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及其对策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及其对策研究

⊙吴道明

我国改革开放战略的制定实施，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带来了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现代化的步伐似乎有加快的感觉，国内外都有一致看好中国，中国的发展好像步入阳光大道。但现代化在中国真是坦途吗?抑或走上拉美国家长期徘徊之路，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收入不公。分配制度是否合理，要以历史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这一问题，但无论如何是一个关乎国家社会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年正是得益于制度的变革，而其中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是核心所在。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获取财富的手段多样化，渠道不断拓宽，造成人们占有社会财富的巨大差距，参与财富分配的因素越来越复杂，但其趋势仍然是以资本、知识、技术等非劳动资源在财富分配中的优势日益明显，权利在缺乏监督的环境下运行，带来灰色收入和贪污腐化获取的非法所得，使得权利变相参与社会财富分配，劳动所得在财富分配中的份额越来越少。因此，两极分化在中国市场经济初创时期，就显得特别突出，从而加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一、经济体制改革前行带来的弊端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互融合是改革开放战略的开创性成果，它开启了一个时代发展的序幕，是解放思想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先导。但在推进过程中，往往注重经济指标，将经济发展置于核心位置，忽略社会建设，这也是多年来GDP至上思想的根源。分配制度的改革是所有制变革的重要内容，它们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私有制重新合法化，打破了大锅饭和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一心一意搞建设、心无旁骛奔小康成为时尚。经济快速发展的并没有实现共同致富的愿望，两极分化在于放任资本强势地位，中国劳动力市场巨大，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的人口红利转换成企业利润和国家税收即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二次分配的重要资源，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进行社会建设和公益性投入的重要资源，而到目前为止这一观念仍未树立。它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而且就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讲，如果搞得不好，最终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大多数社会成员因收入偏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直接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乏力，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根据多年的实践探索，必须根据中国社会已经走出温饱阶段的实际，在继续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进一步发展政治和文化，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最终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加大的问题。

1．劳动者弱势化违背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初衷

我国经济发展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战略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反而不断弱化。其一，工业化的进程进入加速期，劳动者行业身份被打破，大量农业劳动力流动非农领域，非农领域的劳动力供应爆发式增长，对城镇原有职工形成挤压效应。其二，国有企业裁员增效，转制改制的过程简单粗暴，职工没有任何发言权，一夜之间成为下岗职工，并迅速弱势化。近20年来，企业普通职工的实际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是大幅度下降了。根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53．4%，1995年为52．8%，2000年为51．4%，2006年为40．61%，2007年为39．74%。2000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其中，2004年，国家统计局把个体经营业主的收入从劳动报酬转为营业利润，然而，这并未改变2004年之前劳动报酬比重不断下降，2004年之后劳动报酬比重仍下降的总体趋势。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应比其他国家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学习国外好的经验。从国际比较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报酬份额不断增加，到一定阶段后趋于相对稳定。美国、加拿大、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数据表明，在与我国现有产业结构相似时期，劳动者报酬与业主收入相加，在业主收入占GDP比重快速下降的情况下，劳动报酬与业主收入两个账户总和占GDP比重仍快速提高。我国包括农户收入在内的劳动报酬比重不断降低，更说明了我国非农劳动者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幅度较大。此外，工资总额是劳动报酬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13．32%下降到2008年的11．21%，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也由1995年的13．6%下降到2008年的11．7%，说明我国劳动报酬比重的确在较短时间内快速下降了。

劳动报酬总量占GDP的比重下降，还不足以说明普通职工收入的变动状况。如果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还应考虑劳动报酬的结构性变化: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工资差别不大，企业经营者与普通职工工资差别不大，且那时企业职工基本不缴纳社会保障费;二是1998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多次增长工资，而企业中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间收入差距目前普遍在20倍以上;三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有行政性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增长过快，行业平均工资差距从2倍左右扩大到6倍以上;四是目前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中还包括要缴纳约占基本工资10%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可以断定，近20年来，企业普通职工的实际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了。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8%以上的快速增长势头，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进步就是世界的进步”;然而，城镇、农村以及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却逐渐拉大，国民收入分配不公正日益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农村和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构成的面板数据来衡量收入分配差异性及其变化，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农村和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性居民收入差距要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要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这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基础设施建设、人民受教育程度及就业水平等因素导致城镇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的差异，这种组间差异要比城镇、农村各自组内的差距明显得多。

