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科举对古代文人的多重影响

第二节科举对古代文人的多重影响

据说，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看新进士从端门列队而出的时候，非常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中即指弓箭的射程之内。在他看来，科举制度就是使英雄就范的手段。一千多年以来的科举历史也表明唐太宗皇帝达到了目的，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读书人落入这一圈套中。在士人的眼中，“科名”二字便是世界的一切；在士人的心中，科举得第是最令人魂牵梦绕之事。因此在科场内外，便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科举，对于极少数运交华盖之士来说，意味着平步青云、紫蟒缠身，而对于大多数士子来说却是坠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见天日。科举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把士子终身的注意力都吸引至磁场的周围，并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中国文人的价值取向、文化心态及性格特征。

一、古代文人科举的喜与悲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元·刘祁《归潜志》第七卷）古代文人士子们寒窗苦读，为的就是科举及第，一举成名。这在当时被人们称之为“登龙门”，所以，自唐以后的整个封建时代，放榜都是轰动一时的大事。在唐代，每当发榜之后，便有曲江会、杏园宴、雁塔题名等活动，各种名目的喜庆宴会也接踵而来，新科进士们从金榜高悬，经“谢恩”、吏部铨叙、送往迎来的交际应酬，直到新科进士离京返乡，可以说无日不在宴中，无日不在乐中。甚至新科进士的曲江大会，有时连皇帝都会登紫云楼垂帘观看，达官贵人们也往往在这一天挑选东床快婿。^[20]

在唐诗中，有关放榜的吟咏极多，“一声金鼓辟金扉，三十仙才上翠微”（韦庄《放榜日作》）；“喧喧车马欲朝天，人探东堂榜已悬”（徐夤《放榜日》）；“白马嘶风三十辔，朱门秉烛一千家”（黄滔《放榜日》）；中唐诗人孟郊有诗曰：“昔日龌龊不堪嗟，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回想起“昔日”累试不第、穷愁潦倒的“龌龊”日子，此刻真是扬眉吐气，充满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此种心情的表露，真是没有比“春风得意马蹄疾”一语更为生动传神的了。杂剧《西厢记》描写唐代张生中状元后，崔莺莺谣闻他入赘于宰相之家，这一情节，显然不是作者凭空捏造的。而新进士为了求得政界应援，拉拢关系，而迅速授官升迁，也愿意选择与权门联姻这条路。

科举及第，大魁天下，自然是欢天喜地，风光备至，但古代科举的录取名额有限，这就注定得第者少，落第者多，那些占应第举子百分之九十七八的落第者，他们下第后内心的痛苦和哀伤、生活的困顿悲惨却无处诉说。唐代“诗圣”杜甫进士不第后，困居长安达十年之久，他四处投献诗文，行卷干求，“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奉赠韦左丞》）可是全无结果。另外，韩愈、孟郊、李商隐、李翱等诗人，都有过屡试不第的经历。“凭君莫话科举事，进士功成身已枯”，正是他们一生的辛酸写照。

在唐诗中，以“落第”、“下第”为题材的诗篇几乎形成一大门类，那些悲切凄楚的词句，黯然神伤的感情，至今给人深切的感受：“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赵嘏《下第后上李中丞》）“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风懒举头。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罗邺《落第东归》）“谁知失意时，痛于刃伤骨。身如石上草，根蒂浅难活。”（卲谒《下第有感》）有些士子虽然考了几十年，最终还算是中了个进士或举人，更多的则是考了一辈子始终名落孙山，抱恨终身。如晚唐号称“三罗”的著名诗人罗隐、罗邺、罗虬，都是终身累试不第。罗隐原名罗横，也很有点恃才自傲的“横”气，然而十次应试皆不第，后愤然改名为“隐”，“早知世事长如此，自是孤寒不合来！”（罗隐《丁亥岁作》）所以，在他的诗集中，抒写落第悲愤的篇什也特别多。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早年出入花街柳巷，酒楼歌馆，填写了大量词曲，流传四方，“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但考进士却落榜了，于是他填了一首《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怎不恣狂荡！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落榜不仅未使他收敛那放荡的浪子作风，反而更“恣狂荡”。他再次考进士时，宋仁宗在审阅名次时特地划掉柳永之名，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此后，柳永遂自我解嘲地号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天圣五年（1027）19岁考进士落第，29岁再举进士又不第，38岁复如此，实在使他备受打击。深怀隐痛的苏洵自己虽然决心不再应试，但待两个儿子成年后，却还是带他们去汴京赶考，因为除此一途，别无进身可能。后来，苏轼兄弟都一举高中，苏洵感慨万分地赋诗云：“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这中间既含有他因两个儿子争气的喜悦和骄傲，也包含着自己一生科场坎坷的辛酸，还表明以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局限性。

