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士以儒家经学为重或以文学辞章为主，在唐代始终争论不休，有时这种争论还异常激烈，并表现在选举实际和政治纷争中，作为交朋纳友、攻击对手、排斥异己的理论依据。唐代经术与文学之争的发展线索大体上是与唐代文学史、尤其是唐诗的发展分期相吻合的。按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对唐诗的分期，唐代选举取士中的经术与文学之争约略也可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唐前期睿宗以前为初唐，玄宗时为盛唐，唐后期敬宗以前为中唐，文宗以后为晚唐。就总的发展趋势看，争论是愈演愈烈，初唐尤为零星的争论，盛唐以后则往往与朋党之争交织在一起，最终成为与政敌作斗争的理论武器。
（一）初唐——争论的序幕
儒学经术与文学辞章对巩固君主统治、维护社会秩序各有其作用。就与干戈军旅之事的“武”相对而言，经术与文学皆属于“文”的范畴，比如说武创业、文守成，“武为救世砭剂，文其膏粱欤”[5]，这里的“文”即包括了经术和文学的内涵。但就经术与文学两者相比较，其功能是颇为不同的。自来经术与文学都是列为不同的两类，二十四史中的儒林列传与文学列传往往是相关而又各自独立的，唐代制科举中的“抱儒素之业”与“蓄文藻之思”两类科目有严格的分野。
唐初史臣对经术与文学的不同功用已有精练的概括。魏
、长孙无忌等在《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中说：“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而期文不坠，经邦致治，非一时也。涉其流者，无禄而富，怀其道者，无位而尊。”在卷七六《文学传序》中又说：“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
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者，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姚思廉在《梁书·文学传序》中也说：“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
初唐文坛和政府公文仍受南北朝以来的浮艳文风的影响，选举取士一方面按传统注重儒家经术，一方面也注重辞藻文采。贞观二十年（646），王师旦为考功员外郎，“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瑾并文辞俊楚，声振京邑。师旦考其文策为下等，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无昌龄等名，问师旦。师旦曰：‘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后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上深然之”[6]。王师旦一反当时朝廷重视词华的习尚，将“文辞俊楚”的张昌龄等人落下，然《旧唐书·张昌龄传》载其进士及第，《文苑英华》也载其策文，不过，无论昌龄及第与否，王师旦看来是反对浮靡文风的。
高宗咸亨二年（671），裴行俭与李敬玄同为吏部侍郎，掌典铨选。时“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李敬玄盛赞四杰之才，“咸为延誉”[7]，并将他们引示裴行俭，认为他们必当显贵；而行俭则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8]裴行俭为长于经术的明经出身，小视以文章见称的四杰是不足为奇的。
“儒为教化之本，学者之宗，儒教不兴，风俗将替。”显庆二年（657），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以铨综之术犹有所阙，便上疏陈其得失，他指出：“今庠序遍于四海，儒生溢于三学，诱掖之方，理实为备，而奖进之道，事或未周。”他认为应重视儒教，奖进儒生[9]。这是在进士科逐渐抬头，选举注重文章的背景下提出的建议。上元元年（674），刘晓上疏说：“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虽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尽心卉木之间，极笔烟霞之际，以斯成俗，岂非大谬！夫人之慕名，如水趋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10]当时，“谈文者以篇章为首，而不问之以经纶”[11]，文章写作皆不本经术，而崇尚南朝徐、庾文体，浮华不实；因此，当长安中（701—704）富嘉谟与吴少微属词作文“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12]。
自调露二年（680）刘思立建议进士加试杂文以后，“文擅清奇，则登甲科，藻思小减，则为不第，”一些论者也主张重经术而“以雕虫为后科”[13]。但在整个初唐时期，进士科出身的高、中级官员还没有在唐政府中占主要地位，经术与文学之争还处于开始阶段，因此，这些争论多停留于单独的议论，尚未形成正面的冲突。到了盛唐时期，争论便进入针锋相对的冲突阶段。
（二）盛唐——争锋的突起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达到了鼎盛的繁荣阶段，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在科举和铨选取士中，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此时期的政坛风云多变，有关经术与文学的争论也激烈起来。