2．国家行政体系职能定位模糊

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国强民弱、国富民穷是其传统，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的身份地位被严格限定，职业被机械性的划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身份高度一致性，思想遭到禁锢，民主共和的权利被严重践踏。经济上贫穷划一，政治上忠心崇拜被视为社会主义的特征。邓小平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他认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并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

人民群众的意愿开始被接受和尊重，他们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得以发展的决定力量。“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地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人的发展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国家综合国力及经济发展后劲的最终决定力量。他反对那种不顾人民根本利益、不顾人民实际需要的空洞说教，认为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忽略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而高谈精神、情操的做法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应把满足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和不断增长着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根本目的，始终关心人民群众，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这样就必须调整生产关系，所有制变革和分配制度改革是打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利器，带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活力，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打破平均主义，我们在收入分配领域实行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再鼓励通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加大是意料之中的。但是收入差距是有限度的，不能任其无限制地扩大下去。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现在两极分化如此严重，并没有人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战略是失败的。只能说明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声音太弱，利益诉求的渠道过于狭窄，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反省。

二、多方面的原因造成收入差别巨大

1．资源配置处于市场和人为之间的摇摆之中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逐渐实现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一方面各种资源(劳动力、资本等)在不同的部门、行业和地区之间合理流动，以寻求产出和报酬最大化，即资源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流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从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最终导致各产业、地区出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具体表现就是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市场配置功能不完善，先天制度缺陷，导致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增加。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极大地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许多人致富却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这一过程的实质是部分权利持有者及其依附者共同分割部分社会财富的过程，作为名义上主人的广大职工实际拥有的资产却微乎其微，他们主要的资产只是他们的劳动力。近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利的介入，产生了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2．政府行政行为的偏重和行业垄断利润的暴涨

市场化使得竞争更加平等和自由，使得企业优胜劣汰。然而，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并非完全由市场主导的，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依然不容忽视。少数国有垄断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伞下可以免于市场的激烈竞争，试图通过寻租来达到巨额的垄断利润，即使在遇到经营亏损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依赖政府帮助企业弥补亏损或者将其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这样，最终导致垄断行业和企业的职工工资收入居高不下，由此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并将愈演愈烈。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不合理差距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一方面，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大量提取农业剩余以支持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自由流动，使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速度，农民难以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成果。城乡二元结构还导致城乡分治，国家在公共物品的投入上，明显向城市倾斜，同是公民享受不同的待遇。比如，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民自己来负担。

3．社会公共事业投入城乡差别巨大

社会公共事业是政府为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公共事务，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其包括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两个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重要领域。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政府对其重视程度不断加深，资金投入也不断加大，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相距甚远。例如，2005年中国教育开支占GDP的比重仅为2．7%，而同期美国为6．0%，加拿大为7．5%，韩国为6．5%，日本为8．0%，俄罗斯为6．7%。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3．48%，甚至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此外，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例一般在30%～50%，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7．5%。社会保障不公和教育不公现象也很突出，社会基本保障覆盖面不够广泛，城镇和农村的教育设施和教学资源差距较为明显，这种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公平必然会促进、加剧收入分配不均。

4．农民工的相对弱势是城市化的产物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占总人口的比重近80%，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将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由于城市严格的户籍制度，以及农民受教育水平较低，不具备必要的知识、文化和技能，使得他们在流动和转移过程中受到歧视，不仅工资待遇低，而且难以融入城市，仍然保持二重身份。这最终致使城乡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愈加严重。