南宋第一大诗人陆游曾先后两次科场失意，后来的一次考试，他本为第一名，却被秦桧除名。直至秦桧死后，陆游以其诗名，被时人称为“小李白”时，才由宋孝宗“赐进士出身”。难怪清代才子龚自珍会发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

古代的大部分士子，在屡困科场后，不再应试，他们中有的穷困潦倒，终其一生；有的放浪江湖，空怀抱负；有的则移情别注，著书立说，还有的则选择了与朝廷为敌的起义造反之路。晚唐王仙芝和黄巢累次应进士科不第，黄巢怀着失意的切肤之痛写下《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起义后，黄巢曾发布檄文历数朝廷罪过，其中就有科举不公这一条。

古代科举制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格局，所以，士人们一旦学而优不能仕，又被剥夺了曾经享有的优于农工商阶层的免役特权，他们又无从事劳动自养、经商致富的能力，那么，他们就成了社会上最穷困潦倒、缺衣少食的阶层。政治上、经济上的没有出路，自然会导致其社会地位的大幅度下降，在一般人眼中，儒生即是没出息的无用之辈。在元代，人们按社会的尊敬程度，将社会上的各种职业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生的地位排在十列的第九等，居于工匠和娼妓之后，仅比乞丐高一等，由此有了“臭老九”这个称谓。虽然元朝儒生的处境比较特别，但自开科取士以来，读书人除了应试显达之外，别无他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被社会所鄙视这是很自然的事。

二、科举制下古代文人的精神面貌

科举制度使选拔官吏有了一个文化知识水平的衡量标准，从而基本上建立起了文富治国的原则，广大士人致力于经、史、文学的研习，由此造就出自唐以来的文官队伍，显然超过以往由世族和武人组成的官僚群。这些士子们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精神面貌和个性灵魂与科举制密不可分。

（一）入世的人生态度与勤奋的治学精神

皇权下的官僚政治集团，多半是由科举所选之士而构成的。而士人在入仕之前，通过“十年寒窗”的苦读，学习了儒家经典之所谓孝悌忠信礼义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并明了未来治理天下的目标，即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待其入仕后，各种考绩、迁黜的奖惩制度，又将其纳入君主专制政治的运行机制之中去，谙悉处理兵刑钱谷之务。况且科举特科中的“贤良方正”或“直言极谏”科选中，本身就有问政纳谏之意，以致逐渐造就了士阶层之以匡时救世为己任的一脉传统。以宋代为例，宋朝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大量提拔出身清寒的下层士人，这批人比较清楚地了解民间疾苦，又是以勤奋苦读而金榜题名的，他们饱受儒家民本思想熏陶，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史知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的确属于较有远见的士大夫精英分子。范仲淹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在他们的中间并非个别。敢于在皇帝面前犯颜直谏之士，宋代比其他朝代都多。当宋太宗在元宵节张灯设宴，夸耀天下太平时，吕蒙正就敢当面扫他的兴头，指出“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的事实；王禹偁向宋太宗献《端拱箴》，直诉宫廷豪华生活是建立在民众的膏血之上；当辽军深入华北，宋真宗惊惶欲逃之际，寇准力排众议，促真宗御驾亲征，终于在澶渊挽回危局；范仲淹、欧阳修、杜衍等人不计个人利害，发起“庆历新政”运动，力求富国强兵，如此等等。当统治阶级对农民大众的剥削压迫接近“临界点”时，这批士大夫都能及时发出警告，并抢在农民起义总爆发前夕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我们今天阅读宋人文集，可以看到那些指责统治者“取利”过度，呼吁警惕“民变”的言论特别多。因此，两宋三百年间从未发生过秦、汉、隋、唐、元、明、清历朝不免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这与宋代文官政治的相对清明有关，而且具有“立誓不杀士大夫”传统的宋代诸帝，的确也比历代皇帝“仁厚”些，虽有徽宗、高宗等昏君、懦君，却从无一个暴君。

