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国际化发展起源分析

第一章　大学国际化发展起源分析

“大学国际化”这个名词在国外已经出现多年，近年来在中国也开始流行。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日臻成熟，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无法分割，中国社会对各类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日益提高。高等教育作为高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也在逐渐调整人才的培养方向，为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服务，为中国经济更加平稳地融入全球经济而努力。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长，中国的大学也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中国的高水平大学已经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大学国际化发展的潮流中，使得发展“国际化”成为各大学大力倡导的工作主题。

1.1　大学国际化发展与研究背景分析

21世纪伊始，中国高等教育迎来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政府积极地应对WTO关于教育国民服务的相关要求，不断加大教育改革开放的力度，使得中国的教育与世界教育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研究显示(杨福玲，2011)［1］，自2000年至2009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人数持续大幅增长，见图1－1。在10年内，以自费留学为主的中国留学生总数增长了近5倍，从3.9万人增长到22.9万人，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1.7%。这一增长趋势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海外高等教育的需求和向往，也显示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之门逐渐打开。

图1－1　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统计(2000—2009)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求学(见图1－2) (杨福玲，2011)［1］。10年之内，来华留学的学生数由2000年的5.2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23万人，提高了3.4倍，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7.9%。

图1－2　来华留学生总数统计(2000—2009)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走出国门，伴随着数量逐年攀升的留学生的脚步，在同样的10年之内，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总数也在递增，从2000年的9 121人上升至2009年的10.8万人(见图1－3) (杨福玲，2011)［1］，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率达到31.6%。

图1－3　出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统计(2000—2009)

在知识无国界的前提下，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与高等教育本身创造知识和培育人才的实质相符。我们从图1－2和图1－3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来华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总数在2004年之前的绝大多数年份少于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人数。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100多年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向发达国家学习。但这一现象同时也说明，中国高等教育一直以来对外国学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然而，这种状况正在改变着。从2005年开始，来华留学生人数开始超过出国留学人数，到2008年已经超过20万人，中国的大学开始逐步具有国际吸引力。根据“留学中国计划”［2］，到2020年，我国来华留学生规模将达到50万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但对于中国教育界而言，这也蕴涵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从中国各大学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要提升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立于世界高水平大学之林，迎接新一轮来华留学潮的到来，为中国今后的经济长期快速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同样不仅是一个目标，还是一个重要的手段(Zha，2003)［3］。在已经推出的面向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中明确指出［4］:“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这不仅是首次在国家文件中明确了“教育国际化”发展是中国教育今后发展的目标，更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还对今后高等教育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的高等教育要“借鉴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意味着我们不仅要以进一步开放的姿态加强与世界顶尖级大学的合作与交流，学习先进的经验和做法，更要进一步加大高等教育改革的力度，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够具有越来越高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以适应国家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需要，为中国今后的经济腾飞“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纲要的这些要求非常具体，是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期待，必将激励中国的大学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开展大幅度、深层次的改革，同时引发新一轮大学国际化发展的高潮。

随着《纲要》的推出，大学国际化不仅成了中国教育界的新名词，也成为人们讨论最多的一个名词，同时引起了中国教育研究和实践界的很多思考。对于国内的高等教育研究界而言，中国的大学国际化是什么，是一个新的命题;对于高等教育实践者而言，国际化之路该如何走，颇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对于高等教育管理者而言，这更是一道难解的题，需要更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因此，目前研究和实践界都期待了解大学国际化缘何而来，世界各国的大学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都走过了哪些历程，中国的大学国际化从何而起，应遵循什么样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方法，怎样充分利用大学国际化发展的机遇，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水平大学已经走在了国际化发展的前沿，国际研究界也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因此本书将在综述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发达国家建设高水平国际化大学的实例，分析其成功的要义，为中国大学发展国际化实践提供借鉴。此外，还将通过对中国大学实践国际化的实例进行深入的案例分析，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学国际化发展规划，以利于中国大学更加准确地把握大学国际化发展的本质和管理方法，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和实践提供经验。

1.2　大学国际化发展的起源

要充分认识大学国际化，首先要了解大学国际化发展的来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在大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2.1　大学国际化发展历史

