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下的藏区家名研究

李沛容

内容摘要：家名因与藏族农牧混合区的社会结构直接相关，而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但要全面动态地考察家名制度，应考虑到同一时代不同社会阶层对家名内涵的认知差异，也需要注意到家名内涵的动态变化。本文拟从纵向与横向的视角，对木里县境内一个藏族村寨的家名与家门进行分析，展示土司时代不同阶层人群对家名的认识和制度变革后家名向“家门”的转变，为深入认识和理解藏区家名制度提供一个可资对比的案例。

关键词：藏区；家名；家门；制度变革

家名，又称房名，因同藏族农牧混合区的社会结构直接相关，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而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249]。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所知，家名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时代性特征，往往与社会阶层、经济体制变迁等因素相关。这使得藏区家名蕴含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异常复杂多样。多数学者在各自田野调查研究基础上，普遍赞同美国人类学家巴伯若·阿吉兹在对西藏定日家名研究中提出的观点，即藏区社会关系的连接点是家庭观念，而不是血缘观念，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居住原则。家名是居住原则的集中体现^[250]。不过，国内部分学者也意识到需从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中探讨家名，以此弥补阿吉兹研究中历史眼光的不足，从土地制度对家名获得、家名起源同宗教信仰关系等问题加以探讨。但要全面动态地考察家名制度，不能仅限于时代变化的纵向脉络，也应当考虑同一时代内不同社会阶层对家名内涵的认知差异。随着时代环境和社会体制的变化，家名的社会内涵亦会发生调整和改变，乃至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潜在的影响，这亦是以往学者未曾充分关注到的研究面向。

本文拟以笔者2006年7月和2008年2月前往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桃巴乡田野调查时所获资料为基础，通过对一个藏族村寨的家名及其变化的分析，展示土司时代不同阶层对家名内涵的认识和制度变革后家名向“家门”的转变情况，为深入认识和理解藏区家名制度提供一个可资对比的具体个案。

一、土司时代的家名、差役与身份认同

你易店是木里县桃巴乡下辖的自然村落，属桃巴行政村，位于佳却色拉尼布神山山腰处、木里大寺下方，海拔2600米。桃巴村分为桃巴坡、扎西坡、日帮店、你易店4个村民组，其中你易店共有54户（据2008年调查数据）。村民以自称“普尔米”的藏族为主，另有因联姻关系入居村内的少数汉族、壮族和彝族。20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前，木里地方属木里土司管辖。与其他藏区的土司制度不同，藏传佛教与土司政治的有机结合是木里政治形态的最大特色。承袭土司者需先入寺为喇嘛，土司又俗称为“大喇嘛”。土司以一年为限，轮驻于木里、康坞、瓦尔寨三大寺院旁的衙门内。自1653年木里大寺建成后，寺院周边村落须专为寺院及土司衙门服役。你易店村因毗邻木里大寺，与寺院关系极为密切，成为此类村落的典型代表。家名在你易店村普遍存在，并且因分家的缘故，呈现出不断增多的趋势。民主改革前，你易店村只有13户家户及对应的家名，分别为Lawu、Duoluo、Baise、Baili、Bengli、Eba、Bajia、Chatian、Jinxi、Axi、Anian、Ebu、Shang。民主改革后，最先增加了Gaoli、Abacier、Wangnian、Azhe、Baina、Dazi、Age、Ganxia、Heqing、Siying、Dawa等11个新家名。到2008年，全村家名又增30个，新旧家名共计54个。

关于家名的命名，村民有自己的认识：

问：你易店村家屋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答：山上住着的神仙叫什么名字，山就叫什么名字。第一个到这个地方建房子的人叫什么名字，这个房子就叫他的名字。^[251]

家屋建筑伊始，即有家名，家名的来源颇为多样，分为人名、官职名、祖籍名和地名四类。其中，以人名命名家名的方式最多，特别是外来户。特别强调的是，家名的称谓并不是由居住在家屋中的成员自我认定的，而是为区分村内不同家户，由村民依据各家特色，选择共识性、分辨性较强的称谓约定俗成的结果。如Lawu家，据木里大寺某喇嘛回忆，时值清末，一位名为Lawu的匠人从稻城迁至你易店专为土司制纸，后在村内建造房屋，家名即以Lawu为名^[252]；又如Heqing家，据称，民国时期，祖籍云南鹤庆的某位汉人到木里大寺旁的鹤庆商号作工，民改后居留木里，入赘Ganxia家，后分出新建门户，村民称之为Heqing家。Heqing即“鹤庆”之谐音^[253]；因此，家名的具体称谓是村落居民共同体主观认知的结果，并没有统一的命名原则，也不像汉族姓名一样具有迁移性、拟血源性和自我认定性。家名指代的只是家屋的名称，不是生活在家屋中成员的姓氏。而且，家名在家屋建筑之始便固定下来，不会随着家屋成员的变化而改变。