由于诗歌、仕途、利禄紧密相连，这就足以吸引士人毕其全副精力投身其中，当他们在日常研习吟咏之时，为寻求诗材与灵感，必须留意观察生活、社会与自然，优秀的诗作往往由此而产生。因为诗赋考试不仅要求士人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还要求士人具有生动的形象思维能力和审美感受能力。唐代那些著名的诗人多半来自庶族士人阶层甚至下层社会，他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切身经验与深入认识，对唐诗博大深广的内容与丰富多样风格之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重要的共同点之一就是：无论他们是否进士及第，但几乎都有过科场应试的经历。

科举考试还扩大了文人的行踪，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举子来自全国各地，大量汇集京师，无论及第或落第，他们的流动性都很大，那些送人赴考、贺人及第、慰人落第以及自述科考经历的诗篇，更是与科举息息相关。而从另一角度看，科举考试的“自由竞争”原则，在士人们矢志不渝地向着目标奋进的过程中，还培养了他们认真勤奋的治学精神，以致形成唐代士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赋诗风范，宋代新儒学对儒学义理深奥精密的探究。为求科名，挑灯夜读者遍及千家万巷，如北宋晁冲之有诗云：“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甚至从王阳明的静坐格竹子到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无不精研专一、锲而不舍，并养成士人治学严谨、言必有据，重视基本功训练的风尚，这当是科举考试的副产品。

（二）畸形的知识结构与狭隘的心胸视野

科举考试的内容从唐代至清末虽屡有变化，但主要是以文辞和经术为主。尤其是宋熙宁年后，主要以考经义为主，明清之际专考八股文，都不直接涉及兵刑钱谷等管理国家的行政知识与技能，诚如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言：“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人功于此者得第，不功于此者即不得第。”而文人原本是精神食粮的生产者，是创造、传播有关文化知识和道德价值的基本力量。但自科举产生以来，一方面统治者崇尚儒家思想，并以此来规范知识分子思想，另一方面知识群体一旦形成一定的文化风尚和知识结构，又影响着统治者，二者相辅相成，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专尚经术和八股之学的凝固化的知识结构。

八股文章成为遮盖读书人知识视野的障碍物，使得士子对程朱注疏与对偶联语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清初文学家宋琬自述其早年在私塾读书的一桩经历：一位老进士“岸然而来”，问宋琬读何书，琬答：“《史记》”。进士问：“何人所作？”答曰：“太史公司马迁。”进士问：“太史公是何科进士？”宋目瞪口呆，说：“西汉太史，非进士也！”进士略悉《史记》数面，弃之曰：“亦不见佳，读之何益？”（王士禛《香祖笔记》）他们对本国的历史尚且如此孤陋寡闻，对被隔绝的发生骤然巨变的外部世界更是一无所知，恰如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所指出的，那些由科举出身的当朝大臣，“但八股精通，楷法圆美，即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亚非之地舆，欧美之政学，更张口瞪目，不知何语。”

科举制度所造就的古代文人畸形的知识结构，是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的。据说，清末科举废八股改策论后，有考官出题比较中西历史人物——“项羽拿破仑论”，有文章写道：“夫以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安有一破轮而不能拿哉！夫车轮已破，其量必轻，一匹夫亦能拿之，安用项羽？以项羽拿破轮，是大材小用，其力难施，其效不著；非知人善任之举也。”士人已迂陋寡闻到如此地步，这与科举制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萎缩的精神人格与扭曲的心理灵魂

科举取士整齐划一的衡量和录用标准，如同用固定的工艺流程、同一模子去铸同一型号的物件，造出了千千万万没有个性特征的“考试癖”，科举制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手段。科举制度使他们的人格扭曲、心灵空虚，这是他们在踏入科场之初，就能体验到的。宋代的苏洵曾在致梅尧臣的一封信中，回忆自己早年应科举考试的辛苦情景：“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这里对应试举子卑微可怜情态的描述，揭示了科举制度对文人人格的轻贱。

《文献通考》曾描述当时举子奔走权门的可怜相：“王公大人巍然于上……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百步，即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都，投其所为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果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知识分子如此蒙羞忍耻，却仍孜孜于科举入仕追求，因为当官的可能性仅展现于这一途径，他们宁愿忍受求仕的煎熬，宁愿向皇权和官场折腰屈膝。科举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对古代知识分子人格尊严的践踏、个性自由的禁锢、刚心傲骨的摧折也就开始了。