大学国际化发展由来已久。自大学形成之日起，就具有国际化的特征，中世纪的大学就是很好的例证。那时的大学以传播知识、研究学问为目的，招收学生和聘请老师不分国别、区域、民族和种族，师生可以到各地大学“漫游”学习，具有现在大学所积极倡导的“国际性”(杨福玲，2009)［5］。大学的国际化特征随着国家间政治和经济越来越密切的合作而愈发凸显。伴随着世界经济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不断融合，各地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国际区域经济共同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互依赖。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经济一体化已经呈现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张利臣，2002)［6］。在这一过程中，大学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摇篮，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进入21世纪，教育国际化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旋律。然而，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究竟是全球化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还是教育的国际化推动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围绕这个问题学者们各执己见。但无论研究界如何评述，各国的大学早已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投入不可逆转的国际化浪潮中来。自20世纪末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高水平大学纷纷将国际化写入各自的发展目标和使命陈述，并引起了全世界大学对国际化发展的关注，使得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大学能如此快速地融入国际化潮流与其发展历史和本质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2.1.1　大学的起源

关于大学的起源众说纷纭。究竟什么是大学呢?翻开兰登英文词典(Flexner，1987)［7］，关于university(综合性大学)的解释是:最高水平的学府，通常由文学院、研究生培养项目和(包含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等)的职业学院构成，并具有授予本科和研究生学位的资质(An institution of learning of the highest level，having 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a program of graduate studies together with several professional schools，as of theology，law，medicine，and engineering，and authorized to confer both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degrees)。这无疑是对当代综合性大学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描述。再看它对college(学院)的描述:指提供常规或自由艺术教育项目而非技术培训项目的高等学校(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especially one providing a general or liberal arts education rather than technical training)。以上这两个定义显然都指的是现代的大学。

关于大学何时从哪里起源，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因此研究界还难有一致的观点，但多数人都认为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欧洲一些历史久远的大学建校时间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中世纪。

在中世纪，欧洲政权和神权的双重力量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在公元8—9世纪，卡洛琳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时期尊重知识、尊重学者的遗风被沿袭下来。到了9—10世纪，由于战争，很多寺庙和教堂被摧毁，但其教育体系——学校却被保留下来(Wieruzowski，1966: 17－18)［8］。到了11世纪，随着社会的逐渐稳定，卡洛琳时期对宗教、艺术等研究也得到恢复。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些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修道院学校(Monastic School)和教会学校(Cathedral School)开始改革。修道院学校分成内校(Inner School)和外校(Outer School)，来分别满足神学人士和平民的需要。经过大幅度的改革，教会学校严格的制度逐渐松动，可以适应上至任命牧师(Ordained Priest)，下至地位低微的神学人员等各种不同阶层的神学人士的需要。那时的教区由各级别神学人士代表组成的集体来管理。教会制定了严格程度不一的规章制度，以便管理教区和教会不同等级的人。到了1097年，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大主教要求所有的牧师都要受到“文化”教育，加上卡洛琳时期遗风的影响，再次使得宗教教育开始面向非宗教人士，大学的雏形已经具备了。

Wieruzowski(1966)［8］在其专著中对中世纪大学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认为，中世纪的大学其实就是“学生见到有学问的大师并切磋学问的场所”。那时，学生们多聚集到老师的周围，或者求助于那些被称为“studia”的教会附属学校来学习知识。有些老师名气越来越大，有些课程越讲越受欢迎，于是一些学校脱颖而出，成为获得正式批准的“广学院”(Studia Generalia)。一开始，只有博洛尼亚大学(Bologna，意大利)和巴黎大学(Paris，法国)获此殊荣，后来牛津大学(Oxford，英国)等一批学校也加入其中。广学院从此之后就成为高等学校的专有名词。直到15世纪，拉丁文的大学一词“universitas(联盟)”被专用来指各类学生和学者组成的“行会”和“联盟”，即现代的大学“university”。博洛尼亚大学在11世纪末成立之初由四个“学会”组成，那时的学生来自托斯卡纳(Tuscany，意大利地名)、罗马(Rome，意大利首都)、伦巴第(Lombardy，意大利北部和瑞士交接地)和奥特曼庭(Ultramontane，意大利地名)。他们在这样的大学接受主要以语法、逻辑和修辞为主的课程教育，学生最终的去向是为政府和教会服务(Bodner，Metz，Tobin，1997)［9］。Bodner(1997)［9］等人经过研究认为，建校于1167年的牛津大学和建校于1180年的巴黎大学遵循了同样的模式。那时，教师就是大学，学生们慕名而来，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学校也不固定，随着教师而流动。university这个词在拉丁语里的最初含义就是“一群人”，这也表明一开始“university”就是一群流动的教师和学生，直到后来才有了艺术流派和学科的含义。那时的学生和学者通常用拉丁语进行交流，拉丁语的盛行使得大学这种教育形式得以在西方传播开来。由于当时意大利已经开始与拜占庭、阿拉伯以及亚洲进行贸易活动，因此阿拉伯和希腊的医学知识也传播而来，成为大学学习和研究的内容。

