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的普遍现象

第二节　民族情感的网络表达：世界性的普遍现象^[6]

对于传播技术对社会和人类心理影响的强调，恐怕无人能出麦克卢汉之右。他认为媒介即信息：“一种媒体传播技术本身所特有的功能和形态，比这种媒体上面所登载的消息，对一个社会的心理和结构有更大的影响塑造力……传播技术的影响不是体现在舆论或者概念的层面，而是在潜移默化之中、以无可阻挡的力量改变着人们感官的合成比例和思维模式”。^[7]

实际上，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16世纪从欧洲发展起来的平面印刷技术，是孕育、促成民族主义的因素之一：书籍不仅重现了先哲们的智慧、尘封的历史，而且把一种标准划一的格式、复制生产的潜力、抽象思维的超脱，烙入了人们的脑海；只有当人们看到印刷出版物上标准化的、定型的、用本民族语言书写的文化符号时，人群整体的思维意识才得以塑造，历史、文化的整体感才会产生，民族主义情怀才得以发展；当然，那些印刷在书中的新思想、新理论也起助推作用，但与技术本身相比，是处于第二位的因素。^[8]按照这个逻辑，对于新出现的网络媒体和不断发展的通信技术，麦克卢汉将其在强化和扩展个人和社会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上的作用，称为“像一次突然的核内爆炸”。在其作用下，这个地球将越来越像村落——当然，罗伯特·福特纳更愿意把这种紧密联系的状态称为“全球都市”。

毫不奇怪，沿着“真理”的方向再向前迈出一步的总不乏其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互联网项目的主创人之一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教授，曾对未来的趋势作如此预测：那种“老式过时的”民族国家形态，将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庞大力量面前灰飞烟灭，国家将会蒸发，就像一个樟脑丸，从固体直接变成气体，“民族国家的历史角色将发生巨变；就像天花疫病被根除一样，民族主义将不再有立足之地”。^[9]这种趋势的确是存在的，比如次国家团体（如宗教和种族团体）、超国家一体组织以及跨国网络系统（如非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联盟），频繁利用网络来组织跨国社会活动，甚至是跨国结社，以期影响各国公民，形成全球性的观念意识、文化价值和国际舆论，来促进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公民网络的发展。^[10]

现实的复杂性总是超越智者精巧的预言。毫无疑问，全球化与信息化提升了世界的生产力、文化创造力及传播潜能，历史节奏的突然加速和计算机网络中权力的抽象化，导致了原有社会与政治控制的解构和转移，以文化、历史和地理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与社会被削弱了。然而，社会演化的古老定律仍在导引人类的航程：支配与控制引发了反抗和敌对。于是，地球在越来越“村落化”的同时，不同的民族国家，尤其是弱势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海洋的滔天巨浪中，越来越关注自身的认同，并借助爱国主义所激发的力量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自保。借助于网络技术来发送与接收信息，有共同文化背景或价值喜好的民族，其联系空前广泛和密切，花费也更廉价甚至趋向于零。这无疑推动了民族认同的发展。因为，在有用信息与“垃圾和噪音”同样超载的情况下，消费者处于主导地位：鼠标在手的网民的内在驱动力和投入程度，要比单个信息的质量和可获取性更重要；而网民往往倾向于选择并认同与已有的价值判断相一致、用本民族语言呈现的信息——民族情结会在这种无限重复的过程中得到加深。

于是，借助新的通信沟通技术，对于族群利益的维护（国家层次上就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有了新的手段。互联网技术作为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和群众运动的潜在催化物，其正面意义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承担着信息控制中枢的职能。它汇总和传递与爱国主义活动有关的消息资料，在那些传统媒体被政府或跨国公司牢牢掌控、民族团体无法自由运用媒体的国家里，互联网是撕破信息封锁铁幕的利器。其二，互联网可以提供给爱国主义者一个组织协调的平台。如果没有互联网作为沟通渠道，面对传统政治组织的围追堵截，这些组织和活动根本没有条件存在、运作和发展。其三，随着社会运转越来越离不开网络，互联网可以被用来直接满足爱国主义者的“行动性”需求。^[11]

