然模仿和移植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化的必然结果。

美国的国家形成与发展,主要是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美国文化深受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中华民族在经历了长期的屈辱的历史后的必然选择。中国从过去的一盘散沙、被世界列强瓜分与肆意侵辱的社会状况中,经过长久的摸索,选择了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是让中国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中国还将可能回复到20世纪初期一盘散沙的局面。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中国早就在各种危机中倒下,甚至出现西方经济学家们预言的经济崩溃,就不可能出现近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这是当今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保持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清醒地分析中国的现状,中国没有真正经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指导,没有西方社会公认的非常杰出的成熟的金融大管家,靠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中国依然能够取得三十多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就是因为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否则,中国就会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在经过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就会出现西方那样的周期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就像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了五六百年依然不完善一样,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依然都不能摆脱资本主义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严重的周期性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弊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发展了近百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才发展几十年,还很不完善,中国虽然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要不断主动地进行改革,改革掉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弊病,使之适应未来新的社会发展需要。

第三是中美两国不同的发展模式之间的竞争,这表现为和平共赢发展与追求霸权发展两种不同方式的竞争。

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就宣布,中国不称霸,中国希望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追求共同发展寻求共赢模式,反映的是东方式的智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炮舰开路拓展殖民地开拓市场的发展模式不同,中国是采用东方文化式的和平发展模式。

中国与非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和平合作发展几十年,给非洲带来了兴旺与文明进步。但在美国势力从2007年强势进入非洲,仅仅几年,在非洲国家进行的所谓“颜色革命”,给非洲带来的是腥风血雨,战乱和贫困。这就是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竞争结果的证明。

大国的并存,必然伴随着竞争。不同制度的国家竞争的目的,决定着竞争战略与竞争方式的不同。

国家之间的竞争,有的是为国际地位竞争,有的是为生存空间竞争,有的是为国家名誉竞争,有的是为民族发展竞争,有的是为民族自身权益竞争,有的是为地区或全球霸权竞争,有的是为统治别人的权力竞争,有的是为压迫他国竞争。

中国的竞争,是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为目的,是为国际地位而采取的和平崛起的战略竞争。中国式的竞争,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式的竞争,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希望的竞争,不是置对手于死地的零和游戏式的竞争,而是追求大家和平共处和平崛起各方共赢的和平竞争。

中国的国家竞争战略原则:和平竞争,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争取在竞争中多方共赢。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要。是我们的、该我们的,如果有争议,我们可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但中国决不容他人肆意侵犯和掠夺。所以,中国对周边国家采取的是致力于长期睦邻友好的战略与政策。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尊重他国的利益,尊重他国的文明,带动了周边国家的经济共同受益。

美国和西方国家式的竞争,是以战胜对手统治世界为目的,追求全球霸权的竞争。美国式的竞争,往往以消灭对手、消灭反对美国的人、消灭不与美国合作的人为重要竞争方式,以达到控制他国成为全球霸主的最终目标。美国的竞争理念,往往采取“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一边”,即“非朋友即敌人”的选择。美国和西方国家式的竞争,往往是零和游戏竞争,是一种不尊重他人自主与他国尊严的竞争。

美国在国际上宣称是推行“美国的民主”,但美国的实际行动,却往往背叛自己宣扬的国际行为准则。美国常常施行“跟我走的是盟友”的政策,哪怕跟美国走的完全是非民主的国家,或者是独裁专制的国家。美国带领独裁专制的阿拉伯国家或非民主的国家,去围堵或攻击已经开始实行初步民主制度的国家(例如针对伊朗和叙利亚)的事情,往往使美国自身处于矛盾和不义之中。美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往往采取非常霸道的态度和武断的政策,在某件事情上,只要不跟我美国走的,哪怕是美国的朋友,也就即刻变成了敌人。本·拉登、萨达姆、穆巴拉克原来都是美国的朋友,因为某些时候某些方面,或者仅仅因为某件事情不认同美国的意识形态,不赞成美国的做法,不愿跟着美国走,美国就把他们变成了美国的敌人。因为美国宣扬的价值观在美国的实际国际行动中,常常以美国的霸权利益变化而变化,使得美国宣扬的意识形态标准就成为摆设,甚至成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幌子。

第四是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招致美国的严重不安,引发美国在军事战略上与中国的竞争。美国把21世纪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重点就是重返亚洲,重点中的核心问题,是把中国当作最大假想敌。要消除美国对中国的敌意战略偏见和误判盲动,需要双方多接触多沟通多了解,但最重要的是两国战略力量的制衡。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战略围堵,或者战略包围,一方面中国要加强战略制衡力量,任何时候实力都是决定性的筹码,没有强大的战略制衡力量,就必然会引发美国的战略冲动,甚至战略盲动;另一方面中美双方要加强沟通,彼此都要拿出诚意和切实的行动,表达真正的互相尊重。没有互相的尊重,就不可能达成真正的战略互信。

尼克松急于与北京改善关系的秘密

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美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件轰动全球的大事件,也是改变世界历史的一件大事件。

美国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本来是一个极端顽固的“反共斗士”,但他当选美国总统后就要急于访问北京,一改美国一贯的傲慢,尼克松主动派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急切地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

尼克松以后在回忆录中说,即使他乘坐的空军一号已经起飞,踏上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北京之旅的行程时,自己当时仍然怀着“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一样不可预知,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样危险”的惴惴不安的心情。

事实上,尼克松在访华之前,对中国几乎毫无实质性的了解,以至于在他出发去中国的前三天,即1972年2月14日,还邀请一个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到过中国、而且是对中国只知皮毛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Malraux)到白宫,专门听其介绍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情况。就是揣着这种他对中国像谜一样想要了解的心态,尼克松果断开始了一次充满极其不确定的“冒险旅行”。是什么重要因素,促使尼克松急于进行这样一次冒险?