盛唐时期，在选举取士中存在着用经术与用文学的对立状况。独孤及说：“于是天下无兵百二十余载，缙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14]穆员说：“当时海内无事，缙绅之徒，以能赋为贤，及门为贵。”[15]权德舆也指出：“开元天宝以来，稍革颓靡，存乎风兴。然趋时逐进，此为橐籥，绅佩之徒，以不能言为耻。”[16]当时，一方面海内干进者注意文词，以文章为仕进闻达的手段；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时多吏议，摈落文人，庸引雕虫，沮我胜气”[17]的情况。《全唐文》卷三一五李华《杨骑曹集序》云：“开元天宝之间，海内和平，君子得从容于学，是以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化流于苟进成俗，故体道者寡矣。”对于这种对立现象，汪籛先生在《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载《汪籛隋唐史论集》）一文中已有发潜阐微的探究，汪先生主要是从政治史的角度论述当时吏干之士与文学词人之间的党争。我认为，当时的争锋还不仅是用吏治或用文学的政见不同，而且也体现出用经术与用文学的人才观的相左，这与争论双方的出身和专长有关。不过，相对文学而言，经术与吏治还是较为接近的，权德舆便提到“附经术而施政事”、“辅经术而施教化”[18]。
狄仁杰、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
等人，汪
将他们列为长于吏务的一派。其实，这些人长于吏治是与他们专于经术有关的，狄仁杰、敬晖、崔玄
皆从明经出身。张柬之虽是进士擢第，但他“少补太学生，涉猎经史，尤好《三礼》，国子祭酒令狐德芬甚重之”[19]，也是长于经术的。桓彦范由门荫出身，其“才识”也很受狄仁杰的称赞。总的说来，门荫出身者尤其是士族高门的后代，相对进士等而言也较偏向传统的儒家经术。这些以经术见长的人大多认为文士龌龊，只善雕虫小技。早在长安（701—704）中，武则天曾问狄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使，有乎？”仁杰对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之使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并竭力推荐荆州长吏张柬之为“宰相材”[20]。“文士龌龊”这句话，典型地反映了他们对文吏的看法，狄仁杰所引拔的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人也多属于长于经术一派。
相反，苏味道、宋璟、徐坚、韦述、韦陟、孙逖等人则属于重文学的一派。张说“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精思，老而益壮，尤工大手笔，善用所长，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21]。这里的文儒之士是指长于辞章的文士，《旧唐书·韦述传》载：张说“重词学之士”，并引“笃志文学”、进士出身的韦述为集贤院直学士，韦述与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曦、孙逖、王翰常游张说门下，这些都是以辞学知名的文人。又如徐浩虽举明经，但却“以文学为张说所器重”[22]。这批文学之士往往小视经学章句。据汪
考证，开元中在张说入主集贤书院前后，在书院中修书的马怀素、褚无量、元行冲、尹知章、马利
、王直、赵玄默、余钦等人似乎都是明经的一流，大多为儒生。而“徐坚自负文学，常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23]。开元初，太子宾客元行冲受诏修订撰次《礼记疏》，拟行之于国学，修成后奏上，为中书令张说奏驳，竟不颁下[24]。同时，左庶子刘子玄奏议，请废郑子《孝经》，依孔注；《老子》请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并引古今为证，颇有条贯，“会苏、宋文吏，拘于流俗，不能发明古义，竟排斥之”[25]。苏是指“富才华，代以文章著称”[26]的苏味道，宋是指“工于文翰、”“文学可以经务”[27]的宋璟。大概此事也是促使开元中刘子玄（刘知
）之子刘秩极力主张用经术之士、轻诗赋文章的一个重要原因。
继张说之后崛起的文士张九龄，被唐玄宗称之为“文场之元帅”[28]。张九龄最初以文章受知于张说，史称“燕公过岭，一见文章，并深提拂，厚为礼敬”[29]。张九龄同样以文学拔擢后进，如常与王维、崔颢、卢象等才名之士唱和游处的韦陟“有文采”、“文华当代”，“张九龄一代辞宗，为中书令，引陟为中书舍人，与孙逖、梁涉对掌文诰，时人以为美谈。”后来韦陟任礼部侍郎，也“好接后辈，尤鉴于文，虽辞人后生，靡不谙练”[30]。卢象“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由前进士补秘书省校书郎，转右卫仓曹掾。丞相曲江公方执文衡，揣摩后进，得公深器之，擢为左补阙”[31]。