由此可见，大学(university)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国界的限制，相反，正是各国文明相互交流，大师相互切磋，学生随处流动的教育形式。打开博洛尼亚大学的网站，可以看到如下的叙述［10］:在19世纪，由历史学家Giosuè Carducci率领的史学研究小组的研究表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1088年，可能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学。那时，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的大师们聚集在一起，开始研究律法。直到1158年，学校的研究活动才开始脱离宗教，得以自由和合法地进行［11］。进入牛津大学的网站［12］，可以发现，始建于1167年的英国牛津大学是英语国家的第一所大学，是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先驱和领袖［13］，也是英语国家中延续下来的最古老的大学。由于当时亨利二世国王阻止学生赴巴黎学习，他们得以留下了，创建了英国的第一所大学。由于牛津的学生和当地的居民发生争论，一些学者于1209年脱离牛津来到剑桥，成立了剑桥大学。这些资料证明，早期的大学具有现代大学极力提倡的流动性，更具有现代大学所追求的国际性特征。

但是，由于很多学者提出的关于大学发源地的说法都得不到有力的材料支撑，因此截至目前，关于大学准确的发源地的问题研究界依然存在分歧。即便如此，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大学的形式来源于欧洲。因此，研究大学发展的历史主要是研究欧洲大学发展的历史。

1.2.1.2　早期大学的国际化

最早的大学几乎没有固定的形式和规则。除了教会和皇室的影响力量之外，自行组织起来的学习团体是大学建立的主要形式。在中世纪，欧洲大学形成之时，正如宗教和政治的影响力很容易穿越国境一样，教育的影响也从未由于国界的限制而止步不前。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宗教等关系，欧洲各国之间的教育交流一直没有停止过。因为普遍信奉天主教，所以早期的欧洲人渴望朝拜圣地。还由于卡洛琳文艺复兴遗风的影响，人们渴求知识。虽然那时交通不甚便利，旅途艰难，但人们周游列国却被视为常事。

正如Wieruzowski(1966)［8］所确信的那样，最早的大学不是有组织地建立起来的，而是自发形成的，是时代精神、知识和能力发展而自然造就的。那时的大学不过是学生和大师由于学习的共同需要而会面的场所，那种场所多是附属于教会的学习中心或者学校。在那个时代，虽然生活条件恶劣，交通不便，但是学生和教师的流动却非常容易，人员的流动为教会学校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诸如政治、文化等非物质的界限已经无法阻挡人们从一地(或国家)辗转到另一地(或国家)的步伐。那时的信息、思想、书籍传播的速度要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特别是对卡洛琳王朝的后人而言，无论是为了求学，还是朝圣，抑或只是去罗马一游，曾属于卡洛琳王朝的各个国家的大门都是敞开的。

12世纪前半叶是学者游历的黄金时期。那时法国著名的学者Peter Abelard(1079—1142)就是在十几岁的时候毅然离家，来到法国巴黎圣母院学校(后来的巴黎大学)进行学习，后来成为中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15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及神学家Erasmus of Rotterdam(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66—1536)也是游历于欧洲的著名学者，他的足迹遍布欧洲，可以使用拉丁语、希伯来语和希腊语进行教学，曾在包括巴黎大学、剑桥大学等高校任教，但他一生追求自由，不愿意受任何形式的羁绊，不断地游历，传播他的哲学和神学思想，成为当时的著名学者，也对欧洲的教育、学生学者的流动，特别是大学国际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欧盟将其最高水平的国际学生学者交流项目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