在已经发表的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成千上万的报道、著述中,人们都把尼克松急于访华的原因,仅仅看作是美国为了拉拢中国、以中国力量抑制苏联的国际战略需要。这当然是促使尼克松走这步棋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还有另外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至今未曾公开谈论的秘密——美国危机和美元危机。

我们回顾一下尼克松派遣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问北京前后美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和其他行动,就可以理出一个基本的思路。

我总结了一下尼克松在担任美国总统任内所做的最重要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情:访问与美国还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开中国大门,与北京改善关系,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尼克松的访问北京的举动,建立“联华抑苏”的新型国际格局平衡的三国关系,彻底改变了当时美苏两强势均力敌的全球政治格局,改变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直面对抗性的力量平衡关系,使美国突然占据更有利的全球强势主导地位。

第二件事情:尼克松决定从越南撤兵,退出越陷越深的越南战争泥潭,摆脱越南战争给美国造成的经济灾难和金融危机,摆脱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政治冲击与社会动荡。尼克松政府的这个决策,使当时已经越来越分裂动荡的美国社会重新趋于安定,为美国经济和金融复苏打下重要的社会基础。

第三件事情:美国宣布一系列新的经济金融措施,退出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废除了《布雷顿森林条约》对美国和美元,以及对美联储的约束,建立与黄金脱钩的美元发行制度。尼克松政府采取的旨在废除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一系列经济金融措施,为美联储后来滥发美元、摆脱美元危机、重新建立美元霸权奠定了基础。

尼克松政府的三大举措,拯救了当时濒临崩溃的美国经济,拯救了美元,拯救了美国。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严重分裂,甚至走到了内部敌对化的地步。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端恶化。中苏双方甚至发生边境军事冲突,两国都在边境陈兵百万,大有随时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

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尖锐冲突,对美国是分化瓦解共产主义阵营的天赐良机。利用中苏间的矛盾冲突,把中国拉入美国的反苏阵营,以抗衡美国和西方阵营的最大对手苏联,这对于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打垮和摧毁苏联,建立美国独一无二的霸权,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但尼克松要抓住这个机遇,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以建立美国控制主导下的新的世界关系,是要破除很多历史陈见,下很大决心的。在尼克松下定这个决心的过程中,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起了重要作用。用基辛格当时劝导尼克松的话来说,中国人与俄罗斯人虽然同样危险,甚至中国人在未来更加可怕,但俄罗斯人想要用武力控制世界,而中国人作为儒家弟子,他们相信道德可以成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美国首要的是抗衡苏联。尼克松听从了基辛格的劝导,放下杜勒斯似的美国式大国傲慢,主动地走出了这一步惊动全世界的大棋——访问当时还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尼克松由此开启了美国、苏联、中国之间新的“三国演义”时代。所以,尼克松把访问北京,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门,比作开启了世界“新的历史”。

然而,深入追究下去,尼克松访问北京的破冰之旅,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只是为了抑制苏联,仅此而已?其实,美国尼克松政府还有比“联中抑苏”更紧急的内部因素,以及更重要的国际战略思考和战略布局,在促使尼克松必须赶快走出访问中国的这步大棋。

当尼克松上台时,美国在越南战场已经陷入危险的泥潭,十余年来,美国投入越南参战的总兵力为650000人,有38220人死亡,303635人受伤,1687人失踪。由于媒体上不断披露大量越战美军士兵死伤的消息,引发全美国民众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游行。有些城市发生警察与示威群众的大规模冲突,造成流血事件。1970年5月,因为抗议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美军入侵柬埔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学生总罢课爆发,10多万学生涌入华盛顿进行抗议。还有很多美国青年为了躲避兵役,反对战争,纷纷逃往外国。

美国经济因为越战的拖累陷入严重衰退。1970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到5%。美国在越战中,财政上的军费开支达到4000多亿美元。在美元发行还没有与黄金脱离金本位的20世纪70年代之前,4000亿美元是个极其庞大的数字。这笔庞大的美元以当时每盎司35美元计算,可以买114.28571429亿盎司的黄金,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当时国库中的黄金储备总量的40多倍。

在这样严峻的多重压力下,美国抽身离开越南战场已经成为必然。

但美国要比较体面地离开越南战场,必须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因为中国事实上是越南战争参战国,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大后方,中国共产党是越南共产党的坚强后盾。所以,尼克松要尽早使美国体面地退出越南战争,就必须尽快与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打交道。这是尼克松急切要访问北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尼克松要与中国尽早建立关系的背后,还深深隐藏着的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尼克松要采取更大胆的经济金融措施,拯救濒临崩溃的美元,拯救岌岌可危的美国经济。

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前后做的一件对美元,对美联储,对美元经济体,对建立美国独一无二的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事情,就是使美国摆脱《布雷顿森林条约》的束缚,永远摆脱千百年来黄金白银对美元货币发行的桎梏,取消美元发行与黄金本位相挂钩的货币制度。

从1944年7月1日开始,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里秘密举行了由44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会议建立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规定:以后各国货币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货币体系中,美元的发行量与发行价格,必须与黄金相固定,各国的货币与美元汇率相挂钩。

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中后期,由于美国参加越南战争,军费开支的窟窿越来越大,美国的国际贸易赤字巨大,政府财政出现严重赤字,美国库库存黄金日益减少,出现美国国库资不抵债的情况,美元因此出现严重危机。1970年至1971年,美联储的黄金储备只相当于当时的黄金价格的11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对外负债达到670多亿美元。英国、法国等欧洲各国,纷纷抛售美元买进黄金。伦敦黄金市场出现一天成交400吨黄金的创纪录成交量。在英法等一些欧洲国家,银行、旅店、商店出现了讨厌美元的风潮,有些国家的出租车明确拒收美元。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誉大降,连法国街头乞丐都挂牌“不收美元”。

在美元危机爆发,美元、美国和美元经济体处于严重危机的生死关键的时刻,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极具震撼力的重要经济金融措施:

措施一:停止美元兑换黄金。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此举实际上表明美国废除了布雷顿森林金融货币体系,废除《布雷顿森林条约》的规定,废除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签订的协议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措施二:1971年12月以《史密斯协定》为标志,实行美元对黄金的贬值。按照《布雷顿森林条约》的规定,各国确认以1944年1月美国规定的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官价,每一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黄金。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按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但1971 年12月以后,美联储不仅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而且实行美元贬值。

措施三:取消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条约》规定,各国货币以美元为中心,建立各国汇率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尼克松政府取消固定汇率制度的措施,更加剧了西欧国家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西德马克的风潮。西方国家的汇率出现混乱,美元危机更趋加剧。

措施四:创造出新的金融制度和货币结算方式,建立“纸黄金”的交易方式,与英国建立特殊的金融货币结算制度。1968年,英国所拥有的美国债权达到了125亿美元。按照《布雷顿森林条约》的规定,英国可以直接把拥有的美国债权换取美国国库中的储备黄金。而当时美国国库中的黄金总储备量,按当时的兑换价,只有110亿左右美元的黄金储备量,不足以兑换英国的美元储备,更不可能让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美元储备兑换美联储的黄金,兑换所有的美国对外债务。