在历史、社会与技术条件的综合作用下，网络与维护族群利益的行为（包括外交与战争）的结合成了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执政党和政府经常利用网络舆论来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为其外交与国际关系政策服务。首次把网络攻击手段引入到战争中并发挥作用的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2年美国建立了世界首支网络黑客部队，并于2007年5月正式成立网络战司令部。第一场网络战争是俄罗斯黑客对爱沙尼亚的攻击。2007年4月，爱沙尼亚政府决定把一个公园里的苏军士兵铜像推倒，立即引起俄方强烈不满，从4月29日起，俄罗斯黑客们利用“僵尸软件”入侵全球数十万台计算机，然后操作这些计算机连续发起几轮攻击，让垃圾信息的洪流灌入爱沙尼亚政府和银行系统的网站。当时许多爱沙尼亚人无法访问银行账户，国会议员连续4天收不到任何电子邮件。2008年8月，俄格冲突期间，网络攻击的应用更为广泛，格鲁吉亚人无法看到新闻，无法拿到现金和机票。格鲁吉亚外交部称，俄罗斯发动网络战，袭击了格鲁吉亚许多网站，但克里姆林宫否认格方指控，并声称俄方网站遭格方黑客攻击。

网络战爆发最频繁的是在韩国与日本之间。因为8月15日是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并建国的光复日，也是日本战败的投降日，因此，在每年的8月15日左右，相互攻击都会在韩日网民之间上演。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黑客攻击，日本防卫省组建了一支约5000人的网络战部队，同时加强与美国和欧洲的合作；而在2010年1月1日，韩国网络司令部正式挂牌成立，将整合目前由机务司令部等机构负责的网络相关功能和作用，成为全权负责韩国军方网络安全的指挥机构，负责网上作战计划制定、执行以及部队训练。然而，正式军事机构的组建并没有能够减少民间的相互攻击。2010年3月初，因为日本右翼网站“2ch”对“韩国留学生2月19日在俄罗斯遭围殴身亡”的事件发表了幸灾乐祸的言论，并且该网站在韩国选手金妍儿在冬奥会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短项目中力压日本选手浅田真央一事上提出金妍儿“贿赂裁判”的可能，韩国网民在大型门户网站设立了“正当应对袭击组织”、“爱国志士联盟协会”等社区，韩国大型交流网站甚至有网民制作了海报，呼吁韩国网民“在3月1日当天攻击日本猴子的网站‘2ch’”。经过网站宣传，韩国方面组织了约10万网民，从3月1日下午1时多开始，以不断刷新页面的方式将“2ch”网站所有留言板点瘫。日本网民随后“报复”，在下午连续攻击主张韩国拥有独岛领土主权的韩国网络外交使节团“VANK”网站及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网站。结果，遭攻击网站的服务器都不能正常运行。参加这次攻击的一名韩国网民表示：“这只是对日本网民贬低韩国的正当的惩罚，是网络民族主义的体现，是爱国”。^[12]

在网络与维护族群利益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三个典型的国际事件，分别是1999年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美国在“9·11”后的民众反应。

科索沃战争时期南联盟的网络抗争是网络爱国主义的标志性事件。战争开始后，美欧停止提供卫星服务，南联盟遭全方位的“信息屏蔽”。为避免造成宣传中断，南联盟官方广播电台加强了网上活动。南通社、国家电视台和南联盟新闻部均通过电脑网络对外进行宣传，从而打破了西方国家对科索沃危机的舆论封锁。与此同时，1500名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电脑专业技术人员主动义务加盟，创办了南斯拉夫自己的民间互联网网站，向全世界传达北约轰炸南联盟的真相。

如果说科索沃战争是网络爱国主义斗争的缩影，那么影响更大、范围更广的网络爱国主义运动应属“9·11”后美国民众的反应。恐怖袭击事发后，美国人在网上获取最新消息、互发电子邮件祈祷，在为幸存者开办的网站上发帖子，呼吁人们献血。也有人在网上发泄仇恨情绪，发誓一定要报复。由于访问量过大，一些网站瘫痪了。网上同情与谴责的声音作为力量之一促进了美国各种团体和组织的空前团结。《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评论称，美国人正在网络上凝聚着“民族主义”的力量。“在美国很多大的BBS上，美国人也一改往日的体面，恶毒仇恨的语言和污秽的美国国骂充斥其中。”^[13]这种“民族主义化”的网络爱国主义为美国发动反恐战争营造了有利的氛围。在这种大环境下，尽管攻击网站属非法行为，但西方开辟网络上的反恐新战线，针对“基地”组织的网站进行系统攻击，迫使其不得不长期关闭。

当然，最具反抗与叛逆特点的例子是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14]。由于它是信息化与全球化导致民族反抗的最典型样本，因而被称为第一场后现代主义革命、第一次信息化的游击队运动：“墨西哥，这个曾作为20世纪社会革命原型的国家，现在的景象却是21世纪跨国社会网络战争的原型”。^[15]

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的第一天，三千名墨西哥农民在“我们受够了（enough is enough）”口号的鼓舞下，在马科斯的统领下，占领了墨西哥最贫穷的恰帕斯州的部分城镇地区，继而撤退到附近的热带雨林中，与墨西哥政府展开了一场长达10年的游击战，以反击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屈辱与不公。