那么，在社会分层明显的土司时代，不同社会阶层视野中家名的社会内涵是否相同？这关系到人们对家名获得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在木里土司统治时代，你易店村的家户主要由被称为“扎卡”^[254]的13户百姓组成，每一户百姓又视作一个“门户”，且都有一个固定的家名，即民主改革前的13个老家名。为便于管理，土司衙门将每一“扎卡”家户的家名记载在门户册内，并载明相应的纳贡、差役。纳贡，又称“贡礼”，同租税合称为“贡赋”，原是百姓在过年和尝新^[255]时自愿呈献给土司的礼物，后来逐步演变为固定的纳贡。纳贡一年仅一次，负担相对较轻。在日常生活中，“扎卡”户最为繁重的负担应属差役。差役又分为“跑差”“支差”和杂役三类。在木里大寺周围，一些“扎卡”户又被称作“朗曾”户，支应世袭差役，主要为土司衙门送信、传案、派粮、抽人补户等，统称“跑差”。支差则是为土司衙门和木里大寺支应乌拉差役，负责运送物资和保护过境官员、商旅等。杂役涵盖了寺院内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差役，包括背水、砍柴、做饭、磨面、清扫卫生等。虽然差役种类繁杂，每一“扎卡”户所对应的差役内容却是固定的。时至今日，你易店村的老人仍然能够清晰地将13个“扎卡”家名同相应的差役对照起来。^[256]

表1 土司时代你易店村的家名与差役

除家名、差役外，门户册还列有每一“扎卡”户耕种的土地数量。民主改革前，土司和寺院直接占有的土地，可分为“差典”地（差地）和“班典”地（官地）。“扎卡”户在为土司衙门承担差役的同时，可获得少量“差典”地的耕种权，每年须向土司缴纳额定的粮税，土地不得买卖或出典^[257]。由于木里大寺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僧众皆为男性，在土司时代，规定女性在日落前必须远离寺院。因而“扎卡”户的差役主要由家户中的男性青壮年承担，由此形成独特的两性社会分工。正如一位你易店的村民回忆：“‘大喇嘛’时代，家里是女儿们做农活，木里大寺是男儿们在服务。”^[258]村内家户中的青壮年男子主要为土司衙门和木里大寺服日常差役，女子则留在家中耕种差地、缴纳粮税、饲养家畜和从事家庭副业生产，以备年末贡赋之需。

然而在土司视野中，差役要比贡赋、粮税重要。倘若一户“扎卡”户逃亡或因故绝户，土司会选择该家户的亲戚或其他家户成员前来顶替。而能否承担起特定的差役，是顶替户获得土司认可的首要条件，也是每一“扎卡”家户长期承袭家名、家屋与“差典”地的重要保障。你易店村及木里大寺周围村落的案例，具体反映出差役、家名和“差典”地获得之间的关系：

案例一：Garongdawa家

桃巴坡村的Garongdawa家曾经是俄亚的纳西族，家名为Dongba，后来搬迁到水洛的沽尼。因为家中的男性祖先勤劳肯干，得到了木里大喇嘛的赏识，就将他们举家迁往桃巴坡，为木里大寺养马。到了桃巴后他们住的地方叫Garongdawa，后来家名就改叫Garongdawa。^[259]

案例二：Baili家

（你易店村Baili家）以前是给大喇嘛家送信的。由于爸爸身体不好，送不了信，妈妈又不允许去给大寺干活，几兄妹还小也干不起活，没有办法，家里当喇嘛的叔叔就回到家中，抵爸爸的差。后来孩子们长大了，干得起木里大寺安排的活路后，家里才渐渐好起来。^[260]

