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科举制的利弊均十分显著，对科举的评价向来是见仁见智，这本不足为奇。只是以往人们对科举制存在着太多的误解和偏见，出现各种以讹传讹、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科举百年祭前后，一些论者对科举的误解再度集中显现出来。我曾在《为科举制平反》一文中辨析过“科举造成中国科技落后”、“科举考试不公平”等七个认识误区[8]，这里再透过历史的表象，辨析以下七个对科举的误解。
1.“科举制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所以罪大恶极”
过去，许多人都谈到科举制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支撑作用，有的人甚至直接称科举制为“科举专制制度”，科举既然为专制统治服务，因此罪大恶极。这种论点背后实际上潜藏着一种对中国历史的假设或前提，即如果没有科举制，古代君主专制统治就很难维持下去。这就像指责科举造成16世纪以后科技落后于西方的看法，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如果没有科举制中国也会在当时产生近代工业的观点一样。其实，科举制不等于专制制度。没有科举制，专制统治照样存在，只是其选拔官员的方式更混乱，官场更为腐败，通过世袭或买官走上仕途的人对百姓可能更无情。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有一个人才选拔的问题，专制时代如此，民主共和社会亦然。但采用什么方式来选才，则大不一样。考试选官方式与专制统治制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既可以为帝制时代所采用，也可以为共和体制所采用，还可以为当代中国所采用。领导中国建立共和体制的孙中山，是对科举制评价最高的著名人物。1918年，孙中山甚至直接指出废科举是因噎而废食，他说，科举考试为“中国良好之旧法”，“往年罢废科举，未免因噎废食。其实考试之法极良，不过当日考试之材料不良也”[9]。看到孙中山如此直截了当为科举制平反的言论，你还能说科举制就只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吗？
2.“科举考试脱离实际”
科举是笔试，无论考什么内容，都不是考察实践能力。特别是八股文，是一种标准化的考试问题，与现实毫不相关，因此给人们留下了科举考试完全脱离实际的印象。其实，脱离实际的只是八股文，并不是整个科举考试脱离实际，即使是明清时期，策问从来都有与社会实际密切相关的内容。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上，不管哪个朝代，策问与对策都是重要的考试题型。特别是时务策，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内容。例如，道光十九年（1839）刊刻的《时策精拟》所录时务策题为：“钦察臣工、名臣言行、票行淮盐、缉私祛弊、训练营伍、弥盗安良、江南水利、漕艘利弊、仓储源流、字典考辨、茶法榷取、洋钱交易”等，都是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内容，而道光二十年“恩科桂月”（1840年9月）刊刻的《新策琼林》，所录的时务策题则为：“七省海郡、江浙源流、外洋备考、舟师御敌、团练乡勇、火功制度、海道罗针、平海综要”八个方面，便反映了鸦片战争爆发后，当时国家面临海战、海防方面的重要问题和亟须了解的知识。到科举制废止前夕，1902—1904年的乡会试中，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都是关于当时内政外交的重要问题，许多策问更是直接以西学为内容。
3.“李白、杜甫等未考上说明科举不能选拔真才”
命题作文与平日的文学创作是有所不同的，科场中所考的试帖诗必须按照其题意和格律声韵要求来写，这是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维持可比性和客观评卷的公正性的必然要求。个别平时具有非凡的诗歌天才的人不一定就能适应考试中的命题作诗。李白在考场上也无法随意发挥“白发三千丈”的奇想。而且李白、杜甫未能考中进士还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的特殊朝代背景有关[10]。唐代多数文学家还是考中过进士的，如陈子昂、张九龄、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皆为进士出身。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多数诗文集也是科第中人所为。大规模统一考试是会遗漏某些人才，但我们要从总体来看其功能如何，不能因为个别杰出人才未能考中就否定整个制度。科举考试的目的是要选拔文官而非选拔文学家，而政治才干与文学水平毕竟不是一码事。以诗赋文章来选拔文化素养较高的从政人才是为了保证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其最终目的还在于临政治民。“文学政事，本是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11]。如果及第入仕则不可能有很多时间来构思和写作长篇章回小说，曹雪芹若考中进士当了大官就不大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来写《红楼梦》这样的大部头，吴敬梓、蒲松龄如果早早中举及第也就不会去写《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从政才能与写作才能的发展在时间上往往会有矛盾，一个官员整天考虑吟诗作赋或写章回小说大概就没有多少政绩。文学家是人才，政治家也是人才，况且不能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科举人才。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来看，一些政治家对社会历史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文学家所起的作用。
4.“科举制是统治者愚民的产物”