综上所述，中世纪的大学具有国际化的主要特征:①教师在各国之间流动;②学生的来源不受国别限制;③相同的教学语言。

早期大学具备这些我们今天依然认为是大学国际化的普遍特征的原因包括:①宗教势力的影响;②政治势力的推动;③拉丁语的普及;④人们对知识和自由的渴求。

从今天的角度看，那时大学国际化的内涵和意义虽然不如今天来得丰富，但在那个时代，大学国际化的特征更像为追求知识和理想的人们所造就的，而大学崇尚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不受国度限制的模式一直到今天仍为各国大学所推崇，也为大学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15世纪以来，大学国际化的推手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势力的作用更加明显，其中殖民主义的影响最为严重。现代殖民主义从15、16世纪开始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发现了美洲大陆以后，英国、法国和荷兰殖民主义的步伐大大超过了以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从18世纪初开始，欧洲大学的模式被复制到亚洲、美洲、非洲等殖民地国家，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到了19世纪，英国殖民主义的势力发展达到顶峰，统治了世界上将近五分之一的土地，包括美洲、澳洲、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沦为英国殖民地。随着殖民主义者的脚步，语言、文化，特别是教育也随之传到了世界各地，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殖民主义是大学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影响要素(Dolby，2008)［14］。英语和法语等殖民主义国家的语言和教育模式开始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普及，并从很大程度上固化了大学的模式，也为国际化的大学树立了人为的标准。除此之外，由于语言相同、教学模式相似，跨国、跨洲之间的学术和人员交流变得越来越容易，各国大学间可以借鉴和共享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1.2.1.3　国家化与多元化

早期的大学虽然是为宗教和政治服务的，“国家性”在大学的发展中并非重点，但大学的无国界般的教育形式随着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而被逐渐淡化。在16世纪至19世纪期间，独立的国家逐渐兴起，这些国家的边界划分得越来越清晰，国民也逐渐开始具有相同的民族情结。西欧的君主政体逐渐取代罗马教皇和封建制度的统治。英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早期大学相对独立的体系也逐渐被国家的发展所淡化，从此，各国大学为其国家服务的宗旨逐渐取替了其传统的从事本科和研究生层面教育的目标(Scott，2006)［15］，大学的国际化本质出现了种种形式的异化。

Scott(2006)［15］将大学的国家化定义为“大学为国家服务”，这也是早期的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随着世界形势逐渐变得复杂，各种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冲突和矛盾不断加剧，大学的国际化发展逐渐被国家化的倾向所取代。在国家的影响下，很多国家的大学在招生、招聘、教学等各个环节对教师及学生的来源、种族、宗教、性别、语言、文化、学生流动等都开始有了不同程度的限制，这些问题对大学的发展形成制约，也成为大学国家化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从此，大学国际化发展的历程更多地表现为努力实现多元化。

对于多元化(diversity)一词，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定义。兰登词典将多元化定义为“具有不同种类、形式、特征等的状态和事实;不一样”(The state or fact of a different kind，form，character，etc.; unlike) (Flexner，1987)［7］。

在各国发展的历史上，多元化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含义。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的大学是国际化发展的典型代表，但其国际化发展所经过的历程也很漫长。在美国大学中推进性别多元化的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根据美国统计局的历史数据分析(1975)［16］，1870年，美国高等院校招收女性学生总人数为1 378人，学生总数为9 372人，约占总比例的15%。大学中女性人数虽然逐渐增长，但比例一直远远低于男性学生总数。直到1913年，女学生数超过万人，达到11 084人，大学生总数此时已经达到45 959人，女生的比例增加到24.6%。到了1970年，女生人数上升至343 060人，美国大学生总数此时已经过百万，达到1 065 391人，女性所占比例超过32%。以上数据只说明在近百年内美国大学实现性别多元化的情况，而其实现种族多元化的历程更加漫长。从美国建国之前开始，争取男女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斗争就已经开始了。美国在实现各种族平等地接受教育的历程上不仅历时更长，过程也更加曲折。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Kronman，2000)［17］从20世纪50年代著名美国黑人布朗起诉公立学校种族歧视案例开始，叙述了多元化在美国社会不同人群和不同时期的含义，指出“生活经历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对教育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两者都与种族和民族的多元化密切相关”。这一案件的胜诉充分体现了美国社会的进步，也开启了美国的民权运动。在此诉案期间，美国大学纷纷以开始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和教职人员而走在了民权运动的前列。

