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到这样多的枪后，马上将附近各县的袍哥兄弟和大小股匪纠集起来，编成一个团，自称团长，报到杨春芳部。这时熊克武、刘湘正在酝酿争夺地盘的战斗，熊派吴玉章为代表来收编我们，委杨春芳为第一旅独立旅旅长，我为杨旅的团长……
上面的文字是《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里的一段话，讲这段话的人可能人们并不熟悉，但在二十年前，他的故事在四川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他就是电视连续剧《傻儿师长》的原型——四川军阀范绍增。
要深入理解范绍增的这段话，先得讲讲当时的时代背景。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各种势力风起云涌，它们都在极力填补着皇权旁落后留下的政治空间，如同盟会就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团体，而在四川最为活跃的则是袍哥组织，他们代表着地方的政治新势力。袍哥组织来自民间，渐渐成为一方草莽英雄。
四川早期的大军阀几乎都是袍哥出身。我们从范绍增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枪是权力的象征，拥有枪的多少决定了他们在军阀中的地位。文中提到的杨春芳就是一个善于用枪的军阀，他深知枪的重要性，用枪换鸦片，在获得暴利后，又买枪壮大自己的队伍，而就在这一期间他迅速成为四川一股不可小觑的武装势力。
杨春芳的鸦片买卖大多跟凉山有关，他分别在民国五年（1916）和民国七年（1918）最为混乱的时候两次进入雷波，以九子枪换鸦片，前后输入枪支上千支，当年到凉山考察的西部科学院考察队员都惊叹道：“凉山武器，遂灿然大备。”
就是因为杨春芳将枪与鸦片的交易习以成为江湖风气，从而增添了彝人在边地的话语权重，改变了小凉山的地缘政治格局。
在民国七年以前，汉人袭前代之余威，虽夷务日形败坏，而夷人慑于汉人之快枪洋炮，尚未十分轻视汉人。及大规模输入枪械之后，遂如虎生翼，为所欲为。边地糜烂，遂从此始。故民国七年，实为雷马峨屏各县夷务遽变之关键也。
（《雷马峨屏调查记》）
据《马边彝族自治县志》大事记中记载，“民国六年，马边油榨坪被焚”，“民国七年，烟峰、三河口被焚，乡场废”……其实，这些事件并非偶然，它们是凉山那段时间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的一部分。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彝人大量拥有枪支之后，在汉人看来是边地的安稳再度受到严重挑衅，而在彝人看来这不过是为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而已，但也让政权当局大为震撼：“凉山夷人，因支派复杂，恩怨各殊，能于自相混战之际，举行大联合，以侵略汉人。其计划之伟大，运用之敏捷，实可惊异。”（《雷马峨屏调查记》）
枪和鸦片的转换，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这可能是连军阀杨春芳也没有想到的。
那么，凉山的鸦片是怎么来的，它跟那个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关系？
凉山地区种植鸦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以前。道光十一年（1831），四川总督鄂山向朝廷上奏的《查禁鸦片烟章程》，就说明凉山彝区鸦片的种植是在清朝道光之前：“据称川省五方杂处，间有吸食鸦片烟之人，会理州、平武县一带毗连番界，尚有种植罂粟花处所。”（《清实录·道光朝实录》）云南的烟土就是从四川彝区带进去的，“滇土由夷地行，贱食贵买，夷人利之”（《李星沅日记》）。
史学家一般认为，鸦片进入中国是18世纪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发动的一场贸易战争，鸦片不仅让国民身心遭受毒害，还让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财政日危，致使禁烟之声日渐高涨。但在鸦片的高额利润面前，私种鸦片的诱惑非常大，川、滇地区由于地理、气候等独特的条件成为私种鸦片的主要产区。
