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全集》

今年一月去台湾，最想看的书是《傅斯年全集》和《钱穆全集》。陪同人员中有一位年轻的博学之士，他在台南一路上和我谈文史，谈中国文化，尤倾服陈寅恪先生，陈先生的诗他几能全背。我问他看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没有？他说：“早听说了这本书，但是不敢看，怕的是感情上受不了。”这种感情，这种境界，非常人所能达，怎不令我吃惊和感动！而这位青年并非专业文史人员，他曾留学美国，所学与文史无关；现在在台湾，又是在帮人做生意，则其人之服膺中国文化，熟读大师之作，更难得了。我问及台湾出版傅斯年和钱穆全集事，他对《钱穆全集》能言其详，说是大字精排，共有多少册，他藏有一部，惜旅途之中不能带来给我看。对《傅斯年全集》，他说不清楚。到台北，停留日期甚短，到临走上飞机前，才有空由一位朋友陪我匆匆去了书店，目的就在访求这两部全集。走了三家书店，全落空。其中一家，经电脑查询，竟说从来没有这两部书。怏怏而去。只是为上海的一位美食朋友买了一本《食谱》，真所谓文化的偏离也。

这些年，尚能断续地看到钱宾四先生一些书，不见《全集》，其憾尚小。于傅孟真先生之作，全是早年印象，渡台之后，全不知其所作。只从《中国文化》第十二期得见以《现代文化现象》为题的一个小辑，载台湾学者论傅斯年的三篇文章和傅斯年的遗作两篇，为两岸学术文化之久隔稍通消息，觅傅集之意乃更切。数月前，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先生来上海，酒席宴上，我偶语及此，万雄慨然云：“我寄给你。”

月余之后，忽然收到从台湾寄来的《傅斯年全集》，寄书人署台湾商务印书馆而不名。后知是张连生先生，急函致谢，并询偿付书款之法。张连生先生是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我和张先生只是在沪港两晤而交不深，远道承劳，盛情可感。信去后，张先生忽来电话，殷殷道及此书是他购来赠我，他原已告知万雄。后万雄复来上海，也是如此说法，并谓张先生所购是台湾坊间所存最后一部。承张陈二先生盛情，我乃得偿宿愿。

胡适序是为一九五二年《傅孟真先生集》所写。由胡适作序，是最恰当人选。师生之谊，朋友之交，共事之情直至傅氏作古，两人相知可谓最深。胡适不只一次说过：“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顾颉刚等二三人说的。”⁽¹⁾在这篇序文里，胡适对傅斯年评价极高。他这样说：

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全集》分类编次为，第一与第二册收录专著六种；第三册为学术论文及序跋；第四册为文史评论，包括文字类、历史与思想类、发刊词、书评及论学信札；第五册为国内与国际问题的政治评论；第六册为教育评论；第七册为杂著，包括人物评论、《新潮》通讯、一般函札、杂文、诗。

全书有一特点，即收入傅氏学生时代著作颇多，《编辑凡例》有云：“先生自就读北京大学时起，迄于自欧陆归国时止，学生时代之论著颇丰。先生治学之历程，可于是觇之；且当年开通风气，此类论文，厥功甚伟，就学术史之观点言之，亦不宜不存此文献，故分类编入各册之中。”此不失为允当之言。傅斯年早慧，一九一八年，以二十三岁之年，在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当学生之时，与同学二十人创“新潮社”，继《新青年》而起，编印《新潮月刊》，主张文学革命，力持发扬人的文学；昌言解放学术思想，打破传统束缚，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进而推广此种主张及于社会制度，反对故有家族制度，倡导妇女解放。当时言之，确是离经叛道，惊世骇俗，谓之曰开通风气，不亦其宜！《全集》中，此类文字数量甚多，今日读之，犹觉痛快淋漓；当年傅斯年如此，其胆之壮，其识之深，其论之闳，令人倾服，正不能以其为少作而轻之，宜其和他的学术著作及论文并存而为双璧也。在《新潮》时代的文字中，傅氏亦不乏学术之作。他为文以快以多著名，往往在一期《新潮》中，他有多篇文字，这些文字又复具多种风格，其中的学术作品亦有精见，已可见其早慧。所遗憾的一点是，以傅氏这样的学术大师，他的学术成就，应该还能更上一层，其所以止于此者，恐怕和他多年以来担任了学术组织领导的工作，其势不能兼顾有关。然统观全局，他在这后一方面的工作亦得硕果，约略言之，可以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一派的代表，则个人为学之得失，也就无足深惜了。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原载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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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孟真先生年谱》引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