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和利益的关系

二、外交目标哲学：价值和利益的关系

在任何国家的外交中，价值和利益都是一对无法回避的矛盾。从主观来说，任何国家都希望价值和利益兼得，既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又看上去比较高尚。然而在外交实践中，两者往往不能同时兼得，或者说某一外交事务价值和利益产生矛盾时，围绕应该如何作出选择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外交哲学。

在理想主义外交哲学看来，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利益尺度服从价值尺度，不可牺牲价值而苟从利益。此种外交哲学产生于一战后，是对格劳修斯和康德（Immanuel Kant）等理想主义外交哲学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其要义是消除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和由此导致的连绵战祸，建立世界政府并以国际法来规范国际关系。其代表人物最著名的是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他在《论国家》中倡导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实现道德理想，推进国家和世界民主化；一战后，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和平计划”，诸如公开外交、集体安全、国际法律、民族自决等，被称为“威尔逊主义”。⁽⁸⁾在理想主义外交哲学看来，外交应以实现某种理想秩序和社会价值为根本目标，追求公理和正义的实现，强调激进、扩张和不妥协的道义外交；秘密外交是导致敌对结盟和冲突的根源，公开的协议则是避免战争的途径。毋庸置疑，理想主义外交哲学存在很大缺陷，比如低估了国家对于权力和安全的追求、过于相信社会大众的理性精神，但是理想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应然”的规划和设计、通过理性设计确立人类社会规则的思维路径、对于人性的乐观判断和改造人性的不懈努力，是任何国家外交不应缺少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即便武装到牙齿，也越来越不敢赤裸裸地谋求利益和权力，丝毫不顾及国际伦理和道义。

与理想主义外交哲学不同，现实主义外交哲学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应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并按照实力原则分配利益，通过谈判实现利益分配的妥协和平衡，强调保守、节制、谨慎、稳重的外交，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亨利·基辛格等。现实主义最初来自西方最古老的文学理论，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作品的逼真性或与对象的酷似程度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准则。作为一种世界观，现实主义建立在它对道德进步和人类能力的悲观主义认识基础上，把历史看作循环而不是进步的，人类没有能力克服反复出现的冲突，国家可以通过外交和权力均衡方式来缓和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它的影响。外交将永远以权力、军事力量和现实政治的运用为标志，国际法、道义、联合国、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机制的价值令人怀疑。缓和国际矛盾的主要途径是遵循所谓“明智的国家利益”，按照国家实力分配国际利益，不要过分扩张到别国无法接受的地步，而且在维护本国利益和安全的同时也承认和尊重别国的正当利益和安全考虑。在美国历史上，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往往是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反对者，理想主义者反而成为对外扩张的积极分子。道义和价值在外交中往往也会搭乘利益的顺风车，但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绝不能把道义和价值太当回事，一旦发生矛盾，外交必须要回到利益重于价值上来。

除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外，在各国的外交实践中更多情况下广泛存在近乎实用主义的外交哲学，处理对外事务时坚持根据客观形势平衡国家利益和外交价值，在不同社会情境下采取务实态度，强调务实、灵活、权变、平衡的外交。美国外交就充满实用主义传统。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受到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的冲击。言论和实践往往是互相冲突的，政策不断变化，诺言不算数，人家的好处不久就忘记了”。⁽⁹⁾的确如此，不履行诺言是美国外交实践的一大特征，美国的外交实践“表现为一些明显的自相矛盾的情况，使人们感到美国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此类做法显然违背美国人民信奉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它的背后是美国外交一贯见长的实用主义”。⁽¹⁰⁾

总体来说，一个国家外交哲学权衡的标准决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从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基础、文化背景和国际地位出发作出的选择。在处理外交价值和利益的关系时，要综合衡量国家的政治意志和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选择。首先，实现价值与利益的统一，是外交最理想的形态。既实惠又高尚，是任何国家外交哲学的理想目标，实现价值和利益两全是一国外交哲学努力的方向。其次，在价值和利益不能两全时，要根据国家的政治意志综合权衡，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外交权衡的标准也在一定时期内动态调整，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要根据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变化，及时作出相应调整。当然，外交哲学的选择和调整不能过于频繁，应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