这种说法流传已久，但就好像说现代高考制度的设计者或托福的命题人员有意要愚化考生一样。其实，科举并非存心要愚民，以考试来选拔官员是人才选拔方式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牢笼英才不等于愚民，至多是消磨反抗统治的斗志和意念。考试制度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文学作品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范进”、“孔乙己”等个别描写的可笑，掩盖不了苏轼、文天祥等进士群体的可敬。科举选拔的人物中是可能有水平一般者，但总体而言肯定比其他办法选拔上的人素质更高。心理学家张耀祥指出：“科举之弊，不在方法之不善，而在科目之不良。科举人物虽不能称为某家某家，但予以新教育之机会，则有成为某家某家之可能。使今之才士生于明清时代，不由科举，更由何处显扬耶？使科举人物生于今日，则区区博士、硕士学位，又何能尽其才耶？学业每因时尚而不同，才性则初无二致。”[12]科举是要选拔精英人才从政治国，并非故意去愚化士人后再选拔他们来治国安邦，而且科举实际选拔的也多是才智之士。
5.“八股文是蠢笨的产物”
鲁迅说“八股文是蠢笨的产物”[13]，给许多人造成了深刻的印象。不了解考试运作实际的人很容易接受这一说法。实际上，八股文是智慧的产物，清代学者方苞说：“制艺之兴七百余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精蕴，汇涵于四子之书，俾学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群归于正也。”[14]也就是说，通过考试八股文，促使学子认真研读四书，能够增长学识，明白道理。八股文是汉字考试文体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具有牢笼英才驱策志士、规范竞争引导备考、严定程式防止作弊、客观衡文快速评卷、训练思维测验智力、训练写作锻字炼句等功用[15]。明清两代八股文命题和作文从明白正大走向险僻偏难体现了命题作文的内在演变趋势，为了避免重复命题，八股文从“纯正典雅”、“清真雅正”日渐滑向奇僻诡怪，以至后来截搭题的大量出现，都是为了防止被考生猜题押中而采用的应对措施。在竞争激烈的选拔性考试中，为了保持区分度和难度，考官往往不按常规命题以扩大命题的范围，考生则迎合新内容和题型想出新对策，于是便会出现水涨船高、层层加码的试题趋难现象。因此是越来越多的考生不断应试揣摩，将八股文逼到作文的死胡同中去，使八股文从一种很巧妙的考试文体变成一种僵化的文字枷锁。
6.“科举制度是统治阶层内部的选拔”
说科举制实质上不公平，因为只是地主阶级中的士族和庶族之间的竞争，这种观点并不符合科举时代的实际。1838年，一位叫默德赫斯特（Medhurst）西方人曾称赞科举说：“该制度的好处显示出来，它以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接纳各阶层的人。在这个制度面前，等级制度被废除了，不分尊卑贵贱，财产和等级失去了其优势，穷人只取决于勤奋与否，也能得到高官显爵。在那些布衣之伍，靠勤奋而跻身而国家要臣之列，把握国家之权柄者，例子不胜枚举。”[16]在没有科举的时代，东晋左思的《咏史》诗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而科举时代，“山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些格言反映的都是贫民子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期盼与史实。自从隋唐科举制度逐渐取代了魏晋门阀制度之后，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贯彻不问家世出身、以才学来竞争职位的国度。正是因为科举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所以在科举时代才有“蒿草之下，或有兰香；茅茨之屋，或有侯王”的说法。科举是传统社会平民百姓的出头天，范进中举的故事确实生动地描写了科举时代某些文人的可笑之处，但很少人意识到它同时也反映出“中举效应”的积极方面，即经过苦读可能出头，可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传统社会很少有机会能够让人通过个人奋斗而改变自身的命运，读书应举便是难得的一个途径。明代万历四十三年（1615），礼部说：“绩学博一第者，强半寒素之家。”[17]科举时代流传着“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18]的说法，就典型地反映出社会下层指望靠科举改变命运的心理和希冀，也充分反映出科举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事实。
7.“皇帝经常凭个人好恶随意决定及第名次”
许多关于科举的趣闻故事，都说皇帝经常凭考生的名字和长相好恶来钦点状元，以此来批评科举是一个没有规则的游戏。这是将戏说代替了历史。例如，关于1904年最后一榜进士名次的确定，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便是典型的戏说。所谓该科殿试后，阅卷大臣不敢以会元谭延闿试卷列于前三名，因怕慈禧见“谭”色变：谭延闿与因戊戌变法处死的谭嗣同都为一谭。遂将朱汝珍一卷列为第一。谁知慈禧一见“珍”字双眉紧皱，因为太后残害珍妃，慈禧看第二卷时双眉舒展，喜上心头。因此卷主刘春霖为河北肃宁人，而当年天下大旱，“春霖”乃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之意，而肃宁则预兆大清肃靖安宁，于是点刘春霖为状元。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传言，因为确定前十本殿试卷名次的是光绪而非慈禧，加上按清朝科举定制，进呈的试卷仍然密封的，光绪皇帝也无法看到试卷作者的籍贯和姓名，要等到最后确定名次后才拆封[19]。多数时候，确定殿试名次都遵循严格的程序。皇帝在特定时候调整状元人选的情况是有出现过，例如乾隆二十六年（1763），为平衡西北与江南状元悬殊状态，将乾隆皇帝将陕西的王杰定为状元，但这种情况在整个明清500多年科举史上是少数，我们不能以个别来否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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