因此,美国创新出一种金融产品,创建一种特别提款权。美国设计出了按照凯恩斯设想创建的一种国际记账单位,把它们分配给赤字国家,以清算他们同美国的收支盈余国家的收支赤字。这也就是纸币与黄金组成的等价物,即人们在现在的金融市场中俗称的“纸黄金”。美国用这种看不到摸不着、存在于虚拟资本世界中的黄金,来对付西方资本主义盟国要求兑付黄金的行动。美国用创建这种特别提款权的方法,既阻止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去美国国库中提取实物黄金,又促使对美国收支盈余的欧洲和其他国家继续积蓄美元和美元等价物。而且,美国规定,这些美元等价物仅与美元等价物进行交换,不能直接兑换黄金。为废除《布雷顿森林条约》和美元脱离金本位,以致后来美联储滥用美元信用滥发美元和美元债券,向全球转嫁美元危机和美国经济危机打开了通途大道。

但是,尼克松总统要实现这些向全球转嫁美国危机和美元危机的目的,对美国和美元是一次生死攸关的冒险,要在全世界的注视下玩一场规模巨大的金融魔术,使美元危机渡过难关,使美国经济渡过危险难关,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尤其是怎么瞒过西方资本市场的金融货币专家,怎么瞒过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盟国,稳住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就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制造震撼世界的非常事件吸引人们的眼球,用障眼法转移人们对美元危机和美国危机的关注,无疑是不错的选择。

美国摧毁《布雷顿森林条约》所制定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脱离金本位制度、滥发美元的动作的真实用意,不是没有人发觉的。当年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就是一个。当法国得到这方面的确切情报后,戴高乐发现美国暗中实际上已经抛弃金本位制度、滥印美元以无偿掠夺世界财富,他坚决地要求把法国的美元储备换成黄金。这对美元和美国是巨大的威胁,是以行动阻止美国滥印美元的行为。是不是戴高乐的这种举动得罪了美国而导致戴高乐此后的命运从辉煌走向反面?至今不得而知。只是人们看到不久后,戴高乐总统就被赶下了台,黯然离开了权力中心,西方国家此后再也没人对美联储的滥发美元行为做出抵抗行动。

美国对于法国戴高乐对美国滥发美元的行为的指责一直保持沉默,甚至向世界掩饰法国用美元储备向美联储赎回黄金的行动,就是因为美国害怕法国的行动会引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大的跟风行动。如果各国都向美联储要求用美元储备换回黄金,美联储的国库中由于绝对没有这么多的黄金储备,以供各国兑换,马上就面临破产的局面,美元立即就会崩溃,美国经济体及美元经济体也就会随之崩溃。正因为如此,美国一方面在废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融货币制度,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大肆宣传“黄金是野蛮的遗迹”来迷惑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废除西方世界历史上曾经存在了几百年的、在“二战”后西方国家共同制定实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本位货币制度。

尼克松政府既要进行全球战略的大调整,重新整合编排国际力量的组合,为未来世界各种战略力量的形成进行相对应的布局,又要动用美国内外的各种手段和各种力量,把美国的危机和美元危机的实情,把美国推行新的经济政策的真正意图,包装得使任何人难以察觉。不然的话,一不小心,泄露天机,有极大的可能会造成美国金融市场和整个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大混乱,甚至导致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这就是美国采取的各种全球战略行动,使得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危机和美元危机至今都难以识破天机的原因。这也就是常常出现“美国生病,欧洲吃药”的现象的原因。

尼克松突然采取大胆又坚决的行动——派出总统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为自己访问北京做准备工作的爆炸性新闻,当时既达到了转移全世界对美元危机美国危机严重关注的视线焦点的目的,又达到了能够与中国领导人直接沟通,迅速解决从越南完全撤兵的问题,掩护了美国实行新的经济金融政策,达到转嫁美元危机,维护美元霸权的目的。

尼克松的行动,必须十分谨慎保密。这需要做到:

一是在行动没有充分把握前,对美国民众绝对保密。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长期统治熏陶下,在西方舆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妖魔化的宣传误导下,美国从上至下的各个阶层,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普遍抱有反感和敌视心理。突然间,尼克松要访问当时在国际舞台上极端反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对整个美国社会具有爆炸性的大事,必然招致美国上下的严重反弹。如果事先不严加保密,有可能功亏一篑,反而会对尼克松的全球新战略的部署和实行造成巨大破坏,会对尼克松的政治生涯,对美国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作用。

二是必须严格对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盟国保密。一旦美国的盟国知道了美元危机的严重性和美国危机的严重性,或者暴露了美国政府转嫁美国危机美元危机的战略思想战略目的,后果也不堪设想。所以,不仅在美国,就是在美国所有的盟国中,过去任何人任何机构议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金融货币政策,都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舆论的禁忌。更不要说严厉批评美国政府或美联储及其金融货币政策的行为,将会招致何种的悲剧性结局。如果当时美元危机的真实情况被暴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对美国紧紧相逼,要求美国按照《布雷顿森林条约》规定,保证对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而美国又绝对不可能完成承诺,这必然会造成西方金融市场和西方世界货币体系的大混乱,造成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和经济的大动荡,以致造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大灾难,或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互相恶斗,甚至可能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联盟的完全崩溃。

三是美国的经济危机和美元危机的实情,必须对全世界保密。一旦全世界知道美国金融和经济陷入如此严重危机的实情,在美元已经处于大危机的时刻,作为当时美国的最大战略对手,难保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会不出手,主动进行大规模的金融货币战的强力反击动作。到那时,可能崩溃的不是苏联卢布,不是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就可能是美元,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资本主义阵营。

然而,当时的苏联及其共产主义阵营中的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几乎都是一些老态龙钟、思维迟钝的老人,不可能敏锐地识破尼克松及其周围的战略家们设计的美国的战略与战术,不可能抓住美元濒临崩溃和美国濒临崩溃危机这样的历史机遇,把美元和美国摧毁。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还都在整天忙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和自己国家中的内斗,对对手的致命软肋,视而不见。

所以,尼克松急切要访问中国,不仅仅是美国联合中国抑制苏联的战略需要,更重要的是转移国际社会对美元危机的关注,实现美国政府拯救面临崩溃的美元、拯救灾难中的美国、拯救已经处于破产境地的美元经济体的战略需要。

