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和突发事件的类型及应对基本理念

(一)群体性事件。本文将该类限定为群众因维护人身、经济利益而发生的集体向行政当局施压的事件。诱发原因主要包括:环境保护，如厦门、大连、镇海和昆明等地反对对二甲苯(PX)项目事件，浙江海宁抗议示威事件、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事件、江苏启东反对排污项目事件、南京市民反对梧桐树移栽等。随着公民环保意识的提高，此类事件呈显著增长趋势，且由于参与人员身份广泛，影响最大;征地拆迁，这是目前诱发群体性事件最多的因素。随着资产价格的提高，土地房屋成为最大的利益，大部分普通事件是要求更高补偿，有的如乌坎村事件等则演化成更高层次的要掌握行政分配控制权的问题;各类经济纠纷，如农民工追讨欠薪、云南孟连事件、南京华飞工人游行事件、湖南吉首非法集资事件等;人身侵犯，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广东增城新塘事件、马鞍山旅游局长打人、上海九亭城管打人事件等;其他经济权利，如重庆万盛綦江两区合并所引发事件等。

这些群体性事件归根结底是利益问题，或是政府行为直接侵犯了群众利益，或虽属第三方利益纠纷但处弱势地位的群众希望通过“万能的”政府解决，俗称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基本应对理念即为真诚沟通、回应关切，凡政府行为受到大多数群众反对的，当然不要做;属第三方利益纠纷的，也动用各方资源力促问题解决。

对群体性事件不要有“镇抚”思维，那样是在潜意识中把自己看成统治者，把群众摆在对立面。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上纲上线以为要挑战执政党地位，或官员在现有体制下担心事件影响自己的政绩和晋升，进而采取强力压制或随意承诺以求息事宁人都不可取。不管大棒还是胡萝卜，只要利益问题不解决，事件就不会平息。当然，必须要坚决维护治安和居民人身财产安全，制止打砸抢烧，但不随便扣“不明真相”、“别有用心”的帽子，群众不管“大闹小闹”，都是希望“解决”，中国老百姓是善良的。

(二)经济危机。即市场生产、交换和分配循环的正常秩序被破坏阻隔，出现生产大幅下降、大批普通劳动者生活陷入严重困难的情形。诱发原因很多，包括:生产关系自身矛盾或经济政策失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不得不破坏性调整;恶性通胀，民众辛苦积蓄灰飞烟灭;国际传导，如1973年石油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受到攻击或操纵，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财政失衡，导致政府不得不紧缩开支、大幅增税或撤回应有服务;债务问题，出现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行业和企业崩盘，如金融领域。

对经济危机的成因和处理对策总会见仁见智，措施见效也非一日之功，甚至不主动作为、等一等市场也可能自我调节正常。但政府不作为不能满足民众期望，应对时的基本理念要注重经济心理学:务必在举措上求新、求变，展示与过往的不同，并救助有系统重要性的行业或企业，向市场传递信心，切断危机传播链条，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三)主观人祸。主要包括:食品安全事件，如苏丹红事件、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阜阳大头娃娃事件等，这是目前国内最频繁发生的问题，社会影响极广极坏;安全事故，如高发的煤矿矿难、7·23动车追尾事故、甘肃正宁和江西贵溪校车事故、吉林德惠特大火灾等;污染事件，如吉林化工厂爆炸导致松花江全线苯污染停水、广西龙江排污造成镉污染、黄浦江上出现大量死猪等;质量事故，如哈尔滨阳明滩大桥、杭州钱江三桥倒塌等“桥脆脆”事件;涉少年儿童事件，如爆发的危害校园和幼儿园安全事件、贵州毕节五名流浪儿童在垃圾桶内死亡事件等;以及恐怖袭击、报复袭击等，如厦门公交车爆炸案。

由于人为灾祸通常有可以针对的责任人，其发生后有的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大部分时候不会。但无论是否发生群体性事件，政府都必须快速反应、公布情况、果断处理，因为虽然表面上该类事件是第三人引发，但其实对政府的伤害最大，会导致民众高度怀疑执政党领导能力和日常行政水平，对可能存在的不作为、渎职、腐败等行为现象极端愤慨。

(四)客观灾害。包括:突发自然灾害，中国较多的是地震、台风、大旱、强降雨、洪水、山体滑坡、泥石流、冰雹、暴雪、沙尘暴、赤潮、酸雨等;传染病，如甲类传染病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突发家禽家畜疫情和农作物病虫害等。

对汶川、玉树地震的应急救援展示了中国政府在应对客观灾害时强大的动员和行动能力，也让世界看到了民族热心互助的伟大精神。应对普通灾害已有成熟流程，照做即可，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加以改进完善。

(五)民主运动和政治诉求。一方面，以运动方式推进民主于国家缺乏益处，抑制是基本思路;另一方面，历史也告诉我们，只要普通民众不遇到大面积生活问题，秀才们的碎碎念不值得担心，无法干预其思想。但政治诉求增加是经济社会多元化后的必然，可疏不可堵，可顺不可逆，大惊小怪说明没有正确的认识，大呼小叫则实为显得恐惧，小题大做更失去章法，应对此类事件的理念是“三有”:有眼界、有胸怀、有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