科举制强大的吸引力，使得无数士子将其一生作赌注，只有科名才是其存在的价值，以致科举成为消磨个性和创造精神的利器。事实上无论是金榜题名，还是名落孙山，尽管从功利价值观上看，他们之间有着高低、贵贱之分，但其精神价值都是同等的，无论是衣锦还乡的状元郎，还是困顿潦倒的老童生，都是同样没有精神个性，是被科举淘空了灵魂的躯壳。陈独秀早年应试时，在考场上曾见到这类考生之行尸走肉：“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大下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着怪声念他的好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手把大腿一拍，翘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陈独秀《实庵自传》）像这类考试机器在明清读书人中比比皆是，他们染上了“考癖”，一生一世地考，永不气馁地考，从稚气未脱考至耄耋之年，带着那一丝虚无缥缈的梦幻，以为：“今科虽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之间，其人已老。”千百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士子就是在科举考场的炼狱中挣扎，脚不出书斋，眼不离《四书》、《五经》，诗赋文章，养成了死钻故纸堆、皓首穷经而轻视社会实践的学风，对除了八股文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八股取士使士子无暇过问举业之外的一切事物，连日常应酬也难为，他们成了一批食古不化、懵懵无知的腐儒。见于史书记载清代百岁上下的童生、举人大有人在，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顺天乡试，考生黄章已达百岁；乾隆五十一年（1786），98岁的广东考生谢启祚中举人，还半为孤芳自赏半为解嘲地作诗道：“行亦九十八，出嫁弗胜羞。照镜花生面，光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言青春语，休夸早好逑。”道光年间，广东三水县人陆云从入学为生员时百岁，至103岁以举人入京应试。士人一生的聪明才智都填进了科场的无底深渊。这恐怕是统治者要达到的又一个目的。

三、清代文人对科举制的反思与批判

科举制度的腐朽，在明代就已经暴露出来了。明代末年有人曾尖锐地指出八股文会断送明王朝的江山。清代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于科举制度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又说：“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李贽也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所习惟在于词章，所志惟在于名利”。八股取士，是“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其后果，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得多。《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对科举制度埋没人才和摧残知识分子的身心都作了深刻的揭露。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更通过对儒林群丑的形象描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曹雪芹的《红楼梦》，对这个问题虽然着墨不多，他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却是十分深刻的。贾宝玉叛逆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对科举。他把那些热衷科举的人称为“禄蠹”，对八股文更是深恶痛绝，谁要是劝他常和那些为官作宦的人讲谈讲谈“仕途经济”，他就会大觉逆耳，说这是“混账话”，即使是原来和他非常亲密的姐妹，也要和她“生分”了。清人徐灵胎在《道情》中写道：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作了欺人技。两句破题，三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那些整天钻研“高头讲章”，揣摩八股时文的读书人，不仅对于天下大事，国计民生茫无所知，就是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也是知之不多的。他们知识的贫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清代科举，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开始，到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结束，共举行一百一十二科，共有状元一百一十二人，像翁同那样的人，就已经是凤毛麟角。一生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比比皆是。状元如此，其余的可想而知。从科举出身的人中，虽然也有少数的人才，但是，这并非得力于科举，而是在他们用八股文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仕途之门以后就改弦更张的缘故。鲁迅指出：“那时候，儒生们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和天下国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绩如何呢？不待我多说。”^[21]

历史在前进。曾经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从明代以后，就一天一天地落后了。落后是要挨打的。如果说，在19世纪以前，清王朝还可以闭关自守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30年代，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要以他们的大炮来打开中国的大门了。这种新的形势，是科举出身的人们应付不了的。鸦片战争前，著名的思想家龚自珍写了《病梅馆记》和《己亥杂诗》。在《病梅馆记》中，作者通过对文人画士培植病梅的描写，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才的摧残。在《己亥杂诗》中，他更是大声疾呼，要求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是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第二年六月，爆发了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清王朝遭到了失败。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认为，战争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外国人的“船坚炮利”，于是，买枪炮，购军舰，修铁路，办工厂，开矿山，派遣留学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洋务运动”。1894年，清王朝又在中日战争中遭到失败，李鸿章经营了近二十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光搞“船坚炮利”是不行的，还必须改革政治制度。废除八股，尤为当务之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在颐和园仁寿殿接见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的时候，康有为就力陈科举之害。他说：“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光绪深有感慨地说：“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22]于是，乡、会试及童生岁、科等一律改试策论。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又下诏改革科举，乡、会二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23]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点滴的改良已经无济于事了。在中国资产阶级兴学校、废科举的革命舆论压力下，慈禧根据张之洞、刘坤一等的建议，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24]这一腐朽的制度终于灭亡，几年之后，即1911年，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也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中覆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