文化多元化是多元化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加拿大是首先提出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西方国家(陆育红，郑蕊，2005)［18］，这一方针的提出源于这个国家不同族裔(主要为英裔与法裔)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和冲突。1972年，特鲁多政府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使得英语和法语成为平等的官方语言。联邦政府还设立专门的款项来支持多元文化建设。虽然这一政策使得各个族裔更加强化了他们的族群意识，但对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今，多元化已经成为国际化的重要特征，大学文化应该是多元文化之融合，这一观念已经为全世界高校所认同。

以上事例证明，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从国际化走向国家化，然后回到发展多元文化和重新实现国际化的过程都各不相同。实现种族、性别、文化多元化的漫长历程只是冰山一角，透过它可以看到从殖民时期以来，各国高等教育也从最初的国际化走过了一个从“异化”到“归化”的漫长历程，这其中既有政治、宗教的原因，更有经济、社会的影响。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之所以能够成长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领头雁也正是得益于其不断开放的教育理念和放归大学本质的自由风尚，这种开放的教育思想为他们通过大学吸纳各国的优秀人才，培育国家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也为国家经济的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可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历程中，随着各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隶属于国家的高等学府都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才真正开始正视宗教、种族、语言、性别、文化等的多元化问题，从而摆脱异化之路，重返国际化的归途。从中可以看到，国际化的特征是大学与生俱来的，是由其发展知识、传播知识的职能所决定的。国家的兴起给大学打上了国家的烙印，而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在不断地寻求着国际化的方向。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也开始着手推动大学的国际化发展。

1.2.2　欧美大学国际化发展扫描

欧美大学多年来一直在积极倡导和实践大学国际化。虽然从表面上看，大学都有浓厚的国家色彩，但它们都在按照大学的规律发展着:它们在为追求真理和学问而努力，在为培养国家发展需要的精英而服务。随便翻开任何一个欧美大学的年鉴都不难发现，它们自20世纪以来都在招收国际学生，即使在国际形势最为动荡的时期，这一点也从未更改过。虽然政治的因素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有影响，但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本质从未受到根本的动摇。

1.2.2.1　美国的崛起及其大学国际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以往强大的大英帝国由于战争而实力大损，美国开始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1919年在纽约就成立了“国际教育研究院”(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IE)，致力于促进教育国际交流，成为当时各国同美国进行教育交流信息交汇与联络沟通的中心。由于该机构与欧洲的多所大学形成交流联盟，推动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学生和学者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IIE的创始人、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Stephen Duggan在20世纪20年代推动美国政府于1921年推出了非移民学生签证，打破了国际学生、学者进入美国大学的藩篱，大大简化和缩短了国际学生进入美国所需的手续和时间，从本质上消除了美国大学进行国际交流的障碍，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在国际大学联盟中的地位，也将美国高等教育带入了国际化发展的快车道，为美国从全世界收揽优秀人才铺平了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作为战胜国，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战后的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步伐更快了。1946年由美国参议员富布莱特倡导建立的富布莱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在美国国会得到通过，这一项目致力于通过资助优秀学者和学生来美国进行教育交流来扩大美国的影响。由于项目从设立起就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因此得到了全世界学者和学生的推崇，目前已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国际交流领域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者和学生交流项目之一。1957年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让美国感到了危机。于是，1958年美国政府通过了著名的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NDEA)”，大力资助美国青年上大学，资助外国学者来美进修。这一法案的实施使得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学生人数直线上升，到了70年代，美国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40%，大学的国际学生、学者数也大幅增加。

为了更好地为国际学生服务，1948年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联合会(NAFSA，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oreign Student Advisor)正式成立，旨在为美国大学从事国际学生管理的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培训。这一组织发展迅速，很快就将高等院校负责国际学生的招生人员、英语教师，甚至社区义工都组织起来，目的是为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提供从社区到学校的全方位服务。到了1990年，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总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人，而NAFSA随之发展成为囊括美国约1 800所高校和6 400个人的会员组织，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教育工作者联盟之一。由于这一组织致力于发展国际化的教育和交流，为美国大学国际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也成为最受世界各国高校关注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平台。