张九龄等人一方面递相接引文学之士，另一方面又排斥非文学进用者。开元二十四年，玄宗欲拜在边疆治军有功的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九龄奏劝说：“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为此，李林甫对玄宗说：“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并说“九龄文吏，拘于古义，失于大体”[32]。张九龄以“文学精识”深为玄宗所器重，却使李林甫“嫉之若仇”[33]，两人的矛盾后来发展到水火不相容，最终张九龄被阴险的李林甫打击排斥。当然，李林甫无甚学术，仅能秉笔，与张九龄的矛盾还不能说完全是经术文学之争，但张九龄等人轻视无文学之人，必然树敌，并受到对立派的嫉恨，“但有材识，何必辞学”便是对文士的嫉恨、排斥的代表言论。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等一代文士虽有文名，却“俱流落不偶”，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他们“恃才浮诞而然”[34]，而也许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当时“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的缘故。
（三）中唐——争执的展开
科举制发展到中唐已经历了一百余年，进士科出身者在唐代政治中的影响也迅速增大。此时，科举制特别是进士科的利弊得失已日益显现出来，重视文学辞章的社会风气业已形成。随着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成为主要内容和录取标准，甚至以诗“赎帖”取代经学考试内容，进士科的文学性质愈来愈明显，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距离也愈来愈大。因此，在许多中唐士大夫看来，进士科乃离经叛道；中唐的经术文学之争涉及进士科的存废、科举制的存废。
首先发难的是礼部侍郎杨绾。他于代宗广德元年（763）六月，上疏条奏贡举之弊，指出：自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以后，“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他建议停废科举和投牒自举之制，请依古制，县令察孝廉，“审知其乡闾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业，才堪策试者，以孝廉为名，荐之于州……其所习经，取《左传》、《公羊》、《榖梁》、《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通一经，务取深义奥旨，通诸家之义。试日，差诸司有儒学者对问。”杨绾虽“尤工文辞，藻思清丽”，并以进士登第，制策高科，但其祖父温玉为则天朝国子祭酒，父亲开元中为醴泉令，皆以儒行称，自己也是“博通经史，九流七略，无不该览”[35]。因此，可以说杨绾是文儒兼通，而从其取士观来看，他还是属于经术一派的。《全唐文》卷四三五苏端《驳司徒杨绾谥议》：“杨公历处厚俸，人谓儒宗。”《权载之文集》卷一二《杜公神道碑铭》说杜亚举明经，“以道义经术、研机尽性合于司徒杨公绾、司业张公参”。刘子玄之孙刘滋因“通经术，喜持论”，曾被杨绾荐为材堪谏官[36]。杨自己力主以经术取士，故激烈反对进士科，并主张连同只善章句帖括的明经科都应由孝廉取代。
围绕杨绾的奏疏，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给事中，中书舍人等朝中官员受命展开议论。给事中李廙、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御史大夫严武等人纷纷奏议赞同杨绾。明经出身的贾至议曰：“杨绾所奏，实为正论。”他针对当时“儒道不举”，唯择浮艳的状况，指出：“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风流颓弊，诚当厘改。然自东晋以来，人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他建议采取补救办法：“其国子博士等，望加员数，厚其禄秩，通儒硕生，间居其职。十道大郡，量置太学馆，令博士出外，兼领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见其利。”[37]贾至还认为“食垂饵者皆小鱼，就科目者皆小艺”，并把“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的原因归结到取士制度的弊端上。当时参加这场争议者观点多与杨绾相同，但宰臣元载等奏以“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为理由来维护科举，擅长文辞的翰林学士也认为“进士行来已久，遽废之，恐失人业”。因此，尽管杨绾详细制定了孝廉、童子、五经秀才科的考试举荐办法，但实行不久，旋即罢去。
广德元年的争论是中国实行科举制度1300年历史上，有关科举存废利弊的第一次大论战，也是唐代经术与文学之争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主经术者多以儒家正统为根据，因而主文学者难以展开正面的反击，但他们却在取士实际中坚持用文学，进士科也并未废去，实际上这次争执还是以振振有词的经术派的挫败而告终。
大历十二年（777），杨绾卒，常衮执政。“衮文章俊拔，当时推重，与杨炎同为舍人，时称常杨”。常衮自己是进士出身，上台后“尤排摈非文辞登科第者”[38]，“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39]。看来，常衮所排斥的不只是非科举出身或非制科宏辞等出身者，而且连明经出身者也在摈弃之列，明经以经术为重而不善文辞，必然被常衮所斥。“雅为常衮推重”的是像“少举进士，大历中宏词”的刘从一[40]这一类文士。常衮的对立面是崔祐甫，崔祐甫曾为中书舍人，便受常衮排挤，分知吏部铨选，祐甫每有拟官，衮多驳下，言语相侵。德宗即位，崔祐甫为相，也立即贬斥常衮。常衮专用辞赋登科者，“然无所甄异，故贤愚同滞”。祐甫代衮当国后，“荐延推举，无复疑滞，日除十数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几八百员，多称允当”[41]。崔祐甫所亲重的正好与常衮相反，是像“少以孝友谨厚称”明经及第的卢迈[42]这一类经术吏用之士。如在濠州“招经术之士，讲训生徒，比去郡，升明经者四十余人”的张镒，便与杨绾、崔祐甫相善[43]。