其实，清政府不是不知道鸦片的危害，就在鄂山的这折奏书中，他还对私种、私食及疏于重惩种植鸦片等方面给予了建议。鄂山还在其中特别提到了凉山地区的会理州，说明这一带确实是鸦片种植肆行，已到了不得不严加查办的地步，《清实录·道光朝实录》就记载道：
其会理州等处，私种罂粟花地界，著饬该地方官于编查保甲之便，遍历查看。如有私行种植，立即犁毁，将地主治罪，田土入官。并严饬各土司晓谕夷民，毋得私行栽种。令该土司每年冬间亲往履查，如有私种，即行拔毁。将夷民照例枷责，田土归土司招种，傥该土司不认真查察，即参革示惩。
应该说，这一时期彝区种植鸦片的数量并不大，区域也比较分散、零星，而相比之下，汉区种植鸦片更为普遍。但随着此后几十年的禁烟运动，即从道光到民国初期，汉区种植鸦片的罂粟地渐为绝迹，这跟清朝对禁烟律法的严苛有关，比如栽种罂粟为首者，“发极边烟瘴充军”；开设烟馆的首犯，“拟死罪”；平民吸烟在一年半者，“拟杖流”。
清政府曾经在道光时期颁布了禁烟令章程36条，条条都是对种烟、贩烟、吸烟的人惩戒，因为“吸食之弊一日不断，则兴贩之来一日不绝”，而对犯罪之人“不得稍从宽宥，今定以死罪，立限严惩”（《清实录》）。清政府不是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也不是没有防范的措施，而是整个行政治理体系效率低下，治标不治本，鸦片烟毒害终未根治。
而就在汉区的高压禁止下，彝区私种鸦片却开始兴盛起来。
彝区是中原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空白，山高皇帝远，它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为种植鸦片提供了绝好的条件，而彝区鸦片的输入最早就是由汉人带来的。
邻近马边的美姑县巴普地区，是在民国前开始种植鸦片的。“1909年，由住在三侯以达山背后的黑彝井曲达仁的父亲从汉区带回鸦片种子，在汉人指导下进行试种而开始种植的。普雄瓦吉木乡则在1911年后，因汉区有对鸦片种植的禁令，汉人烟贩到布吉洛（中普雄）一带租地种烟，以后彝人也就逐渐种烟。马颈子和阿尔乡也都是在这个时期传入的”（《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
民国学者张云波考察彝区后，在《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中写道：“周围二千余里，少数之兵，封锁看守，自难周到，偷运者甚多。看马边市面之银币即知，向夷地买鸦片均用银子，一个月内每两银价由六元涨到十四元，需要者多，遂将银价提高。且贩烟者多为特殊阶级，武装走私，地方政府有时也无力干涉。”
其实，当时的彝人对鸦片并没有什么好感，吸食者很少，主要仍然是汉区对鸦片的大量需求，导致了地下市场的泛滥，烟土屡禁不绝。“烟苗之所以未能根绝，是因为夷区里面，黑夷包庇种烟，汉官势力一时不能达到，所以没有办法……但（黑夷）他们根本不喜欢种烟，不过因为汉人需要此物，常常来买，所以就种起来。只要汉人不买，夷区禁绝，不成问题”（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
这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现象：“故烟禁弛，夷地种烟少；烟禁紧，夷地种烟多。”（马松龄《四川边地行纪》）而鸦片的此消彼长，带来了汉彝间贸易的兴盛。
学界有人还认为，鸦片也带来了近代彝族社会的巨大变迁，“开启彝汉族群互动大门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鸦片的内地严禁和凉山弛禁。这个因素造成彝汉民之间空前的接触与相互交往，从而成为彝族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之一”（巫达《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
马边一带小凉山地区“气候温暖，雨量适中，土壤肥沃，又多山水灌溉之便”（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但种烟需要掌握种植、收烟、割烟的技术，彝人并不懂这些，所以最早是请汉人的“烟把式”（师傅）来教，这就解决了如何利用偏僻的山地、河坝种植鸦片，以及如何选择土质、稳定产量等技术问题。
