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是通过文化考试将素质较高者选拔出来任予官职，把文化知识水平作为选择行政官员的必备条件。科举考试为国求才，既体现了国家政府的利益和意志，也是实现家族希望和个人抱负的途径。为了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受名利的驱使和家庭乡族的推动，许多士子确实做到了“学问勤中得，萤窗万卷书”。尽管能及第或中举的机会很少，但只要存在着通过自身奋斗而出人头地的可能，便可调动人们的学习积极性，促使重学风气的形成。科举的激励机制有力地推动人们学习文化知识，直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普及。
在科举朝代，科名的魔力十分巨大。孔子曾说：“学也，禄在其中矣。”[2]企求功名富贵是多数士子学习的根本动机，以才学为录取依据的科举制诱导士子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唐代中叶以后，官学虽然不振，但私学却一直很兴盛，而于私家学习者多是为了“修举业”。统治者利用科举吸引地方官吏、学术大师、势家大族等各种社会力量办学，大大减轻了官学的压力，节省了国家经费开支，当时颇为普及的启蒙识字教育和中等教育基本上是由民间私塾承担的。科举起码在数量上促进了私学的发展，扩大了教育的范围，打破了世族、官僚垄断教育的状况，促使教育机会下移，养成了中华民族重视读书的传统习惯。即使是农、工、商家庭子弟，家长也多督促其及早向学，只要有一线成才希望，父母往往愿意含辛茹苦，送子就读。邓嗣禹曾说：“前清时代，无分冬夏，几于书声遍野，夜静三更，钻研制义。是科举鼓励之功，有甚于今日十万督学之力也！”[3]在中国历史上，靠发愤苦读而一举成名者所在多有，范仲淹在佛寺寄读时，划粥为食；欧阳修幼年时穷得连笔都买不起，“画荻”学习。此类苦读之后通过科举阶梯登上仕宦前程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这也是科举考试推动教育普及的生动体现。
儒家经学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汉代以经术取士，到南北朝时期孝廉科侧重考经学知识，秀才科侧重考文章辞华。唐宋两朝科举取士中存在着经术与文学之争，唐代进士科主文学，明经科主经术，二者地位的轻重经历了一个升沉变易的演变过程，由于社会上看重进士科，经学相对被冷落。北宋学者或主张取士当先经术后辞采，或主张以诗赋为首要考试内容，争论平衡的结果，是将进士科一分为二，并立“经义进士”与“诗赋进士”。但从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经义之后，特别是明清科举考八股制义之后，儒家经学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中占了主导地位[4]。中国帝制时代后期流传极广的《神童诗》中便有“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之类的说法。宋真宗《劝学诗》也说“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因此，在科举时代，经学知识是相当普及的。虽然儒家经典中具有不少维护专制统治的纲常名教，但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之常训和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经学中也有一些关于修齐治平等方面的合理因素，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四书五经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所熟知，经学得以不断传承和繁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举制的倡导利诱。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干和主体，主要是因为具有科举制的制度化支撑。同时，由于科举独尊儒术，还有效地抵御了佛教和道教势力的扩张。魏晋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和道教的兴起，儒教的地位有所下降，儒、佛、道互有消长，出现了三教争雄的格局。唐代统治者奉行尊道、崇儒、礼佛的兼容并包的文教政府，倡导所谓三教归一，武则天还曾令宠倖张易之领衔主编《三教珠英》，有时道教和佛教势力还远远凌驾于儒教之上。但从宋代科举考试经义之后，儒家经学再度勃兴，占据了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而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体地位，使近现代的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宗教负担最小的民族[5]。从这方面说，科举制也有其积极的作用。
就文学方面而言，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普及与发展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唐高宗以后，进士科逐渐以诗赋为主要录取标准，凸显出进士科的文学考试性质。进士试诗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构成了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的背景，在唐代社会营造了重视诗赋的氛围，此价值取向和取士标准为唐代造就了一大批业诗攻赋之人，这也正是一种文学体式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南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指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嗣奭在《管天笔记》外编《文学》中说：“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竭一生经历，千奇万怪，何所不有？”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诗赋是唐代诗歌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催促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兴盛，而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士，诗歌便成为仕进的一块敲门砖，士子唯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就必然促使士子将心血浇漓于诗的创作，并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又反过来促进了唐诗更加繁荣。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诗文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6]。