值得提醒注意的是,尼克松与基辛格为了实现美国向全世界转嫁美元危机、拯救美元、拯救美国的战略思想战略目的的需要,在打开中国大门,同美国曾经的顽强的敌手——中国握手言和的同时,还不忘在中国的大门口设置一个障碍,就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未经联合国大会同意,擅自决定与日本政府私下签订违反国际法的文件,把1947年联合国委托美国托管的琉球群岛,甚至把中国的钓鱼岛私相授受交给日本管理。虽然,此后的历届美国政府一再声称,美国交给日本的是施政权,不是主权。但是,随着日本在琉球群岛的施政权的不断强化,日本已经公然把琉球群岛占为己有,划入日本的版图。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的“购岛”行为,更为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留下严重的后患。美国政府对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一而再地明确表示不持立场,不表态度,不选边站,由当事方解决。但是,当初尼克松政府蓄意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做法,显然是要在中国的大门口留下一个巨大的障碍。

尼克松在完成国际战略的变局和实施美国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者。尼克松后来写了一本《1999:不战而胜》的书。尼克松确实有充分的理由自豪,他做到了与敌对垒“不战而胜”。

什么人在误导21世纪的美国外交战略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华尔街金融大海啸的冲击,美国陷入了一场空前的金融大危机,并将全球经济引向大衰退,美国软硬实力遭受重创,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因此,美国从2008年的金融大危机后,对国家的战略和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美国的政治、经济、金融、外交、军事战略和政策的大调整,都是建立在对21世纪以来美国实行的国际战略和政策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的。

很多美国专家把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原因,归咎于他国的因素。但我认为,导致美国衰退和地位下降的原因,一定是20世纪末以来的美国的国家战略,即美国的国策出现重大错误。如果对美国21世纪以来的国策出现严重方向性错误进行追根寻源,就是错误的美国全球战略及其错误外交政策。

20世纪结束时,美国已经成为独霸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正因为这个原因,极大地助长了美国重视全球外交扩张的攻势战略,轻视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危机现实的倾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还是个没有完全彰显其全球意识的比较保守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之前,美国已经开始展现出向外扩张的强烈意识,参与了很多侵略他国的行动,例如,1846年至1848年,通过与墨西哥之间的“美墨战争”,美国吞并了包括现今的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内华达、新墨西哥科罗拉多州;美国参与1900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行动。但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基本上采用跟在英国法国等欧洲老牌帝国后面的跟跑战略,也就是美国在外交上公开宣称的,实行保守主义的国际政治外交战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奉行中立的保守主义国际战略,与各交战方国家大做军火生意,使美国从战前的一个对外负债国家,一跃变成战后欧洲大国的债权国,美国从此进入真正的世界大国行列。

在“二战”爆发的前期,美国依然实行传统的保守主义政策。但愚蠢狂妄的日本发动疯狂的偷袭珍珠港战争,严重地侮辱了美国的国家尊严,激怒了美国,罗斯福总统被迫宣布对日宣战,美国不得不参与太平洋战争。美国在“二战”中与英国、苏联、中国等国结成反法西斯轴心国的联盟,最终一起战胜法西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在美国本土进行,参与“二战”的世界大国中美国的损失最少,战后美国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但“二战”胜利后的美国,逐渐患上了大国病:傲慢无礼,强行霸道,我行我素,实行单边主义政策。至2012年11月13日,联合国先后21次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大会决议,要求美国撤除对古巴的经济金融封锁,美国却可以藐视联合国大会的民主投票结果,将联合国决议视如废纸,年年不予理睬。美国自以为他人现在对美国不敢怎样,却不知自称为民主国家的美国,此举已经在世界各国民众心中留下的是恶霸形象。这种与全世界作对的行为,完全背离了美国的民主国家精神,美国将来一定会为这种愚蠢行为付出代价。

尤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严重失误,引发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教徒对美国普遍的严重不满。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压制阿拉伯国家,连巴勒斯坦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次要求联合国派驻观察员,公正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样最低的正当要求,美国都利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制,在联合国一再予以否决。美国对伊斯兰教国家采取不公正的态度和立场,不断进行颜色革命,搞乱与美国不合作的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控制伊斯兰及其阿拉伯国家的行为,使得美国在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的民众中非常不受欢迎,甚至使得本来由美国培养和扶植起来的本·拉登和萨达姆这样的人物,后来都成为美国的敌人,导致“9·11事件”的发生,把美国拖入两场严重消耗国力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美国把很多国家当作恐怖国家一样对待,进行严密的监视窃听,而且对自己的盟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日本、韩国、以色列、巴西、墨西哥等,借口反恐名义,也进行大量的窃听监视活动,以获取政治、商业、科技、经济、金融情报。甚至对盟国和欧盟的首脑也进行窃听监视,不但丧失盟友之间的道义信任,也完全违反了国际法准则。

袭击美国本土的“9·11事件”的发生,导致美国盲目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元气大伤,国库严重亏空。造成美国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严重失误。驱使美国外交政策走向失误的,就是盘踞在影响、制定和决定美国外交政策层面的鹰派势力。

现在被称为美国鹰派势力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人构成:1.美国政坛传统强硬派;2.参众两院中的右翼势力;3.重工、石油和军火的财阀;4.与经济利益有紧密关系的军事部门的强硬派;5.受经济利益驱使的情报部门负责人;6.冷战时代延续至今的保守型智囊库;7.一贯保持极端思维和顽固保守倾向的部分媒体。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2008年11月26日刊登了对美国前海军上将威廉·法伦的专访。在这个专访中,法伦将军透露,在他担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期间的2005年,他的上级曾要求他向中国开战。原因仅仅是美国高层的好战派认为,美国与中国“必有一战”,但这遭到法伦将军的坚决反对:如果坚持在军事上对抗中国,“美国将走向灾难”,法伦主张美国对华应采取新战略。2007年3月后,法伦调任负责美军在中东以及中亚所有军事行动的中央司令部司令。但由于法伦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与白宫在该地区的政策不一致,在全球安全问题上缺少美国政府喜欢的鹰派气质,所以一直被视为美军中的“异类”。短暂任职中央司令部司令的法伦将军在2008年辞职,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

正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严重失误,招致了给美国造成重大损失的“9·11事件”的发生。美国最高军事指挥部五角大楼在事件中被炸,才使美国认识到真正危险的敌人是美国自己培养训练出来的恐怖分子本·拉登似的人物和基地组织般的恐怖组织。

