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纸为主体

自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的，很可能是国人最早的第一份报纸《昭文新报》开始，历经维新派的改良愿望，再到革命派的暴力推翻清政府的主张，这期间国人创办了很多报刊，这些报刊都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暴露的条件下诞生的，不可避免地要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等进行奔走呼号，因此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便成为此时报纸报道的内容取向，此时的报纸中充满了政治观点的介绍与解读，报纸俨然成为了“观点纸”。

这里将“观点纸”阶段分解为三个具体历史阶段来梳理其报纸的发展历程及传播的主要内容。

一、国人自办报刊的开端时期

尽管从实质上说，外报都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舆论工具，但客观上起到了开阔国人眼界、启迪国人心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尤其是在新闻观念和报刊业务方面不自觉地为国人自办报刊提供了借鉴：在对报刊理念上，西方报刊重视出版自由的观念传入中国；报刊内容上，已经不单单发表论说了，对新闻、文艺内容和广告都开始重视；在传播机构上，西方近代化的报馆纷纷在华出现；同时在传播技术手段上，铅字技术和印刷机都引入到了中国。

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城市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重要发展，西方文化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不断加强，中国人出版近代报刊的条件初步形成。正在兴起的洋务运动和要求社会改革的思想潮流，直接推动了中国人自己创办近代报刊的出现。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国人自办的报刊至70年代初，终于在汉口、香港、广州、上海等地诞生，其办报人主要是洋务派官员、商人和要求改革的知识分子。

这里主要列举两份比较有代表性的报刊：

《循环日报》每期两小张四版，第一版为商品行情，第二版（有时部分占用第三版）为新闻，第三、四版为航运信息及广告。商情和广告占大多数版面，是一份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报刊。

但同时它被公认为中国第一份政论报刊。创办者王韬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为立论宗旨，在其写作的论说中，积极鼓吹国人应该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理念与技术，要求国内的改良变法以求得富强来抵御外敌。其论说大多是针对客观时事来发表的观点，从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角度切入，如主张造舰制炮，开矿办厂，兴商富国，同西方进行商战。同时对西方的议会政治和君主立宪制度特别肯定，对中国守古不变的陈旧思想进行了抨击，主张变革。对中国的人才培养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积极主张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对科举考试的形式进行了批评等。这些论说所传达的思想和主张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也为康梁等人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舆论基础。

总之，以王韬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通过创办一系列的报刊来完成政治主张的传播。宣传的侧重点是要改变中国陈旧落后的政治管理体制、人才培养与选拔机制等，主张发展本民族的资本主义经济，鼓吹向西方国家学习其科学技术，在中国积极制造机械、挖掘矿藏，使中国日益强大。同时，这些报刊虽然都力主向西方国家学习，但也都表现出了明确的反侵略爱国立场，将自己和外报区别了开来。它们通过新闻和言论，不断陈述列强窥视我国的危险局势，要求当局保持警惕，加强戒备。对外人在华的专横行径和不平等条约的特权，经常有所鞭挞和抨击，并宣传抵制列强对华的经济扩张。其思想的阐释主要是借助论说这一途径来完成的。

二、维新运动期间创办的报刊

19世纪9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也掀起了第一次办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一百一二十种，其中80%左右是中国人自办的，以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及与它有联系的社会力量创办的报刊数量最多，影响最大。^[8]这些报刊在中国内地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很多的沿海和内陆城市都有其出版发行。这些报刊打破了外报在中国的舆论优势和垄断地位，对当时的维新运动进行了积极的舆论上的配合，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重要舆论力量。

主要报刊一览表：

维新派创办的这些报刊是在康有为的积极领导下进行的，其直接刺激动因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以康梁为代表的觉醒的民族知识分子，因这些民族觉醒者经过多年的游历与不断地学习，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一定的认识，所以变法维新的呼声在公车上书后迅速掀起浪潮。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时代环境下，倡言改革的报刊渐渐登上媒介舞台，尤其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创办的报刊主要都是围绕着“变法维新”这一核心主张展开的。