尽管北宋以后进士科合并包容了明经等其他科目，并以经义为主要录取标准之后，也还是兼顾考察举子的文学素养。清乾隆以后又将试帖诗重新列为考试内容。明清时期各省贡院大门前所立牌坊刻有“明经取士”与“天开文运”，即表明科举考试所重为经术与文学两个方面。以往有不少学者认为对唐代文学起促进作用的，只是因进士科以诗文为主要考试内容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而省试诗则是唐诗中的糟粕，它和科举考试的律赋一样，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是消极的。其实省试诗对文学的促进作用不应低估，正是因为唐代进士科省试要考五言八韵律待，才促使人们努力钻研写诗技巧，平时注意搜集素材和写作诗歌。省试诗的目的是考察举子的作诗技巧、掌握程度，并不要求写出传世名篇。在考场仓促之际按命题作诗，一般也不可能写出特别好的作品，祖咏的《终南望馀雪》和钱起《省试湘灵鼓瑟》算是例外。而且省试诗的文学价值虽然不如平日推敲创作的诗歌高，但若扣除了这一类诗作，《全唐诗》便要减去相当大部分的内容。而唐代被称为诗歌的朝代，和诗作数量的繁多也是有关的。
即使是被后人深恶痛绝的八股文，对明清文学也并非毫无用处。人们普遍以为八股文对文学的发展起消极影响，并以成千上万的八股文很少流传下来、绝少有人将八股文收入自己的文集为证说明八股文毫无价值可言。笔者认为，八股文只是一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它与试帖诗类似，命题作文只考察作文水平，并非一种纯文学创作，这就好像现代高考或大学联考作文一样，有哪位作家或学者将自己高考时的作文收入文集呢？作八股文的训练使得明清士人大多善于作文属对，当时出现许多对仗工整的著名长联便与八股文讲究对仗有关。科举对文学的推动作用在古代朝鲜也类似。笔者根据朝鲜古籍《增补文献备考》卷二四七——二五○“艺文考·文集类”统计，朝鲜历史上从新罗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开始，至李朝僧人兑律所著《月波集》为止的1050部诗文集中，有755部标明作者为曾“登科”、“文科”、“司马”等科第中人，占总数的72%，足见科举与朝鲜古典文学有不解之缘。中国古代各种文学流派的升沉消长及文风变易皆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代诗赋和传奇小说、宋代古文、元代戏曲话本、明清小说无不受到科举的影响。
重视史学是中华民族的一贯传统。在世界各国中，具有丰富、完备的连续不断的数千年历史记载的国家唯有中国。科举考试也很重视史学内容，由于“六经皆史”，儒家经典本身就是先秦的历史记载，科举中史试“论”的体裁往往以史论为重，因而科举在以经术和文学取士的同时，实际上还以史学取士。尤其是五经中的《春秋》是分量较大的考试教材，历来被视为“大经”，而《春秋》实则为史书，可见经书中纯史学的分量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01年8月废八股以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1903年2月，图书集成局在发售二十四史的广告中便说：“自科举改章以后，大小考试，皆以史事命题，博求通达之才，藉收宏济之效。若非贯通全史本本原原，断不足以应俊乂之旁求，挽艰危之时局。”[7]另外，唐宋时期有三传科目，便是以《春秋》《公羊》、《穀梁》、《左传》专门设立考试科目。而一史科、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科则更是以史设科。重视以史取士的直接后果便是保证了入仕的政府官员具有一定的史学素养，知晓历代兴衰成败得失，有助于鉴古知今、鉴往知来，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书法的繁荣也与科举以书取士相关。唐代科举中有专考文字和书法的明书科，而且凡考明经、进士的举子也须善于书法，加上铨选考试身、言、书、判，其中“书”要求“楷法遒美”，这就促进了一代书风的形成[8]。因为选举考试重书法，所以无论在学的生徒、应考的举子或一般官吏都讲究书法，这种风气磅礴郁积，必然会产生特出绝伦者。唐代出现流芳千古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楷法名家和
颠狂草圣张旭、怀素，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必然原因的。宋以后科举考试实行糊名誊录制度，身言书判也逐渐停罢，书法相对不受重视。宋人马永卿《懒真子》说：“唐人字画，见于经幢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人所能及。盖唐世以此取士，而吏部以此为选官之法，故世竞学之，遂至于妙。”清代殿试及朝考后试卷不再誊录，评卷重视书法，也形成朝野重视书法的社会风尚。清代状元陆润庠、刘春霖等人都写得一手优美的小楷，凡是进士出身者书法都不差，甚至许多应考的文童都会写“馆阁体”。科举废后，专心练好书法的学子迅速减少。这说明科举对书法等传统学问的发达是有重大的作用的。
另外，唐宋科举中设有明法科，历代科举三场考试中第三场都要考判文，促进了中国古代法律知识的普及；古代印刷业的兴盛也与科举推动文化的普及有关；科举与中国古代“至公”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与读书至上、学优则仕的价值观也都息息相关；而科举文物及科举文献更是科举文化的现代遗存。总之，无论科举制的是非功过如何，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要素，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重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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