5．腐败和垄断导致的不合理差距

对公共权力的腐败缺乏制度性控制，恶化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经济体制改革使国家和人民在走向富裕的过程中，由于政治体制本身的缺陷、法制的不健全以及西方观念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腐败浮出水面。在各式的行政审批制度主导的活动中，如项目审批、物资调拨、土地使用、许可证的发放、指标的分配等方面，一些公职机构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设租”、“寻租”获得不合理的非法收入，通过违法致富、腐败致富和不公致富等手段，在短时间里积聚了巨额财富，严重侵害了合理有序的分配制度，加大了全社会的贫富差距。垄断是导致不合理差距的又一重要原因。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亦如民间流传的“银行加证保(证券、保险)，两电(电力、电信)加一草(烟草)，石油加石化，看门的也拿不少”。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工资总额增长的背后是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是高收入行业拉动的平均工资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大多数民众实际收入的提高。

“三次分配”意识淡薄，财富个人所有的占有欲望强烈。市场经济有其相应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导致个人财富迅速聚集，难以发挥社会效益，很多人为富不仁，造成社会上的仇富心理。第三次分配是通过社会捐助慈善活动，进一步扶贫助困，最终实现社会公平，它是通过制度安排和公众自觉行动，实现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内的收入分配调整。在慈善事业发达的市场经济完善情况下，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使得富人的财富，被直接或间接地回报社会，转移到穷人的身上实施共享，客观上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因而被称为第三次分配。我国第三次分配启动较晚，缺乏鼓励扶持民间力量进入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的社会机制。以个人捐赠为例，2005年我国人均捐款为2元人民币，美国人均捐款为522美元。我国社会捐赠总额只占GDP的1%，美国达到10%，捐赠总额达6000亿美元。

6．税收制度不合理导致财富分布不均

我国税率是相当高的，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又是通过税收积累财富，与民争利，因此，各级政府都将财政收入增长作为考核政绩最重要的指标。政策的调节，有利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化，但是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仍不够完善，税收结构变动较大，税收对调节收入分配力度有限;而且由于征税质量较低，税收征管不力，造成社会大量的偷税逃税行为，对少数高收入者利用税收漏洞偷逃税款的监督和惩罚力度不够，这不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甚至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不公。

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导致了不合理的差距。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极大地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许多人致富却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这一过程的实质是部分权利持有者及其依附者共同分割部分社会财富的过程，作为名义上主人的广大职工实际拥有的资产却微乎其微，他们主要的资产只是他们的劳动力。

三、改善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现状的对策

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并不是要对收入分配实行平均主义，而是在存在收入差异的基础上，使人们享受改革成果的数额随改革成果的增加而有所增加，实现相对的共同富裕。在存在收入分配差异的基础上为使民众能公平地分享改革成果，它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而且就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讲，如果搞得不好，最终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了既能加快经济快速增长又能保证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实现，我们应当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来缓解或消除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在市场经济规律前提下，鼓励全民创业、推动职工持股、适当减税以扭转这一趋势。通过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之下，要达到居民收入分配合理公正，既要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又离不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市场失灵时适当而必要的干预。通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注重效率，保持经济以较快速度发展的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坚决执行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和税收调节力度，控高保低，对高收入者可实行累进税，对低收入阶层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或者免税，增加其财产性收入。

1．强化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力度，建立科学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

在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公平、透明的制度环境，使得分配秩序和分配行为合理化、有序化，建立起有效的收入分配机制。在初次分配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市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机制，使初次分配真正与劳动和生产要素贡献挂钩;再次分配方面，建立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在机制和制度上，规范要素分配的原则和方式，要让民众合理分享改革中各种生产要素的升值部分，实现分配秩序规范、分配关系合理，遏制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一，加快城市化进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城乡二元经济是致使收入差距的一个关键因素，政府既要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又要放宽城市户籍限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得大量的农民工能获得就业机会，取得稳定的收入，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根本保障。此外，还要实现部分城镇人口向农村的转移，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创业，使农民也能逐渐加入创业队伍，并适当增加政府工作人员到基层锻炼和工作的机会，这样，通过双向的城乡人口转移，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重视社会教育投入，推进城乡基础教育的均衡化发展。当今国际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一个国家人才储备越丰富，越有利于科技和经济的进步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因此，增加职工在岗培训和学习深造的机会，扩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员工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激发工作热情和责任心，逐渐使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也能进城，并胜任技术含量较高、程序较为复杂的工作，从而使其收入增加，有效缩减城乡收入差距水平。