1.2.2.2　苏联和欧洲大学国际化

随着冷战的开始，国际阵营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也蔓延到了教育界。因此，战后的大学国际化发展也被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出现了广泛政治化的偏差。在美国大力发展国际教育联盟，推动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同时，苏联也加大了对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国家教育支持的力度。在派出专家的同时，苏联大力引进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推动这些国家的俄语教育，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格局。与此同时，从1950年开始，由英联邦国家倡导的格伦勃计划(Columbo Plan)旨在推动英联邦国家之间在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合作，教育也成为这一合作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世界上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也和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势一样，形成两个几乎不重叠的体系。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欧洲于1989年成立了“欧洲国际教育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EAIE)”，推动和促进欧洲国家和全世界之间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进程，为国际教育领域的人士提供专业服务。随着苏联的消失，以意识形态为主线的教育国际合作也画上了句号，世界各国教育合作的大门再次打开了。

从以上分析可知，虽然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广泛政治化的偏差，但大学从未摆脱过其追求学术自由、崇尚民主的特征，这一特征在近代大学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更多的国际性，其具体体现在知识的国际化、人员的国际化、管理过程的国际化。而这些特征表现在其培养的人才和产出的成果方面，也同样具有很明显的国际化特征，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大学作为社会发展主导力量的作用，带动了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1.2.3　中国大学国际化发展历史

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与现代高等教育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很大差异。从本质上讲，以自然科学、技术及社会科学学科为主要内容，以四年制本科为教学形式，以研究生教育为培养高层次人才模式的高等教育形式不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延续，而是起源于西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大学国际化发展的结果。

1.2.3.1　中国现代大学起源

《辞海》(夏征农，1989)［19］对于古代中国“大学”的描述是:“中国西周辟雍、泮宫，汉代以后的太学以及晋代以后的国子学等都属于大学的性质。”但是现代意义的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中国的大学以本科为基本组成部分，有的设专修科和研究生机构。大学本科根据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和学校的性质分设若干专业，一组相近的专业合组成系，招收高级中学及同等学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学习年限一般为四年”。据此可见，那些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及专业，分成本科及研究生层面的教育的现代大学与中国古代的大学无论从建制到教学内容都有着很大差异。那就证明，中国现在的大学体制不是在古代原有教育体系中演化出来的，而是“舶来品”。

高等学府，古已有之，但从官方文件中把中国的高等学府称为“大学”，并与西方的“university”一词相对应始于北洋大学(即天津大学的前身)。在天津大学的校史博物馆中珍藏的筹建大学的英语文献显示，当时拟建学校的名称为Tientsin University (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 (史绍熙，1990)［20］。此时，西方大学的名称“university”在中国出现了。这种西学体制来自海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结果。这份文献是1895年9月25日由美国人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 (美国公理会教士、外交官，1857—1930)先生为筹建大学所书。根据史绍熙先生(1990)［20］所著《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记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始于‘洋务教育’。第一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失败后，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剧了内部矛盾的激化，在统治集团的内部形成两派，即顽固派和洋务派。洋务教育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清政府外交事务的增加，对各类熟知外语和洋务技术人员的需求迫切，于是先后出现了培养外语人才的京师同文馆(1862)，教授算术、天文、化学、物理等科目的科学馆(1866)，还设立了福建船政学堂(1866)、北洋水师学堂(1881)、天津武备学堂(1885)等共计约20所各类洋务学堂。随着国内矛盾的进一步加剧，民主维新派提出‘废科举、兴学校’的主张逐渐深入人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虽然曾经起到过进步作用，但是这时已经在阻碍社会的发展，于是‘西学体用’的思想占了上风。此时，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清朝政府官员也开始筹办新式学堂。1895年，清末政治家、企业家，天津海关道道台盛宣怀(1844—1916)创办‘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正是总结过去30年办学经验与教训，以‘西学体用为指导思想而创办的适合当时中国国情又不全盘西化的新型大学，这所新式大学委任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教务长)，依照美国办学模式操办，是中国建立的第一所新式大学”。“1896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更名为‘北洋大学堂’，直至1912年，因‘中华民国’的建立，学校更名为‘北洋大学校’，1913年又更名为‘国立北洋大学’，直至1951年更名为天津大学”。

