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的存在

第一节　差距的存在

如前所述，中国外交很重视舆论，但也决不能因为眼前而不顾长远，因而努力避免外交战略受到干扰。然而，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即网络舆论与外交存在差距。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战略高度的偏差，决策层与一般民众之间对一件事的反应会存在差异。

1996年9月18日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65周年。当时的形势是：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行径激起中国民众极大的愤慨，北京一些青年甚至准备上街游行，冲击日本使馆。此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既批评日本的侵华罪行和拒不认罪的顽固态度，又疏导国内舆论，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到搞好经济建设和富国强民上来。没想到，本着做群众工作的评论发表后，读者纷纷给《人民日报》总编室、评论部、理论部和国际部等部门打电话，指责评论太软，说《人民日报》不代表人民，有的连“汉奸”、“卖国贼”的字眼也用上了。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播出的是新华社的评论，而通常是播《人民日报》的评论。这让评论的写作者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然而，几天之后，在外宣办召集首都主要新闻单位有关部门负责人所开的会议上，当时的外宣办主任曾建徽大声告诉评论作者马世琨：“老马，你们的‘9·18’评论（李鹏）总理表扬了，说写得好，讲政策，讲道理，话也讲得有特点。”^[1]中央主要负责同志表扬《人民日报》的国际评论，多少年来这还是第一次。^[2]

另外，即使中国外交部的声音有时比较强硬，而网民却总是希望更强硬。2009年2月初，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首次常驻可搭载直升机的PLH型巡视船，并称目的是防范中国海洋调查船的“入侵”。这样，日本加强控制钓鱼岛，使得中国船只很难再靠近，中国将来的维权行动面临严峻挑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2月5日表示，日本这种行为是非法和无效的，应立即停止。这种明确要求日本停止实际控制钓鱼岛的举动，其强硬程度在以往的外交辞令中较为少见。^[3]然而，在中国国际地位逐渐上升与国际话语权逐渐增强的背景下，这种强硬表态并没有得到多数网民的欢呼与支持。截至当晚8点，笔者综合中新网、搜狐、网易、星岛环球网的评论留言，统计分析后发现：在近2000条的评论中，无一认为中国过于强硬或钓鱼岛问题应交由国际法院裁决^[4]；“支持外交部、向外交部致敬”等认为中国反应恰当的不到20％；而要求采取更强硬措施的占80％以上。

更有甚者，不少网民在发帖时，往往口无遮拦，尤其是一些年轻网民经常流露出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尽管这种情绪多是被刺痛后的下意识反应，是一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也不占多数，但是对任何协商、妥协、必要的退让和利益交换，都采取激烈批判态度甚至动辄上纲上线、喊打喊杀的极端作法，确实让人警觉、担心。

这种情绪对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是不利的。为了抓住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外交很少意气用事。1992年，法国向台出售幻影战斗机时，中国只是关闭法国驻广州的领事馆了事。而在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中国也没有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从长期看，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审时度势后的谨慎举措。但是，由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在政府进行介入之前，各种与政府判断不一致的观点已经通过网络传开，往往会在民间和网络上引起很大争议，直接或间接给政府施加压力，使坚持既定外交政策的成本加大。

目前，在中国国内，对民众情绪影响中国外交政策（仍以日本为例）存在三种观点：一是批评论。以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和时殷弘教授《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两篇文章为代表。其特点是：突出批评中国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不理智行为，如在“赵薇日本军旗装事件”、“姜文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中的过激反应，认为“民族主义上升给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主张“对日本不必太苛刻”，“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新思维”理念提出后，几乎全部的日本舆论都站在了“新思维”一边，而日本外务省对持此种观点学者的邀访，助长了国内对“新思维”的批评。其二是反批评论。“新思维”观点提出后，包括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内的网民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种种因素作用下，使得这个问题最终由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变成了一个涉及政治和外交的敏感问题。自2003年春天以后，对马立诚的观点表示支持或同情者，在网络上便几乎再无声息。“反批评”的观点主要是对马、时的观点进行批驳，认为日方在历史问题上反复无常，中国人民的情绪是完全正当的；把“民族主义”等同于“极端民族主义”是偷换概念，中国的民族主义当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指责“对日新思维”把恶化中日关系的罪名推到中国人民头上是“倒打一耙、为虎作伥”。同时，这种观点还特别强调，“搁置历史问题”无助于中日关系改善，只会使中国丧失威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内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多数站在了“新思维”的反面，认为“新思维”观点把复杂的中日关系想得太简单了：不是中国对日外交而是日本对华外交缺乏新思维；新思维不能一厢情愿，中日都需要新思维；日本的右翼势力还在用旧思维看待中国，“新思维”只能起到鼓励日本右翼的作用。其三是“双管齐下”论。此种观点一方面认为历史问题无法搁置，且历史问题责任在日方；另一方面也承认民众情绪中有非理性的成分，主张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注意防止出现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从正面或积极的意义来看待“新思维”，认为对日关系“新思维”对日本问题的理性思考本意是好的，目的在于改变甚至解决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障碍和纠纷，尽管他们可能对某些问题并不清楚。^[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