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对其他朝代而言，唐代的选举取士较重文学诗赋。在有唐一代近三百年的科举和铨选取士中，始终贯穿着用经术与用文学两种不同的取士观的争论。唐代“文”与“学”的含义颇为广泛，如“学者立身之本，文者经国之资”[1]，这里的学即指本文所论的儒家经学，文则指与经术相对的文学辞章。
唐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时代，大唐帝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相对其他朝代而言，唐代的选举取士较重文学诗赋。我们发现，在唐代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中，在对待科举特别是进士科的态度上，有些派别的对立和争论的产生，既不能仅仅以士庶的矛盾来说明，也无法用地域集团的不同来解释，但却常常反映了对立双方的人才观和政治观的差异。在有唐一代近三百年的科举和铨选取士中，始终贯穿着用经术与用文学两种不同的取士观的争论。
经术指中国传统的经学儒术，即统治者一向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学说；文学指注重形象思维的文章辞赋，即讲究赋、比、兴，祖述风、雅、颂的诗歌文采，以及追求词藻华丽的写作章法等。唐代“文”与“学”的含义颇为广泛，如“学者立身之本，文者经国之资”[1]，这里的学即指本文所论的儒家经学，文则指与经术相对的文学辞章。而韩愈《祭故陕府李司马文》所云“学以为耕，文以为获”，《送陈秀才彤序》所云“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2]；颜真卿《丽正殿学士殷君碣》所谓“经天纬地谓文，博古知今谓学，文学也者，其德之蕴欤”[3]等，则含义或有不同。
本篇首先理出唐代选举取士中经术与文学之争的基本线索，继而揭示以文取士的历史前提和社会背景，分析与经术文学之争重叠相关的明经与进士的对立统一关系，最后论述唐代经术文学之争的余绪，以期对此过去不为人注意的问题有较明确的认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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