据早期北洋大学堂的中英文公文信函纸显示，早期北洋大学堂的全称为“中华天津北洋西学学堂(Tientsin University)”，或用“天津北洋大学堂(Imperial Peiyang University)”。这时，“北洋大学堂设立有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为本科，学制四年，分设律例、工程、矿物、机械四个学门(专业) ;二等学堂为预科，学制也为四年”(史绍熙，1990)［20］。这足以见得北洋大学具备了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端，是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模式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据文献记载(史绍熙，1990)［20］，鉴于北洋大学堂建设初期不具备研究生层面教育，“资送头等学堂毕业生出国留学是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创办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1899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第一届毕业生原拟派往美国留学的学生未能成行。直至1903年北洋大学堂在西沽复校才得以实施。“学校设‘留学美国堂监督’一职，由丁家立兼任，每次由丁家立带领赴美留学。把学生仍看为自己的学生，给予公费待遇，每月还发比在校时更多的零用钱”。“从1906年至1914年共资送留学四批，总计57人，包括自费5人”，其中赴美44人，多人被哈佛、耶鲁、布朗、康奈尔、麻省理工等著名大学录取。“1906年的34名毕业生中就有19人为上述名校的免学费生。但以后因为经济困难停止资送，只给证明，未有任何经济上补助”。由此可见，虽然北洋大学堂没有设置研究生层面的教育，但已经把留学作为研究生教育纳入学校规划之中，完全按照国际一流大学的教育体系来实施，使得毕业生得以顺利进入世界知名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以国际化标准进行教学和管理的典范。

1.2.3.2　中国大学国际化发展

研究发现(杨福玲，2011)［1］，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出现，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结果，且与国家政治的进步和政府政策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纵观中国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历程，无处不体现国家政策对其发展的引导作用和影响。从1847年19岁的容闳赴耶鲁大学留学，到1872年经过他多方努力得到清政府部分官员的支持后率领120名幼童到美国留学，由于缺乏当时清朝政府政策的支持，这些留美回国的人才并未得到重用(李喜所，2008)［21］。

根据史绍熙先生所著文献记载(史绍熙，1990)［20］，从建校时起，丁家立先生对北洋大学堂的规划为:“西学学堂洋教习须使用英语授课，洋教习每人每月薪水银200两并不为高，真正有能力之西学教习在其家乡可以得到同样有时更多之报酬”。因此，“北洋大学堂初创时期即以欧美一流大学为范式，所聘教授多为中外硕学鸿儒。截至1925年，北洋大学所聘的洋教习总数为52人，其中45人是美国人，故北洋大学在开创时期，其程度可与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比肩”。

清末年间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那个时期建立的大学都有国外教会、教习和教学方式的影子，也没有摆脱大学国际化的本质。1908年美国退回部分“庚款”以资助中国派留学生后，1911年清朝政府即设立了作为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即清华学堂，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留学潮，促进了国家的开放。五四运动之后，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来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国共合作的开启，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之后的“留苏热”促使1 600多名有志青年赴苏联求学(李喜所，2008)［21］。这种留苏热潮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依然持续着。十年浩劫中断了中国在高等教育层面与国际的联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相关资料显示(杨福玲，2011)［1］，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提出:“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次年，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大量派遣留学生的讲话。同年12月，中国就向美国派出52名访问学者，重启国家公派留学工作。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即“三个面向”)，这成为邓小平教育思想的总结。1986年，国务院批转由国家教委起草的《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是中国第一个全面、系统、公开发表的留学工作文件。1991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大学。加强一批重点学科点的建设，使其在科学技术水平上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同类学科的水平。”199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1995年1月，原国家教委推出《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对国外教育机构进入中国制定了基本要求。199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同年，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精神，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原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布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211工程”正式启动建设。1996年，为适应新形势，国家教委成立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使得公派留学步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1998年，教育部会同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制定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并在其后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使得自费留学也纳入国家管理的轨道。同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999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和江泽民同志的号召，国务院批转教育部推出《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985工程”正式拉开帷幕。

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推出进一步打开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开放的大门，对中国高等教育朝着世界高水平的目标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方向之后，中国的大学将走上国际化发展快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