中唐的经术文学之争主要集中于代宗朝，德宗、宪宗、穆宗等朝虽不断有人发表议论，但较少形成正面的交锋和对立。主张用经术者如沈既济、杜佑、柳冕等人多为经学吏干之士，主张用文学者如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等人多为擅长辞章之士，但两派并没有严格的分野，与唐代其他时期划分经术与文学争论的双方一样，区别两派只是取其主导方面而已。
从《通典·选举典》及其选材中，我们可以看出赵匡、沈既济、杜佑等人都是反对以文辞取士的。大历时洋州刺史赵匡《举选议》列举选举十弊，其第一弊即：“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自非识度超然，时或孤秀，其余溺于所习，悉昧本源，欲以启导性灵，奖成后进，斯亦难矣，故士林鲜体国之论。”赵匡在大历后与师友啖助、陆质专攻《春秋》[44]，“考《左传》之疏密，辨《公》、《榖》之善否，务去异端，用明本意”[45]，修成《春秋集注》十卷。他们都“淹该经术”，赵匡还被陆质称为“赵夫子”[46]，难怪赵匡会主张轻文辞而重经术了。沈既济也指陈以文取士之弊说：“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故是非相陵，歃称相腾，或扇结钩党，私为盟毁以取科第，而声名动天下；或钩摭隐匿，嘲为篇咏以列于道路。迭相谈訾，无所不至焉。”《通典》卷一八还专载了一篇沈既济改革选举制度的议论。史载沈既济“经学该明”，其子传师“材行有余，能治《春秋》，工书，有楷法，少为杜佑所器”[47]。看来杜佑与沈既济是志同道合的，他以门荫入仕，尤精吏职，在《通典·选举典》的评论中，也反对“有司尊贤之道，先于文华”，认为“文辞取士，是审才之末者”。曾任国子祭酒的刘秩也提倡经重经术之士，反雕虫之选，刘秩所撰《政典》又为杜佑《通典》所借鉴，杜佑在《通典·选举》中尽量收录刘秩、赵匡、沈既济的议论，可见他们是志趣相投、观点一致的。
其时，主张“求良吏不可兼责以文学”[48]，“以敦朴为先最，以雕文为后科”[49]者还不少，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柳冕公然声称应尊经术、卑文士，《全唐文》卷五二七载其《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说：“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别是一枝耳。当时（指两汉）君子，耻为文人。语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文章技艺之流也，故君子末之。是以四杨、荀、陈，以德行经术，名震海内，门生受业，皆一时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修之礼……伏维尊经术，卑文士。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在选举实际中，一些主考官也有意抑浮华而重质朴。《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云：“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这里的文并非指讲究词藻的文辞，而是指以经学为根据的策文或“制度之文”[50]。《册府元龟》卷六五一《贡举部·清正》载，高郢“志在经艺，专考程试，凡三岁掌贡士，进幽独，抑声华，浮滥之风翕然一变”；宪宗时韦贯之所选士人也是“大抵抑浮华，先行实”；许孟容知礼部贡举，“颇抑浮华”；卫次公知礼部贡举，也是“斥浮华，进贞实，不为时力所摇”。这些主考官的努力在一段时期内多少对重视辞华的文风起了矫正作用。
文学之士则多宣扬文章之重要和文人之可贵。于邵说：“文者人之华，行者人之实，不华无以见本，匪实无以要终。”[51]刘禹锡则认为：“五行秀气，得之居多者为俊人。其色潋滟于颜间，其声发而为文章，天之所与，有物来相……初，贞元中，天子之文章焕乎垂光，庆霄在上，万物五色。天下文人为气所召，其生乃蓄，灵芝萋莆，与百果齐坼。”[52]白居易也说：“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粹胜灵者，其文冲以恬；灵胜粹者，其文宣以秀；粹灵均者，其文蔚温雅渊，疏朗丽则。”[53]针对当时一些非难进士科，以及用孝廉经术等取代文辞的言论，柳宗元辩解道：“今之世尚进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国之秀民举归之。且而更其科，以为得异人乎？无也。唯其所尚文学，移而从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犹是人也；尚之以经术，经术犹是人也；虽兵与农皆然。”[54]柳宗元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以经术取士不如以文学取士的观点，这在当时以儒学为正统的社会中是难能可贵的。
（四）晚唐——争斗的高潮
晚唐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和朋党倾轧交织在一起的，争论发展到高潮，成为你死我活的争斗。这是唐代经术与文学的最后一次、也是空前剧烈的一次争斗，争斗双方的阵营较为分明，主张以经术取士的一方以郑覃、李德裕等为代表，主张以文学取士的一方则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代表。