在21世纪初的美国外交政策上,小布什政府的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共和党鹰派主导的战争外交政策,造成美国盲目陷入伊拉克战争,让美国打了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这场既输了金钱和国家实力,又输了道义和面子的战争,使美国在国际上的软硬实力严重受损。导致美国处于如此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式大国病的外交政策和极右鹰派势力的狂妄。

虽然,在战略家约瑟夫·奈大力建议下,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外实行巧实力外交战略。但美国的战略和政策调整,也有很多是不切实际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内,由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主导的美国外交政策依然延续了对华强硬好斗的错误态度,其结果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严重误导和恶化了美中关系,最终自然也误伤了美国。

布什的共和党政府结束后,美国极右鹰派势力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强硬派的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背后,有一些美国强硬的鹰派人物仍然在左右着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其代表人物就是阿米蒂奇之流。

阿米蒂奇何许人也?就是在越南战场上打过仗,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过副国务卿,一贯以强硬形象示人,曾经狂妄地发出“美国想打谁就打谁”叫嚣的那一位。他是小布什政府中极端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共和党政府下台后,阿米蒂奇虽然没有了政府中的职务,但他在美国智库中,在某些国际舞台上,常常以自不量力的狂妄形象依旧在发挥作用,是以政府智囊角色左右美国希拉里·克林顿外交政策的人物。由阿米蒂奇这样一批以过时的美苏冷战思维看待现代国际关系的人来左右美国外交政策,就难怪美国外交政策不会出现误差。在希拉里·克林顿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期间,阿米蒂奇这样的极右鹰派人物,使美国在国际场合频频出现公开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现象。

美国的危险,就是美国式的傲慢无礼的大国病,就是某些战争狂人所患的狂妄症。用阿米蒂齐这个曾经的美国外交官的话来说,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美国想打谁就打谁”。这不是一种最典型的流氓语言吗?

美国看萨达姆不顺眼,编个谎言说,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把伊拉克几千年文明的古城炸个稀巴烂。把伊拉克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杀伤性武器。于是美国再圆谎说,打伊拉克是为了推翻萨达姆暴政。

21世纪的美国式愚蠢,就是一帮好战思维的鹰派人物主导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于美国始终无法摆脱“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国的傲慢无礼和到处树敌的战略。四处出击,到处发动战争,干预他国内政,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国际秩序,使得美国一步步地从“二战”的世界英雄,变成警匪难辨的“世界警察”,再变成“想打谁就打谁”的世界流氓。由罗斯福总统带领美国人民在“二战”时期所得来不易的世界英雄光辉形象与精神遗产,已被美国现代无知政客这帮败家子搞得差不多了。美国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现状,对于美国的未来,真的是很危险的。

如果美国不主动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是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去挑战美国利益的,因为中国与美国没有什么领土问题的纠纷和麻烦,没有像中日之间那样很深的历史结怨。可是,美国的极端右翼鹰派势力仇视中国的崛起,视中国和平崛起是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威胁,要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把中国视为未来最大的假想敌。因此,这很可能会造成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并导致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反击,这是中美关系最大的潜在风险。

怎么才能扭转美国极端右翼的鹰派势力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误导,使中美关系走向正常良性发展的道路?在于中美两国明智的政治家和政府智囊的努力,引导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理智判断的轨道。

中国不能对美国的极端右翼鹰派势力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美国的鹰派势力相信的是实力,都是难以改变愚顽想法的顽固派。建设强大的中国国防力量,发展好中国的经济,是保证中国能够平衡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保证。

中国没想把美国当敌人

2012年7月,一家美国报纸发表文章说,中国把日本当作第一敌人,只把美国列为第二敌人。美国对此感到鼓舞。这是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误解和误判。

其实,当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正式开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进程之后,尽管尼克松政府的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中美两国已中断了敌对关系,开始了新的国际和解合作关系,世界历史也由此开始了新的时代。中国和美国的有识之士们,一直致力于中国与美国建立正常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从此没想把美国当作敌人,不管是第几敌人。这是因为美国与中国没有任何领土领海的主权纠纷,没有根本性的国家主权之间的利害冲突。

但人们看到的现实情况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不断进行威胁性的军事演习,或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附近,进行各种挑衅性的侦查间谍活动,甚至造成中美撞机事件发生。中国没有到美国的领土领海附近进行任何威胁性的军事演习,也没有到美国专属经济区附近进行挑衅性的侦查间谍活动,更没有任何侵犯美国主权的行为。现在,是美国的一些极端右翼分子要把中国当作未来的最大假想敌,在进行各种国际空间的战略围堵和战争准备。美国的当政者与美国人民,尤其是美国的战略家们都应该知道,假如美国不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形成敌对性的行为,中国绝对不会把美国当作敌人。

美国政府和人民,中国政府和人民,我们大家都明白,美中之间现在有着密不可分的经济贸易的利益关系,美中贸易,互惠互利,紧密关联。随着中国的强大,中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会越来越扩大,越来越紧密。这用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说过的话来概括就是:“中国的强大,不是威胁。”中国的强大,对美国是有利的,对世界是有利的。

中国为什么不想把美国当作敌人?可以说出很多事实和理由。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可遏制地和平崛起逐渐强大,美国的金融市场、资本集团、生产企业与中国有着息息相关的紧密关系。美国的很多跨国公司、大型资本集团在中国开厂办分公司,美国的产品在中国市场销售量日益增长,中国的产品在美国销售领域渐趋扩大,虽然现在中国与美国的互相市场开放还不够。但美国与中国都是互相具有巨大广阔市场潜力的国家。

在中国人民心中,美国给予中国抗日战争的有力支持,是中国人民从未忘怀的。

中国与美国没必要成为敌人。美国与中国成为敌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美国与中国成为战略对手或者战争对手,进行战略对撞的结果,是难以想象的世界性灾难。美中双方的各界精英人士,对此都有基本共识。

但我们看到一些美国极端右翼势力,依然从冷战思维和美国霸权扩张主义战略的需要出发,对中国一直持敌视的态度,对中国进行各种挑衅。尤其美国在遇到2008年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为了转嫁美国的危机,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甚至挑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他们以一贯的仇华反华的态度对待中国,常常做出各种挑衅中国的事情。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2013年7月29日的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赫伯特·卡莱尔在与记者共进早餐时透露,美国空军将像当年对苏联那样,将精锐部队轮流部署在中国周边以包围中国。在美国的亚太盟国建基地网,派精锐战机组成包围圈,这是对美国某些极端反华势力的真实战略意图的曝光。赫伯特·卡莱尔将军极具挑战性的言论,当然是中国不能容忍的,而这对美中两国的正常关系也是非常危险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有很多有识之士,对于中国问题,对美中关系的大局,是有清醒认识的。