真正使这一运动声名远扬的是它的象征意义。一群土生土长、原本属于低收入阶层的墨西哥农民，通过武装起义，来抗争那看似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最终迫使墨西哥政府签订协议，承认原住民社区自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不是对全球化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互联网和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娴熟运用，萨帕塔很难得偿所愿。

现在我们来还原历史的过程。当绝大多数国内和国际的政府与商业媒体拒绝为起义者发布文告时，运动的同情者、支持者们就将文件内容传送到多个与墨西哥事务有关的网络邮件用户群、学术会议网点和互联网名录中。这一无心插柳的举动在运动中发挥了出奇制胜的效果，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场景，那就是“起义运动的指挥官兼发言人马科斯行走在丛林中，手拿移动电话，将一篇篇文告传送到互联网上”。之后，尝到甜头的指挥者们更频繁地利用网络技术和在线社区，来寻求支持和同情、鼓动民意与抗争，从而影响和吸引国际舆论。因为他们知道，通过“呼唤网络中逐渐成形的跨国民意的支持，以此为条件作为与政府在具体谈判中的杠杆和筹码”，墨西哥政府就不敢冒世界民意之大不韪来大肆镇压，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存与影响空间。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在网络上看到神秘的叛军领导人、第二号人物马科斯的蒙面形象；人们可以读到萨帕塔如何为争取土著玛雅印第安人的权利、为墨西哥的民主而斗争的详细介绍；据说人们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与马科斯取得联系。结果，萨帕塔解放军成了第一个利用全球电子通讯网络进行宣传的政治行为者，标志着国际政治的一次革命。对此，卡斯特评价说，“对于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使得查帕提斯塔（即萨帕塔）起义者们可以将自己的消息和主张，快速地传布世界，从而促生出同情和支持他们的力量；以此来形成世界范围的舆论压力，使墨西哥政府无法大规模诉诸武力来镇压。”^[16]

当然，除了这些转化为现实行动的案例外，民族情感的网络表达最集中和最具体的体现就是名目繁多的网站。例如，打开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网页，除了看到所谓的“库尔德斯坦”地图外，还有一段话非常醒目：“印欧先民的后裔在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毗邻的山地丘陵中已生活了数百年，这个地区就是‘库尔德斯坦’。但是库尔德人却被世人以怀疑的目光来看待。他们生活在异族的土地上，不得不屈从外界压力而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他们被要求学习土耳其语、伊朗语或阿拉伯语，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找到自我……”这种带有鲜明民族危机感的告白在其他民族主义网站上也随处可见。除库尔德人外，亚美尼亚、马其顿、威尔士、苏格兰、巴勒斯坦、阿尔巴尼亚、爱尔兰、法国的布里多尼和科西嘉、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和巴斯克、俄罗斯的车臣，所有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者都纷纷开设了网站。这些网站都带有鲜明的政党背景和明显的政治动机，而且，同民族的网站之间大多实现了链接和资源共享。

然而，因为使用者的原因，网络技术并没有完全被从正面应用。比如，由于制作、保存和发布数字信息的成本锐减，在网上散布仇恨已变得极其容易。从前，高质量的宣传需要有出色的漫画师，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制作和散布精美的图片。无论是匈牙利团体组织的反罗马尼亚招贴画竞赛、俄罗斯反移民游说团体公布少数民族居住区的位置，还是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展示没有匈牙利的地图，网络使散播恐惧和仇恨变得更简单了。再如，一些民族主义言论的能量会通过博客、网上地图和短信被放大，而当一场运动从此媒体传播到彼媒体时，难免以讹传讹，制造一层又一层新的谎言。比如，在2008年年初席卷肯尼亚的危机中，常常是由博客帖子和手机短信发布新一轮攻击的信号。而在韩国发生的反美游行中，其参加者就是被网络、论坛和博客动员起来的，其中有的信息宣传了一种疯狂的理论，说韩国人的基因决定了他们容易感染疯牛病毒。

由此可见，打破文化、政治界限和地理距离阻隔的现代技术，在促进不同群体伸张与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会在某些情况下使人与人的心理距离变得越来越远，并易于形成恶性循环。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至今仍处于分裂状况、尚未建立独立国家或附属于其他国家且受到歧视和不公待遇的民族中，还是在独立国家、大国大民族中，“网络民族主义”或“网络爱国主义”同样盛行。当代国际交往的实践表明，由现实冲突而引发的“网络爱国主义”表现尤为激烈。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韩国和日本、中国和日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因利益分配、领土或历史问题而产生矛盾或冲突时，基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归属感，主张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会在网络上迅速蔓延，成为冲突国家和民族间互相进行实质性攻击的工具，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