文宗时，“陈夷行、郑覃在相，请经术孤单者进用。李珏与杨嗣复论地胄，辞采者居先。每延英议政，率先矛盾无成，但寄之颊舌而已”[55]。主张以地胄、辞采用人的李珏由进士擢第，又登书判拔萃科，杨嗣复也是进士擢第，又登博学宏辞科。而陈夷行虽也登进士第，但曾侍太子讲经，看来是长于经术的；郑覃则以门荫出身，“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56]。《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载：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文宗曾语及选士，郑覃说：“南北朝多用文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文宗说：“进士及第人已曾为州县官者，方镇奏署即可之，余即否。”覃说：“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文宗说：“轻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郑覃无奈，只得说：“亦不可过有崇树。”
郑覃“长于经学”，曾从容奏道：“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亡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开成二年，石经刻成进上。他又以宰相兼判国子祭酒，奏太学置五经博士各一人，缘无职田，请依王府官例，赐禄粟。郑覃对儒家经学如此重视和热衷，对文学诗辞却是完全相反的态度。文宗曾于延英殿论古今诗句工拙，郑覃又不失时机地说：“孔子所删，三百篇是也。降此五言七言，辞非雅正，不足帝王赏咏。夫《诗》之雅、颂，皆下刺上所为，非上化下而作。王者采诗，以考风俗得失。仲尼删定，以为世规。近代陈后主、隋炀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终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愿陛下不取也。”郑覃将诗文的消极作用与亡国之君联系起来，以讽劝文宗重经术轻文学，可谓煞费苦心。
“对进士科的态度截然不同，因而又显示出对经术文章的态度迥异”[57]。反之，对经术文章的态度不同，也往往体现在对进士科的态度迥异上。
《唐会要》卷七六《进士》载：太和七年八月，礼部奏进士举人先帖经，并略问大义，取经义精通者；次试议、论各一首，文理高者，便与及第，其所试诗赋并停；并请帖大小经各十帖，所试议论限五百字以上为式。开成元年，又令举人礼部纳家状后，依前五人自保。这些规定，改变了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停减了诗赋，增加了经义的分量，并对进士举人加强了限制。看来郑覃当政期间，虽未能废去进士科，却使进士科的性质向经术靠拢了一些。当时，尚浮华的文风颇炽，开成元年，文宗曾对宰相谈到“患四方表奏华而不典”，李石对答云：“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58]文宗时进士科考试内容和条规的变动，便是为了重经术轻文辞的目的。《旧唐书》卷一七《文宗纪》下说：“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稍折文章之士。”
李德裕“虽丞相子，文学过人”[59]。《北梦琐言》卷三说他“盛有词藻，而不乐应举”，他还自称“好骡马不入行”。李德裕本人颇擅文辞，他曾说：“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臣往在弱龄，即好辞赋，性情所得，衰老不忘。”但他总是将此称为“雕虫薄技”[60]，不屑与文士为伍，而且“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61]，也精于儒家经史之学。从取士观看，李德裕是经术派中最偏激的一个。《旧唐书·武宗纪》载：会昌四年，李德裕对武宗说：“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李德裕嫉恶进士，并在执政时排斥打击进士科出身的政敌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他还主张“政必有经，人皆务学”，请遇有事关礼法、群情凝滞者，下礼官学官详议，“并须先据经义，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为意见，言涉浮华。如礼官学官才识出人、议论精当者，向后擢授台省官”[62]。武宗朝废去进士及第后的仪注，便是李德裕嫉恶进士的体现。他虽也接纳举子的投卷，奖拔孤寒，但志在“抑退浮薄”[63]。
在选举实际中，文宗时宰相韦处厚“以澄汰浮华、登用艺实为事”[64]。与此相反，大中二年，进士出身、“构思敏速”的封敖典贡部时则“多擢文士”[65]。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对郑覃、李德裕重经术轻文辞的言论无法做正面的反驳，但却在政治斗争中结为朋党，进行殊死的倾轧和搏斗。文宗认为“殷侑通经学，为人颇似郑覃”，宗闵则说：“覃、侑诚有经学，于议论不足听览。”[66]而曾在牛僧孺幕府中任职的杜牧在《上宣州高大夫书》中，便对非议进士科的论调进行激愤的反驳：“言科第浮华，轻薄不可任用，则国朝房梁公玄龄，进士也，”并一举列出“国家与之存亡安危治乱”的进士出身的名臣十九人，“不知科第之选，复何如也”[67]？！晚唐的经术文学之争与牛李党争错综复杂，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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