2012年5月30日,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CFR)举行的关于美国的核战略问题的演讲中,美国负责核威慑力的战略司令部司令罗伯特·凯勒将军(RobertKehler)对中国评论通讯社的记者说,“中国的战略威慑力对美国不构成直接威胁,两国现在不是敌人,但要防止成为敌人,双方必须加强接触,避免误会和紧张。”这是对美中关系的一种务实透彻的理性认识。尤其是在美国极端仇华反华势力一意孤行地要对中国进行各种战略围困战略对抗行为时,美国和中国为“防止成为敌人”,伯特·凯勒将军对美国的战略家政治家们的提醒,是极有建设性意义的。

中国一再强调,中国实行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战略,中国不想与任何国家为敌。美国只要不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侵犯中国的国家主权,中国是不会与其为敌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美国对台湾销售武器的问题。

著名的美国战略家、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美中建交的积极推动者布热津斯基先生,也频频发表讲话:相信将来某个时候,台湾问题会按照签署《上海公报》的那种感知方式获得解决,但这必定是分阶段的,在两岸互相包容和互相同意的条件下解决。而且中国大陆进步越大,越接受多元化和法治化,就越容易弥合两岸分歧,并按照大陆希望看到的方向进展。他特意强调说:对于两岸和平统一,我们(美国)不应当挡道。

布热津斯基还再三对美国的战略家、政治家和外交部门强调,美国必须认真考虑在将来某个时候不继续对台出售武器,如果美国继续无限期对台售武,就不仅容易给人产生印象,而且会带来现实——美国支持两岸分裂。布热津斯基先生还在美国对外关系影响力很大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美国不应无限期对台军售,台湾也不可能无限期避免与中国大陆建立更正式关系。布热津斯基先生的这些观点,才是美国有识之士的真正有见地的理性之言。

美国的新全球战略正在调整之中,美国对未来的战略布局因此处于转型过程中。美国新全球战略调整,要避免进入战略误区。防止美国与中国成为敌人,应该是美国必须重视的,也是美国与中国必须共同努力的。

如果美国被极端仇华反华势力操纵,甚至被日本右翼势力挑唆利用,一意孤行地恶意挑衅中国,那就可能使中国从美国战略上的假想敌变成为真正的敌人。那样的结局,一定是美国要逼迫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对于中美双方一定都是巨大的悲剧。

美国与中国,虽然现在还没有成为敌人的理由,但现实表明,这方面的主导权不在中国手里,不是中国不想与美国为敌,两国就不会成为敌人,而是美国想不想把中国当作敌人。如果美国被极端仇华反华势力操纵,想把中国当作敌人,中国不想成为美国的敌人,也只好被动地成为敌人。就像当初美国不想直接卷入与日本为敌对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日本疯狂偷袭珍珠港的行动,逼迫美国不得不向日本宣战一样。所以,中国希望美国多一些理性务实的战略家政治家,希望美国任何时候都不要被极端势力误导和操纵。

只要美国客观地面对现实的世界,放弃霸权主义的战略,放弃对华敌对行动,中国就不可能主动成为美国的敌人。美国有些人希望中国与美国一起领导世界统治世界,形成美国与中国共治世界的G2体制,是不现实的。这不是中国想抛开美国独霸天下,且不说中国现在也没有称霸世界的能力,而是由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永不称霸的国家战略所决定的。中国能把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国家的事情完全办好,已经是任重道远的事情。但中国人一定能够办好中国的事情。即使中国将来GDP超过美国,中国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以中国14亿人口计算,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骄傲的,中国要成为人均GDP世界第一,还遥遥无期,更不可能形成国际上有些人所鼓吹的对美国的什么“威胁”。

美国与中国,虽然没有成为敌人的理由,但是,美国仍要防止被国内极端反华敌对势力操纵利用,造成双方对局势的误判,导致局面失控,迫使美中成为敌人。因为这种危险过去已经多次发生,例如在某些势力操纵下的美国导弹“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南海美国间谍飞机与中国军机相撞事件、在中国周边建构战略包围圈等挑衅性行为。另外,美国与中国,都要防止被某些国家利用,导致美中掉入成为敌人的危险陷阱。如果美国要利用某些国家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有些国家也会利用美国的战略目的,牵动美国的战略缰绳,把美国自觉或不自觉地拖入与中国为敌的境地。

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中,希望美国与中国成为敌对的国家是存在的,日本就是。日本非常想遏制中国,但凭日本的力量如同痴心妄想,日本当然不希望中美友好到更高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希望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撞,美国就必然站在日本一边,日本期望可以从中渔利。一些俄罗斯战略家也希望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撞,互相消耗对方的国家实力,既可以减轻美国对俄罗斯在国际空间的战略威慑压力,又可纾解中国快速崛起引发俄罗斯的心理压力。中国周边的一些小国,也希望引入美国力量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撞,期望为它们赢得利益。这都是美国和中国的战略家们,值得引起注意的。

从罗姆尼败选看恶化美中关系的后果

一场举世瞩目的世界选举史上资金投入最大的选战——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战,终于以罗姆尼败选告终:奥巴马获得303张选票,罗姆尼获得206张选票。最终统计总获票数,奥巴马的选民票数:60,567,122,罗姆尼的选民票数:57,744,506。奥巴马的全国选票总票数,实际是以微弱优势取胜。

据美国媒体披露,罗姆尼在最后投票日之前都只准备的是胜选后的演讲稿,他以为自己一定胜券在握。可事实是他落败。这是为什么?

