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的原因

第二节　差距的原因

造成这种舆论与外交存在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所处位置的差距。

在不了解内情、对外交规律认识不清的情况下，忙碌于日常生活琐事的普通公众，与掌握机密信息和敏感情报并经过专业培训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们相比，在观察世界的方法、角度上有所差异也在情理之中。

这种认识不足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道德考虑占优；二是不能区分国家话语表达与政策实践的不同要求，把理性当做软弱，一味地希望态度强硬，希望以“中国个性”对峙世界规则。一个民族自立自强需要建构全民认同的爱国主义，而在全球化时代，这种爱国主义应该是发展合作性的，而非攻击性的——网民探讨国家利益时自不用遮遮掩掩，但外交官在公开场合的话语表达却要言及全球与共同的利益。

其二，多数外交政策都是有局限性的。

世界政治极其复杂，除了霸权国家，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会在诸如长远与眼前、局部与整体、理想与现实的博弈过程中存在不足。外交家们往往只能满足于避免最坏的结果，极难达到最优效果。

中国近几十年来一直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这对于中国的发展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但这种战略思维已经被外交对手看得很透，一些西方政客便因此对中国采取“打一巴掌摸一下”的策略：他们通过损害中国的利益在国内得分，而与中国产生的纷争很快就能过去，断不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如是者三，中国公众很难一直没有意见，很难一直理解政府的隐忍立场。

当然，在近年来的国际大格局下，中国外交有了新意，并初见成效。比如，经过长期的对法冷处理，包括温总理撇开法国的访欧行程、中国经贸代表团避开法国、推迟中欧峰会等，2009年4月初，中法外交部发表联合声明，法国明确表示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藏独”。

其三，在如何界定国家利益上存在分歧。

尽管像“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这样的外交箴言经常被作为理解国际关系的准则，然而，国家利益其实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没有一致的衡量或界定标准。^[6]在何为国家利益、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不同的群体或政治角色间会多有争议。比如，在围绕是否引进日本“新干线”技术的辩论中，“国家利益”成为双方共同的口号。反对的观点认为采用新干线技术会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而支持者一方（知识精英居多）则指出，在国内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应该以经济标准为主来评判各国方案，而不要单纯地以为拒绝新干线、改用法德的技术就是维护国家安全。

这样的差异，除非涉及领土安全与国家主权，否则经常会导致关于一项外交政策是否在维护国家利益的争论。

其四，担负责任的差距。

普通人可以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不平则鸣”，叫嚷“以牙还牙”，这时，当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发出强硬声音时总能得到欢呼。1996年6、7月间，日本围绕钓鱼岛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挑衅行动。《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日本别干蠢事》，并强硬指出：“时至今日，谁要指望12亿中国人民放弃哪怕是一寸领土，那是痴心妄想；谁要是幻想中国人民会屈服于强权，那是白日做梦；谁要是企图在海峡两岸关系上打什么牌，那是错打了算盘。可以断言，事关国家主权，炎黄子孙的心是一致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或不敢将领土拱手让人，留下千古骂名。”这样严厉的用语多年不见，为此不少读者给报社打电话，认为评论很解气。^[7]

但是，外交政策的制定却不能只想着解气，如果外交政策罔顾总体战略、逞一时意气，则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外交后果，甚至是战争，从而危害和平稳定的局面。因此，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中日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和共同责任在增加，从长远来看，从大局出发，应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通过各种外交姿态，中国决策层试图表达一种意愿：不能因为突发事件动摇双边关系，两国应当协调合作解决这些问题。

对于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的一贯低调，美国的伦纳德在《中国在想什么》一书中认为，中国“想必是有史以来最自知自觉的崛起中的力量”，它竭力淡化其影响力，有时简直有点“卑躬屈膝”地强调中国是“和平崛起”。其实，这是几千年中华文明浸淫出来的高明之举，因为虑及长远所以能忍一时之气，毕竟，“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然而，没有耐心的普通民众是不会如此“自知自觉”的，出现“中国外交太软”的论调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以及医疗、教育、住房、生产、食品和药品安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问题，使人们不会因为改革开放的口号而停止抱怨与批评，当国内问题因为顾及种种政治考虑而难以开口时，国际问题就成了情绪最好的宣泄口。

以上就是造成中国舆论与外交存在差距的原因，任其发展，出现妨碍国家战略有效形成、贯彻和优化的局面不是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