案例三：Yuegu家

我们那个时候还小，但是都知道现在四队就是日帮店Yuegu家的事情。他们家的男的丧失了劳动力，孩子还小不能顶替父亲的劳务，大寺又不允许女的去做活路。他们一家三口就被赶出了日帮店，迁到了康坞大寺去了。后来又重新迁了一家来，迁到这里就叫做Yuegu家，他们和大喇嘛家签订合同，大喇嘛给了他们Yuegu家的房子和地，他们承担Yuegu家在大寺里的劳役。^[261]

上述个案表明，木里土司是否允许某家户承袭登记在册的家名，取决于该家户能否担负起与家名相对应的差役，而实现的重要基础是家户中拥有承担差役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只有家户中的青壮年男性长期向土司和寺院履行差役职责，才能维系家户的家名、家屋和“差典”地。因此，你易店村村民在谈及后代的性别问题时才会指出：“那个时候（指民主改革前）不像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那个时候还是喜欢男孩，只有男的才能去给‘大喇嘛’当差，女的只能在家种地。”^[262]尽管女性担负起耕种“差典”地的社会分工，木里土司时代特殊的体制和宗教信仰，则极大地限制和削弱了你易店村女性成员在家屋日常生活运作中所起到的作用。原因正在于女性无法前往寺院支应差役的禁忌。而这折射出差役在土司认定家名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性作用。在土司看来，附着在家名之下的差役才是最为重要的。百姓只有通过向土司履行差役，方可换取家屋的居住权和差地耕种权。

在土司的观念中，家名的获得与家户承担的具体差役相关，而你易店村的普通百姓却从不同的视角来认知家名。按照传统习惯，当地藏族家户后嗣中只能由一人继承家屋及其附带的财产，其余后嗣须在成年后离开家屋。据村民回忆，土司时代的你易店村始终保持13个家名，并未出现因分家而新增家名的现象。这主要源于土司对家户数量的严格控制。另一方面，每个家户也不愿分家，因分家后又将多增加一份差役和贡赋。当时，家户的继嗣方式实行双系制，子女均有权承继家屋，其余的后嗣或出家，或入赘其他家户。

清末民国时期，你易店村迁入两户新的家户，一户是Dawa家，一户为Siying家。可是在当时村人的眼中，这两户新家户与村中原有的13个家户有所不同。

Dawa是第九世木里香根活佛杰·昂翁绛别·扎巴嘉措父母所居家屋的家名。木里格鲁派“旨古”系香根活佛转世体系始于明代万历年间。传至民国初年，第九世香根活佛降生于康定新都桥，父亲是雅江人衮布泽仁，母亲为原籍理塘的扎西拉姆。为安置活佛父母一家，木里土司将木里大寺下方名为Dawayama的土地赠予活佛父母。Dawa家名即由此而来^[263]。与Dawa家有别，Siying家是土司因应时势变化而迁入的新家户。清末以降，因对外事务增多、汉藏语文交际之需，土司常常延聘汉文秘书。汉文秘书又称师爷，一般由稍具学识的外来汉人充任，主要负责翻译和起草汉文文书、信函，及担任土司谒见中央、省府官员时的随从译员。所以，师爷一职虽无具体职衔，在土司衙门内的地位却甚高。土司对师爷亦敬重有加，派专人供其驱使，年薪也高达上千大洋^[264]。由于木里大寺内一般只留宿出家僧人，为方便师爷到土司衙门（木里大寺内）办公，土司在你易店村择定地基，修建房屋，专供师爷居住。当地村人依据“师爷”谐音，称其为Siying。

作为外来户，Dawa与Siying在民主改革前并不是你易店“扎卡”户所认可的家名。这与家户迁入时间和外来身份没有关联。如清代中叶迁入村内的Lawu家，世代为土司制纸，承种“差典”地，被列入土司门户册内，得到了当地“扎卡”户的认可。Lawu亦成为你易店早期的13个家名之一。