中国人对罗姆尼的认识,是从他参加总统选举开始的。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罗姆尼一无所知。可是,从罗姆尼开始参加总统大选以来,他一直把中国作为攻击对象。甚至在竞选过程中表示,他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一天,就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在各个领域要把中国列为“竞争对手”,也就是要把中国作为攻击对象。以中国人的眼光,很多人不喜欢罗姆尼的。虽然,奥巴马对中国也不是很友好,但罗姆尼令中国人更讨厌。

美国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是美国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弊病的表现。关于美国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中难以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领域中的极端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他们背后的带有严重政治倾向的美国资本集团。他们至今不敢正视导致美国发生金融大海啸的真正原因,反过来,把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衰退的原因,起先归咎于外国购买美国债券不够,或归咎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太高,再归咎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后又归咎于美国的贸易逆差,如此等等。罗姆尼就是秉持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领域中的极端主义经济学家的理念,来看待和对待中国与美国的问题的。

当今世界,中美两国是全球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外交层面来说,中美已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正在致力于建立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从经济方面来说,中美两国已经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罗姆尼的施政纲领,却咄咄逼人地攻击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他多次表示,要在中美关系中,尤其是在经济贸易领域发动主动进攻,想把中美关系变成敌对关系。显然,他对中美关系,对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局势,缺乏必要的常识,严重错误地估计了全球形势。

美国绝大多数人不关心中国会怎么样,中国经济会怎么样,但他们关心的是罗姆尼上台后,将把中美经济关系变成怎么样。人们忧虑罗姆尼会把中美关系带入歧途,因此把美国经济引入邪途。稍知现在全球经济状态的人都明白,现在的世界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经济的牵引力。用美国一个智库的话来说,当今世界“经济靠中国,军事靠美国”。可以设想,当今世界美国、欧洲、中国、日本四大经济体中,在欧洲、日本经济大幅衰退的情况下,如果像罗姆尼所说的,美国主动出击,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再大打出手,与中国市场搞贸易壁垒,互相攻击,美国的经济复苏一定会遥遥无期,陷入长期萧条,决不可能出现罗姆尼夸夸其谈的“美好的”经济愿景。

罗姆尼的竞选团队选择华裔的前劳工部长赵小兰女士,作为亚太裔竞选团队全国主席,宣扬“罗姆尼的特质与价值观和华裔理念一致”,为他在亚太裔选民中拉票。并且,在大选的最后辩论中,罗姆尼也已经开始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认为中国是可以合作的伙伴。但悔之已晚,因为作为一个极具攻击性的人物,罗姆尼上台将会攻击中国、导致中美必定双输局面的印象,已经深入人心。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亚裔选民在美国只占百分之五点几,是少数民族,无足轻重。但是,如果把美国的整个选情做一个仔细分析,就可以明白少数民族的重要性。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大多采用赢者通吃的选举游戏规则(内布拉斯加州和缅因州外,这两个州采取的是按比例分配制):在某一个州中,被选举人只要比对手赢得简单多数票的选举人票,就赢得整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在佛罗里达州有29张选举人票,最后选举结果是奥巴马得票率是50.3%对罗姆尼的49.7%,仅差0.6%,但佛罗里达州的29张选举人票因此全部归在奥巴马名下。加利福尼亚州是全美最多的选举人票,共有55张选举人票,最后奥巴马得票率是50.1%,罗姆尼是49.9%,仅仅相差0.2%。在弗吉尼亚州(13张选举人票)和俄亥俄州(18张选举人票),奥巴马取胜罗姆尼的选民总选票数,也只有1%。由此可知,少数民族选票的重要性。如果这些摇摆州的投票人中只要有不到1%的人把投给奥巴马的选票投给罗姆尼,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就彻底改变结局。

尽管奥巴马的第一个四年执政显得平庸,四年前大选中信誓旦旦地承诺要达到的失业率、减赤率、GDP等一系列的经济指标一个也没有完成,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选举罗姆尼会把美国引入更为险恶的前途,人们觉得,选择罗姆尼,就像2000年美国大选选择小布什当总统,最后把美国引入战争,给美国带来灾难一样可怕。宁愿选一个无能总统,也不能选一个灾难总统,这就是美国人民最终选择奥巴马、罗姆尼落败的根本原因。

共和党假如选择罗姆尼之外的其他人做总统候选人,或许比选择罗姆尼更好。2012年的总统选举,共和党投入的史无前例的巨大资金,就像一场豪赌,全都被赢家通吃,共和党只能自认倒霉,等待四年以后的翻盘机会。

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崩溃

美国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众说纷纭。美国的资本主义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自由贸易的精神。

在陷入金融大危机和经济大衰退后的现在,美国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自由贸易的自信,已经处于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崩溃的状态。在自己倡导的全球自由贸易推进过程中,美国只是要求美国对别国的自由贸易,要求他国对美国开放市场,而对于别国对美国的自由贸易,却设置重重阻碍,拒绝开放。近年来,美国对来自中国企业的正常生产投资和企业贸易,进行一系列政治性干涉的行为,就是这种表现。

在中国向美国投资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美国政府的不正当干涉行为,严重阻碍中美贸易的正常交易,成为影响中美贸易和影响中美经济交往的阻力。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经常没有任何证据,就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企业收购、参股、兼并、投资于美国实体经济和一些公司业务。近年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拒绝的大型交易案有: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公司案;华为收购3COM案、服务器技术公司案;中兴公司参与投资美国网络设备案;三一重工投资俄勒冈州北部兴建风电场案,等等。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对外投资国家之一,美国政府严重干涉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正常贸易和经济交流的行为,已经成为阻碍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

更为荒唐的是,奥巴马竟然以总统身份御驾屈尊,以发布总统令的方式,禁止中国民营企业三一重工投资美国的企业。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拒绝中国企业投资,到美国总统直接干涉中国企业向美国投资,使世人看到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恐惧,对自由贸易精神的恐惧。

中国有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叫“叶公好龙”。说在春秋时期,楚国人叶公特别喜欢龙,他的屋梁、房柱、门窗、家具以及衣服上都雕刻或绣制着龙的图案。天上的真龙得知后,专程去探望叶公。叶公一见真龙,竟吓得魂不附体,连忙逃跑。叶公好龙的故事,正是当今美国精神的写照。美国一边向中国倡导和推行美国的完全市场化的自由贸易精神,强烈要求中国加快对美国和世界全面开放;一边又对中国企业对美国正常的自由投资,对中国企业与美国的自由贸易行为进行无理拒绝。中国这条“真龙”跑到美国,按照自由贸易的精神,去进行一些小小的自由贸易投资,就吓得美国政府和国会议员们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了。

实行自由贸易是自信的表现,是对本国产品的自信、对本国公司力量的自信、对本国经济的自信、对本国市场自信的表现。美国国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奥巴马总统的表现,恰恰表现出的是美国对中国的不自信,对美国自身的不自信。美国的不自信程度,几乎已经到了魂不附体的地步。见到中国企业就坚决拒绝,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崩溃的反映。

美国资本主义国家精神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法治精神。三一重工公司已经向美国法院对奥巴马总统提起诉讼,起诉奥巴马对企业行为的不当干涉。三一重工说,美国说是法治国家,就是要看看美国的法律管不管用!

