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事件

一、被误解的事件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地形复杂，气候多样。自元代首次被纳入帝国统治以来，云南始终维系着一种族群多样性的特点，且从历史、贸易与政治多中心的角度体现出一种独有的地理与文化的空间分割。在汉文和西语学界的各类表述中，“潘泰”起义占据了有关云南回民历史研究的主体。众多表述的理论框架各有不同，但往往是通过帝国中心的政治与军事角度来看待的。诡异的是，“潘泰”起义被认为是回民起义或穆斯林的暴力，然而，各类研究中却很少关注云南回民与当地自身的表述。而且，正如龙戴维的研究所要推进的，过度强调穆斯林和回民在起义中的作用，而忽视云南的多族群背景和其他非汉群体、本地汉人等的参与，忽视所谓回民起义之前几十年不断变化和升级的新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张力，就无法了解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陷入在学者自设的理论假设中无法自拔。

龙戴维所言的有关“潘泰”起义研究的假设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假设是，起义源于回民对汉人的憎恨，起义是纯粹的回汉冲突。第二个假设为，起义是伊斯兰导向的，大理政权是伊斯兰教性质的。这两个假设都未考虑到云南无数本地群体和地方汉人联盟对于起义成功的重要贡献，也忽视了云南穆斯林的多重认同和他们作为清帝国臣民的日常生活的实践。

这两个假设处于有关中国和伊斯兰教研究的理论争论中。关于中国的研究，相关论争集中于，在谈论19世纪清帝国境内拥有不同文化的群体时，族群性与族群这两个术语的实用性上。同样的论争也存在于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中，即晚清时代“回”是否可以仅被视为一个族群或宗教群体。所谓回汉冲突和伊斯兰政权的导向这两个假设都与Isreali的“文明冲突说”、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关系的理论“遗产”勾连在一起，也与族群性的历史效用相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二元的视角带来了多个分析上的误解与偏离，这也直接影响了对“潘泰”起义的多角度和多主体理解。两个假设都忽视了非汉（非汉亦非回）人群在起义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没能在汉人群体中作出区分，将在当地生活了数代的云南汉人与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汉人新移民视为一个同质化的实体。这种二元说将回汉之间的憎恨和相互的敌意视为误解和斗争的来源，过分强调了族群和宗教的区别。他们没有看到，19世纪初以来的经济压力骤然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族群张力被逐渐放大和突显，而起义恰恰发端于长达十年之久的由汉人军队和清官员发起的以“灭回”为目的的暴力运动。这种先行的暴力运动植根于政治与经济张力的扩大中，伴随着清廷和地方官员、乡绅、汉人秘密会社等的纠合。我们还不能忽视清廷与地方官员中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这在总督恒春的一贯态度与他的和平优先的处理方式中可见一斑。在恒春离开云南的大半年中，舒兴阿和反回派系的崛起与屠杀则直接表现了另一个相反的官绅态度。

总的来看，在以往的研究中，族群性和宗教取向的认知“神话”几乎左右了对起义性质的判断，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二元说的理论心态。然而，采用现当代在国家政治建构和晚近民族主义背景下带来的分割明晰、界限突出的族群性概念来看待19世纪的回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人为地掩盖了19世纪云南的族群多样性，以及回民认同中文化因素、宗教信仰与地域观念、贸易与行业认同等的叠加和区分？因此，龙博士强调，他的基本关怀是潘泰起义中回民表述其信仰、认同与反抗的方式，并分析这些表达方式如何挑战了这两类论争的基本假设。同时，延续使用西语学界中的“潘泰”一词，一来为了强调云南穆斯林的多方面特征，及与东南亚之间的有力联系，二来避免一种漫不经心的合并想象，即将云南的穆斯林反抗与西北的穆斯林起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