由于鸦片种植与收割都有一定节期，在此期间边地运入大批汉工，事毕后又送汉工出夷境，这是彝区一道奇特的景象。民国三十二年（1943），人类学家林耀华在凉山考察时就遇到了一个80多人的队伍，他们就是专门到夷区去收割鸦片的汉工，带头是个50多岁的人。在同他聊天的过程中，林耀华了解到：
（这群人）受着黑彝保头的担保，荷枪护送进入夷区，在马颈子（今雷波县附近）北部一带，收割鸦片。工资则以收割数量为标准，每割鸦片八两，抽出一两为工资。老者每日割二十两，可得工资二两半。事后到汉地销售。该年三月间夷地鸦片的价格，一锭银购三两鸦片，那时银币一锭银值国币千元。鸦片运至汉地，每两值六百元，三两共计一千八百元，得利约双倍。因是边地流氓不顾性命，时常往返夷地，贩运鸦片。
而一到收割季节，交易市场也活跃起来，大批的烟帮来到马边收购鸦片。
在早期，烟贩常常是针对彝人的喜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贸易，所以他们带来了日常生活用品，如盐布酒锅、洋广杂货等，这些都是彝人最需要的东西。当时，马边是小凉山区北部的交通枢纽，盐贩在周边彝区收购鸦片，然后集中在马边县城卖给烟帮，这些烟帮其实都是有资金实力和武装押运能力的团伙，是地下黑市的隐形力量。“马边一县每年偷入夷地种烟者，约在千人以上，边境甚长，实无法清查”（张云波《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马边籍文化名人李伏伽先生也曾经在《旧话》中如此回忆马边贩烟的情形：
每年春夏之交，收割鸦片的季节来到，外来豪客，本地官绅商学，袍哥地痞，以至家庭妇女，只要有点能耐的，都千方百计弄来白银、枪支、珊瑚珠子、盐布酒锅、针线花边、腊肉米酒……前往彝区赶烟会，收购和调换烟土。没有钱的便去帮助收割、背运、做杂活。这种生意其所以有这般吸引力，是因为它花的力气少，时间短，而利益很大。要是搞得好，只需一两转，便可获致一年半载的衣食。
1913年，德国人弗里茨·魏司被委任为驻川总领事，期间有过一次凉山之旅，到过马边、三河口、峨边等地，这张照片即是他在路途中拍到的彝人群落。图片由四川省外事办提供。
由此可见鸦片市场对地方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加大了货币的流通，彝人后来接受白银交易鸦片就是受此影响，传统的以物易物方式得到改变，物价和消费也随之起了相应的变化。如果推及深远的影响，实际上这就是现代学者们所说为封闭的彝族社会输入所谓“现代性”的开端，而它的影响甚至可以追溯到今天。
而最重要的变化是以鸦片换枪。
过去彝人虽然强悍，但使用的武器不过是弓箭、刀等传统冷兵器，面对汉人的先进武器还是心存畏惧，而当彝人也拥有了枪支之后，情况大为改变。民国三十年（1941），四川省边区施教团到小凉山考察，就发现彝人拥枪非常普遍，枪支是家庭的重要财产，很多家庭拥有的不止一支枪，而若是一个家庭有了三支枪，更是威力无穷，彝人出门浑身是胆，不把汉人放在眼里。
枪让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抢娃子”和“打冤家”越演越烈，可以说对族群的关系、彝汉的和谐、地区的安定都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但另外一方面，彝人的力量增强了，枪支可以挑战国家意志，甚至也可以改写新的西南边疆史，而这一切的可能性皆来自于枪。
民国初期，在瓜分鸦片带来的巨大黑金中，各路力量都汇聚到马边，军阀、官僚纷纷占山为王，大肆种植鸦片烟，而这中间引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开垦热潮，马边俨然成为财富的风水宝地。而就在这一时期，各种垦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同鸦片种植有无关系？在地方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它们将为这个边地小城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后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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