以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为代表，其创办宗旨即为“变法图存”，而梁启超正是通过在该报发表大量的论说向民众阐释变法的主张的。影响较大的论说如《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和《变法通义》。

梁启超的观点集中地代表了当时维新派报刊的主要呼声。他在这些论说中，列举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报刊的积极作用，把报刊比作“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认为“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不了解世界形势，不闻问国内大事”，这是“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愚患，不能告之君”，这是“有喉舌而无喉舌”。起“废疾”，助“耳目喉舌”，就要依靠报馆。报馆是“去塞求通”的开端。同时在变法主张上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法”是“天下之公器”，“变”是“天下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之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骋之。呜呼！则非吾之敢言矣”等，据统计，《时务报》共发表政论文章133篇，他一个人就写了60篇，^[9]梁启超的文笔特别棒，在这些论说中，他往往采用骈散结合的笔法，饱含激情地表露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忧之情，表达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其文章恢宏气势，富于情感性，成为广大读者追捧的对象。

以《时务报》的政论为代表的报章文体，被誉为“时务文体”，受到很多读者的青睐，同时梁启超这种报刊政论的风格也影响了当时很多报纸上政论文的写作。

具体来看，《时务报》上发表的论说其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宣传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展开的。如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必须变法才能保国保种，同时认为在中国改变教育机制，废除科举、兴建学校来培育人才。还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治等。这些内容都是紧紧围绕着“变法图强”这一宗旨展开的，通过各种观点的发表呼吁舆论，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求得自上而下的变革来增强国力。

三、辛亥革命前后创办的报刊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并没有停止办报来宣传其改良主张，他们在海外继续办报为维新主张积极奔走，除了攻击“逆后贼臣”之外，继续进行思想启蒙，介绍西学，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宣传，在一定范围内仍然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毕竟这种主张没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彻底的改变，更重要的是随着20世纪初民主革命风暴的到来，他们的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主张，已经满足不了人们振兴中华的愿望，反而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声音渐渐被人们所接受，成为时代的主流舆论。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在海内外创办报刊，进行民主革命的鼓吹，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活动的第一个高潮。

主要报刊一览表：

1．同盟会成立前

2．同盟会成立后

续表

这一历史时期中，维新派与改良派的报刊有所交集，当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流亡日本后继续创办报刊来宣传自己的维新主张，借助《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来阐释要求清政府“主持清议，开发民智”。

《清议报》的新闻传播关涉到两个层面。一方面对慈禧太后和荣禄等这些统治者的倒行逆施进行猛烈的抨击，歌颂光绪皇帝的圣德，力主保皇派报刊积极宣传尊崇皇帝的统治，要求将国家的统治权力交还给皇帝。另一方面，对民众的思想继续进行开化式的宣传，热烈地倡导民权，着重以哲理启迪国民，对西方君主立宪制度推崇有加，积极主张君主立宪。

在《新民丛报》的宣传中，梁启超积极主张国家的强大需要国民思想的开化，因此《新民丛报》的宗旨是：本报取《大学》新民主主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破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10]

无论是请愿清政府自上而下开明统治，还是主张维新国民，这一阶段的维新派报刊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将报刊作为战斗的武器，发表大量的论说来努力阐释政治主张，为改变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积极奔走。

这一历史时期国内还出现了一批民办报刊，虽然创办者与维新派并无派系上的直接隶属关系，但在传播内容上仍然是倾向于改良思想的。

如英敛之和他的《大公报》，其宗旨是“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这份报刊一向以敢言在社会上著称，发表大量严肃的论说，宗旨在于为广大的穷苦民众说话，积极鼓吹社会改良，对清政府的一些弊端和腐朽统治进行无情的揭露，从不以牟利为宣传目的。还有《时报》、《京话日报》等，都是借助论说主张温和的社会改良的，同时关注民众思想的变化，主张开启民众沉睡的思想，改变愚钝、腐朽的社会现状。

尽管维新派的思想宣传鼓舞了一批青年人，也一定程度使国民的思想得到了开启，但是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并没有改变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其主张已然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顺应时代需要，自下而上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政治要求日渐强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此为政治主张，迅速在社会上掀起创办要求暴力推翻清政府，要求流血革命的报刊浪潮。