起初，你易店“扎卡”户之所以认定Dawa家与Siying家与之不同的原因，实际在于两者所处的社会阶层有别。民主改革前，Dawa家、Siying家与土司同属于特权阶层，无差役、贡赋等负担，可以共享土司岁入及百姓的差役。这种不同还显现在日常的重要节庆中，一位村人称：“那时，我们13家一同过年，而Dawa家、Siying家同木里土司一起过年。”^[265]在村人看来，两家能够同土司庆祝年节，已成为其社会身份同普通“扎卡”户之间的重要区别。民改后，木里原有的特权阶层消亡，旧有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差役被废止，村落资源得到重新配置。汉人师爷离开木里后，Bengli家由于原有家屋地基残破，迁到Siying家屋内居住，家名改称Siying。两个同样的家名，在民改前后的村人眼中因社会身份的改变而发生内涵上的变化。现今，村民谈到民改后的家名，一致认为村落中最先增加的是Dawa和Siying两个新家名，诚如一位村民所言：“‘Dawa’家、‘Siying’家也和我们13家一样了。”^[266]

二、从“家名”到“家门”：新形势下村落社会结构的演变

民主改革后，制度层面的转变不仅使村民对部分家名内涵的认识有所改变，村落原有的社会等级身份认同亦被打破，为分家和家名数量的增多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从而对村落社区的社会结构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对于分家出现的背景及分家的过程，你易店村民如是描述：

解放以前有33种负担，要给土司上租子。分了家后，人口少了，劳动力不够，这些负担承受不起。家里是女儿们做农活，木里大寺里是男儿们在服务。解放以后家里有了矛盾，慢慢地开始分家了。一般都是老人决定分不分，孩子们是不能说的。由孩子提出分家是最最糟糕的事情。包产到户后到现在，很多家庭都分了家。只要有能力就分家，分家时男的或女的都可以留在老家，只要自己愿意就好。一般最小的一个孩子到了十八岁结了婚，家里就开始分家。分家的时候，家里的财产、土地等平均分配，要是包产到户时就分了地的话，就把自己分到的地带走。要是没有的话，家里其他人的地要分给他，还要帮分出去的家户建房子。^[267]

1956年木里实施民主改革，由土司等社会上层及寺院控制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给百姓、庄子^[268]与佃客，乌拉差役和各种负担被废除。因土司控制的劳役、贡赋等外部社会环境对家庭束缚的解除，以及土地等生存资源的获得，当地藏族民众拥有更多的社会流动取向。区域间的人群流动规模扩大，普通外来户迁入你易店村的数量增加，分家现象开始出现。民主改革后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前，或因家屋残破，或为获取更多土地，从周边村落迁入你易店村的新家户有Gaoli、Abacier、Wangnian、Azhe、Baina、Dazi、Age、Ganxia等8户。由Ganxia家分出的Heqing家，则属于特例。无论如何，你易店村长期稳定的家名构成由此发生变化。然而，随着人民公社成立，土地全部收归集体所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分家实现的资源动力，分家之事仍属罕见。

1983年以家庭经营为主的承包责任制在木里全面推行，根据村落人口基数重新划分土地。包产到户的实施使土地制度进一步发生变化，由土地集体公有制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责任制。家中的成年人均有属于自己的承包地，使扩大家庭中的“矛盾”以分家方式得到解决成为可能。不过，与土司时代不同，拥有足够的土地、财物等资源，已取代了差役负担，成为家屋建立、家名获得的重要基础。

从1983年包产到户到2008年笔者前往你易店村进行田野调查时，村落中因分家新增了29个家名，具体为：Baise分出BaiseZhuoma；Baili分出BailiZhaxi、BailiBianma；Bajia分出BajiaJiangchu、BajiaRenqingzhaxi、BajiaZhaxiyangzong、BajiaWangping；Eba分出Eba－Cier、EbaYiyi、EbaJiaxiali；Shang分出ShangDazhen、ShangKangzhu；Duoluo分出DuoluoTuomiying、DuoluoDanzhu；Lawu分出LawuJiangchu、Zhabayingzhaxi^[269]；Age分出AgeZhuoma、AgeYangzhang、AgeWujinli、AgeDujili；Siying分出SiyingZhaxi、SiyingQingqing；Ganxia分出GanxiaZhaxi、GanxiaJima；Wangnian分出WangnianMali；Heqing分出HeqingCier；Azhe分出AzheZhaxi、AzheZhaxidanzhu，共计13个家名，分出28个新家名。

由这些新增家名的命名方式，我们不难看出，多数新家名是由老家名后缀以分家出去的人名取定的，这同以往家名命名方式差异较大。新家名的名称具有较强的标识性。透过新家名，人们将较为容易地分辨出新家名与哪一家老家名有联系，及分家出去的成员身份。也就是说，多数新家名可以展现出同某一老家名之间存在的血缘关系。在当地，村民往往将拥有同一家名前缀者，即家名源自同一老家名的家户称作“家门”。