不管美国法院最后怎么判决,三一重工起诉奥巴马的这个官司的最终结果怎样,奥巴马总统无理干涉企业正当投资的行为,就是美国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精神的崩溃的表现。

美国社会正在发生化学式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社会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类似化学式的内部变化。这种社会变化的最重要三大现象是:1.全民对美国安全的担心和恐惧;2.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美国各大中城市;3.公开要求地方州独立的法理诉求。

美国曾经是对自己国家安全最自信的国家,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超级强大军队,拥有“想打谁就打谁”的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料竟被一个小小的基地组织,就攻到美国的大本营,攻到世界上戒备最严的美国军队最高指挥所——美国国防部大楼。

“9·11事件”发生以来,美国从上到下,再也没有了对国土安全的完全自信,甚至陷入全面的精神恐慌之中。这从美国采取各方面严厉的安全戒备措施中得见一斑。911是美国的报警电话号码,基地组织选择9月11日这个特殊日子对美国发动袭击,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美国人天天处于不安全的精神状态。或许基地组织的目的已经达到。

占领华尔街运动,仅从一个小小的网站倡议,就成为席卷全美国50个州的各大中城市的运动,成为受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各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广泛响应的运动,反映出美国民众和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共同的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美国总统选举是人人可以投票的,但人们正在思考的是,美国为什么99%的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却是由1%的人决定99%的人的命运,把他们带入灾难的命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更进一步地说,是1%人中的1%的人决定美国的命运。那这1%的是什么样的人,操纵了99%美国民众的选举?

美国总统大选,就是一场金钱赌博的游戏,就看势力强大、却又势均力敌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及其总统候选人谁能募集到更多的资金。所有小党小派,即使你的政策、你的主张、你的管理国家的理念多么先进,多么代表最广大美国人民的利益,最终也撼动不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美国的统治地位。那么,最终肯定是共和党与民主党能募集到最多资金的人赢得大选。有钱可以做更多的广告,有钱就能左右舆论和民意取向,有钱可以把对手淹没在舆论的海洋里。最终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一定只是“驴象之争”的表演秀而已。

奥巴马第一次竞选总统时,仅凭他一个“变革”的空洞口号,以及能言善辩的嘴,就登上总统宝座。奥巴马在竞选第一个总统任期时,曾经许下太多的诺言。其中大量是涉及民生与经济的承诺,如要大幅降低失业率、控制财政赤字、控制军备开支、控制国债上升率、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等等,可当第一个总统任期四年结束时,他一个也没有兑现。

四年后的奥巴马竞选口号改为“前进”,也保住了总统宝座。奥巴马第一个总统任期前,美国财政上已经破产的州还只是十几个。奥巴马执政白宫四年后,美国财政上实际已经破产的州,已经超过30多个!这就是美国要的“变革”?奥巴马带领美国,还要“前进”到什么地方去?是否要“前进”到50个州全部破产?这成为一部分美国人的思考。这种思考的结果,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出现的要求独立的签名运动。所以,不要小看了美国一些地方出现公开要求独立的签名运动的问题。

不管美国民众要求独立的签名运动最后结果会怎么样,但都是美国部分民众真实的强烈不满情感的表达,是美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前所未有变化的一种表现。

美国30多个州在财政意义上已经破产。现在,美国联邦政府正在用全国财政资金平衡调度的办法,来维持财政实际已经破产的30多个州的政府财政运行。美国是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美国民众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就是个人利益至上。美国民众不可能长期忍受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不能看着自己所在的州,产生的财富利益被破产的州拿去补窟窿,而影响本州民众的生活。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现在而且在将来会遇到的一个很危险的社会问题。这将可能使美国出现苏联崩溃前的问题,很多州的破产,可能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的四分五裂现象。美国出现的这种社会问题的连锁反应,就是一种社会内部的化学式反应。

美国陷入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民众和知识精英界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正在进一步深入。美国社会存在着太多的自相矛盾:美国对外宣扬“普世价值”,输出“民主”,积极干预他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合法政府,打的旗号都是推行“民主”。美国却在利用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联合最独裁、最不民主的阿拉伯国家,围攻实行选举制度的、在中东地区还相对实行民主制度的伊朗和叙利亚。伊朗的选举程序,还是在西方国家监督之下进行的选举。这样的国家,却被美国和西方国家舆论渲染成“独裁国家”。美国是在输出民主吗?

由编造谎言发动的入侵伊拉克战争,是一场把美国的国库掏空,把美国引向经济大衰退,把美国推入金融大海啸的战争。美国号称有强大的法律制度,有完全独立的司法法制体系,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组织、没有一个党派能够将发动战争者绳之以法?这难道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正常现象吗?

大量的伊拉克战场的退伍老兵,在得知美国政府编造谎言,集结军队攻打伊拉克,并不是为了保卫美国,而是为了美国资本集团利益的事实真相后,成为示威、抗议、自杀、颓废、堕落的一族。一个行使公民正当权利的士兵曼宁,出于正义感,因为向外界披露美军在伊拉克滥杀无辜的伊拉克平民和记者的真实录像,竟然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刑几十年监禁。人们不禁要问:美国还是个民主国家吗?

造成美国社会发生化学式反应变化的平台是网络,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要求独立的签名运动,都是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推广的。促进美国社会内部发生化学式反应变化的驱动力,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是美国在国际上采取错误的外交政策。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尚未结束,美国政府如果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国内问题上,还一味在国际舞台上以作秀为主业,必然将使美国经济和社会进入下一个更危险的阶段。

美国社会内部的化学式反应,出现变革性的结果,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人们不能期望一个实行了二百多年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一夜变革到什么程度。任何国家的大变,都有一个日积月累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苏联的崩溃,看似是人们意想不到的顷刻间突变。其实,也是经过多年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席卷整个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只是美国民众对美国社会制度从不满到反抗的预演,要求独立的美国民众签名运动还只是刚刚开始,其他的反抗运动也会展开和兴起。美国社会内部的化学式变化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出现波罗的海三国那样的真正要求独立的严峻局面。

所以,不仅美国政府和政党不能对美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掉以轻心,我们也不能对美国社会内部的这种变化不知不觉,以防美国未来出现某种突变时措手不及,避免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出现某种突变而受到损害,因为中国手中还握有大量的美国债券和美元储备。

关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在我撰写的已经出版的《美国的秘密》、《美国新全球》的著作中,已有阐述,读者可以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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