第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垄断和非垄断行业企业的收入差距。加强法律监管力度，坚决打击“寻租”和为了获得垄断利润而行贿、贪污、腐败等非法活动，增加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经理层和普通员工的工资收入透明度，并形成相互制约的监督管理机制，实行股权激励机制，使员工逐渐成为企业的股东，可以从企业的经营利润中分得除工资以外的额外收入，低收入阶层逐渐成为中等收入者，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个关键而复杂的问题，正确处理这一问题需要准确把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保持公平正义，将必然实现社会和谐。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伟大成就是激活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效率，推动了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有了财富就必然要考虑如何分配财富的问题，这是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重要内容。因此，如何分享改革中形成的巨大物质财富，即如何分享改革成果就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缩小贫富差距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2．注重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首先，要充分认识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和采取的举措，逐步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机制，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应把完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尽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措施来抓。其次，推进城镇化建设。要逐渐对现有农村的布局、农村的面貌和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造、改革和改组。再次，更加重视和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最后，在“多予、少取”的基础上研究如何“放活”。“放活”就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氛围，从而激活农民的创业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发展获得不竭动力。

3．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维护低收入群体的合法权益

依法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保障基本生活、调节收入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安全网。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对城市贫困群体的保障水平，形成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随经济增长、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动和平均收入水平提高适时调整的机制;多渠道筹集资金，在推进农村低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同时，建立覆盖面更大、保障程度更高、涉及领域更多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救助体系;围绕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建立健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保障和救助制度。

4．反垄断、反腐败，坚决消除不合理、不合法收入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与垄断密切相关，不解决垄断问题，与此相关的收入差距问题难以解决。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反垄断法》，政府可以此为依据清除各种市场进入壁垒，鼓励新企业进入以增强竞争、抑制垄断;限制垄断行业的最低产品供应量和最高市场价格以减少垄断利润;加快电力、电信、石油、交通等行业的改革步伐，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调节作用;提高部分企业的利润上缴额度。另外，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应该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因为剥夺非法收入、防止产生新的非法收入，都要依靠反腐败。并且，腐败本身就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寻租、设租、内部人控制、利用权力牟取私利等腐败现象得以产生，与我国的法治水平低密切相关，因此反腐败当与法治发展并行，加快法治建设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途径。

5．完善税制体系，缩小部分不合理的高低收入群体差距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对工薪所得等收入按年综合所得征税，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对个人利息等所得实行分类征税;逐步将中高收入阶层调整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征收对象，发挥所得税在调节高收入上的基本作用。开征调节收入的税种。通过使高收入者多承担税负，让国家为政府的公共支出和转移支出筹措资金，以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和加大必要的直接收入补助方式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状况，缩小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加强税务征管，同时要让利于民，改变长期以来国家与民争利的局面。我国的财政收入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远高于国民收入的增幅，大量的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其使用程序难以透明，同时容易产生寻租行为，滋生腐败。税务部门征管手段落后、征管力量不足以及有关部门执法不严、对偷税逃税打击不力的现状，值得人们警惕。加强对中高收入阶层的监管，完善该群体收入来源的监控制度，实行个人财产实名制，建立法人支付个人收入的申报制和个人收入申报制的双向申报制度，加大对中高收入阶层的税收稽查力度。

参考文献

［1］孔泾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理论热点面对面》，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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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崔生祥，信卫平:若干经济政策对我国职工队伍的影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5(04)。

［6］蒋树声:《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群言》，2007(10)。

［7］《经济参考报》2011年02月09日09:12。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