在日常的村落生活中，同属于一个“家门”家户间的联系更为密切，突出表现在岁时年节、婚丧嫁娶等重大礼仪场合中。以Siying家为例，民主改革后，搬入Siying家屋中的Bengli家Cichengbading，改用Siying家名。其子Siyingrenzhenduji与Axi家的Zhuoma婚后，育有一女四子。分家时，长女Siyingqincuo承袭Siying老家屋，二子和四子另建家户，分出SiyingZhaxi家和SiyingQingqing家，三子入赘扎西坡村的Zhaxi家，幼子则在木里大寺出家。因而老家名的继承仍然采取双系继承制，分家、入赘、出嫁和出家为僧是家中其余后嗣的主要流向。而按照你易店当地的说法，Siying家、SiyingZhaxi家和SiyingQingqing家同属于一个家门。

2008年2月14日，Siying老家屋举办婚宴，未来的继承人Sulangduji迎娶AgeZhuoma家的Nangrilamu。婚宴过程中，来宾馈赠的各种贺礼名称、数量被详细地列在一张专门的礼单上。通过对来宾与Siying家亲属关系，及赠送礼物种类、多寡的对比分析，可以从侧面展示出同一“家门”家户之间的关系程度。

表2 婚宴礼单^[270]

续表

上列婚宴礼单，只包括来自你易店本村的家户。周边其他自然村家户参加婚礼时，一般以十到百元的现金作为贺礼。你易店本村家户参加者通常赠送自家酿制的黄酒或啤酒，贺礼的分量同送现金相仿。以实物代替现金的原因在于，婚宴对酒水的需求量较大，送黄酒或啤酒是对举行婚宴家庭的变相帮助。此类家户同新郎家关系较为疏远。值得注意的是，与新娘娘家AgeZhuoma家同属一个家门的Age家也只送来啤酒一件，据说这是因为嫁女的缘故。主婚人和新郎远亲的贺礼相对重些，改为牲畜礼。在村人的观念中，入赘的子嗣虽使用女家的家名，但是同老家名及“家门”家户仍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往来和情感联系。所以，受邀者中同属于Bajia“家门”家户的礼物除黄酒或啤酒外，还增加牲畜礼或禽蛋礼。关系最近的Siying家“家门”SiyingZhaxi家和SiyingQingqing家赠送的贺礼分量则最重。而入赘日帮店村的Dudu只以现金作为贺礼，同入赘Siying家的Gongbu的老家名Bajia家及其家门家户形成鲜明对比。依当地习俗，入赘的子嗣对老家名家户及其“家门”家户并无义务，但老家名及其“家门”家户却要对入赘子嗣给予帮助。

三、结 语

家名作为家屋的社会符号和标识，与政治属性、社会结构、文化习俗等多重因素息息相关。在既往的研究中，学者已经关注和探讨过家名在社会运作中所起的作用。但是通过对土司时代你易店村家名的分析，可以看出，土司同“扎卡”户之间对家名的认知是有所区别的。土司视差役为某一家户获取家名，载入门户册的前提条件。而“扎卡”户则将家名同社会分层牵连起来。这就提醒我们或可转换视角，从横向层面以不同社会阶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家名的社会内涵。

若从社会演变的纵向剖面解析，则可发现你易店村家名内涵的动态流变。而这一发现或许可为现今新形势下家名在藏区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及其演变趋势提供一个新的个案依据。在民主改革后，原本以履行土司差役获取家名和“差典”地耕种权的“扎卡”户，从差役制度和土司的控制中解放出来。随着差役枷锁的废止和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特别是包产到户后，个人获得土地承包权，有能力自立门户时，分家成为村落中的主流趋势。大量出现的新家名，与以往命名方式不同，从名称上即可一目了然地辨识出多数新家名同老家名之间的血缘关系，形成名为“家门”的新的社会组织体系。这些家户通过日常生活交往显现出同一“家门”间的密切关系。当然，从“家名”到“家门”的演变，出现时间尚短，要全面地把握“家门”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角色，还需要作更为细致地田野调查和研究，亟待学界的进一步关注。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