像《中国日报》作为兴中会的机关报，其主要的宣传内容是：积极宣传爱国救亡，揭露和谴责列强的侵华罪行，猛烈抨击了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昏庸腐败，声援中国的反帝爱国斗争；初步宣传了天赋人权、自由、民主等资产阶级思想，赞美共和制度。曾发表《论民权》等文章，《论民权》指出，人莫不有自由之性质，中国封建君主是“独以一人侵天下之自由，而皇然奉以至尊之号的民贼”称颂欧美的民主政治，宣传民主共和制度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欧美的民主制度都是通过流血争取到的，中国要实现民权之治，要“冲二千年之网罗，解二千年之束缚”也必须流血来争夺。认为“造物之生人原赋以自由之性，人生之乐趣，无过于自由之权，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国国鼓自由之气，人人思自由之权，将使全地球之尽变为民主之国而后已”；宣传反清排满。这是该报相当突出的内容，创刊伊始，就喊出了富有反满思想的复兴中国口号，曾全文发表章太炎的《解辫发说》等鼓吹排满的文章，称赞这些文章“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着痛，当推此吹为第一”强烈表明了该报的排满立场。^[11]

像《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报更是将孙中三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作为宣传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对其中的“民族”主义宣传特别多，这也是该报全体同仁的志趣所在，并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都没有离弃该项内容。主张以暴力方式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是革命派的核心思想主张，所以在该报上刊登了大量的明确的排满文章，而且还刊登明末抗清的典型事迹和黄帝、朱元璋、洪秀全、岳飞等汉族祖先和民族英雄的肖像。同时，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十分向往，积极推崇在中国建立如此之制度，明确发表文章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和君主立宪主张，通过发表论说让民众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是不会垂手放弃现在的政权的，更不会和平交出政权，唯有通过流血牺牲，用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清政府，民众的各项权利才能够得到保证。

与海外的革命派报刊遥相呼应的还有内地以于右任创办的《神州日报》和“竖三民”为代表，虽然在国内紧张的舆论环境下，未有倡言革命的宽松氛围，但也积极地为革命主张行动着，像《神州日报》不轻易作过激言论。新闻评论应该是直接表达观点的一种写作风格，但是该报在评论中很少直接发表对革命的倾向性态度的文字，而是采取侧面表述的形式，含沙射影，比如借传播沙皇俄国的暴政来抨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关键时刻也采取直抒胸臆的笔法，比如秋瑾被害后，曾经发表社论直接斥责主凶绍兴知府贵福为嗜杀仇新、欺罔害民的国人之蟊贼等。像《民立报》，它的革命宣传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日益激烈，武昌起义前，曾以通栏大标题直接训斥清政府为“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府”大力声援全国各地的保路运动，痛斥清政府伪立宪的阴谋等，都积极地为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努力宣传着。

总之，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虽其政治见解和主张截然相反，功过是非自有历史去判断，但毋庸置疑的是报刊这种舆论利器都成为两派政治传播的工具，而且是无可替代的工具。适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内环境与民族危机，维新派与革命派都关注到了应该掀起改变的舆论浪潮，尽管两派最终都没能充分调动下层民众的积极性，没能对最广大民众的思想进行彻底的洗礼，其最终没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局面，但是两派所起到的舆论先导作用是不可抹杀的，这与报刊这个平台阐释的各种主张不无联系，因此，这一历史阶段中新闻所传播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以阐发观点、主张为主要分量的构成。此时的报刊俨然成为了“观点纸”，相对来讲，注重时效性的、动态性的新闻报道、新闻信息较少。这种局面的打破其实在20世纪初年的时候有了萌芽状态，像内地的大量改良派报刊，维新派报刊的部分版面以及革命派报纸的部分版面都涉及时事新闻的传播，在维新派与革命派各自为政治见解积极宣传的这种政治派别性新闻盛行之时，既已裹挟着注重服务性和信息性的新闻报道了，这种裹挟并行发展的局面在20世纪初年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