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毒品问题现状

二、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毒品问题现状

众所周知，“金三角”、“金新月”、“银三角”是世界知名的三大毒源地，而我国却与其中的两大毒源地——“金三角”和“金新月”毗邻，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带给了中国人民更多的需要解决的毒品问题。尽管我国政府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这些成效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但正如2006年的中国禁毒报告所描述的那样:“当前，我国禁毒人民战争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但毒品问题发展蔓延的总体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禁毒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首先，“金三角”地区仍是对我国危害最大的毒源地，流入我国的海洛因绝大部分来自该地区;其次，“金新月”地区对我国的现实危害逐步加大，阿富汗毒品直接或经周边国家向我国渗透的趋势进一步加剧;再次，海洛因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新型毒品问题却又来势迅猛;最后，易制毒化学品走私出境和以非法渠道流入国内的问题依然突出。^[4]

翻开世界地图，查找与“金三角”、“金新月”邻近的中国地区，映入眼帘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这些省、自治区，都是我国西部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腹地。正是由于这种“地利”之便，新疆成了“金新月”毒品向外渗透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地区。新疆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上的17个口岸，成为“金新月”毒品向中国渗透的“通道”。据相关报道，2006年前9个月，乌鲁木齐市已破获十五六起“金新月”毒品案，缴获毒品20多千克。而在2005年，全自治区查获的同类案件仅为10起。^[5]

与新疆相比，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毒品问题更加严峻。正如国家禁毒委员会在《2006年中国禁毒报告》中所指出，虽然“金新月”毒品对我国的现实危害在加大，但“金三角”地区仍是对我国危害最大的毒源地，我国消费的海洛因绝大部分仍然来自该地区，此外，虽然海洛因的输入数量在下降，但冰毒等新型合成类毒品的数量却呈明显上升趋势。

据报道，过去，“金三角”地区的毒品先是运往泰国，后再转运到欧美和世界各地，而现在却有40%的毒品经由中国转口，其转运路线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从东缅甸—昆明—南宁—香港;第二条是从东缅甸—昆明—西部(乌鲁木齐)—哈萨克斯坦;第三条是从缅甸、老挝—越南北部—广西凭祥—内地。^[6]从毒品的转运路线我们也可以看出，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成为毒品转运的必经之路。

地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云南省，直接与“金三角”地区山水相连。从最早的毒品过境到今天的过境及消费，毒品问题严重制约了云南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这里的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云南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全省4 060余公里的边境线为毒品进入中国提供了天然的通道。1999年，云南省被公安部列为毒品问题重点整治省份之一，而所属的巍山彝族自治县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列为全国毒品重点整治地区之一。2005年，云南缴获冰毒2.62吨，占全国缴获的冰毒总量的48%。^[7]而据公安部统计，2006年云南省缴获海洛因占全国缴获总数的73%，缴获鸦片占全国缴获总数的88.7%，缴获冰毒占全国缴获总数的58.5%。而抓捕的毒枭、重要毒贩和重大涉案在逃嫌疑人占全国抓获总数的97.2%。^[8]2006年，云南省各级法院所审理的刑事案件中，81.9%是毒品犯罪案件。^[9]2007年4月，中缅边境云南临沧边防警方开展声势浩大的“夏季扫毒”行动。活动开展的头五天，平均每天查获一起毒品案件。^[10]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云南已经成为毒品重灾区。为了帮助云南人民早日解决毒品问题，国家加大了在云南的禁毒资金和人力投入，如扩充了缉毒警察队伍，配置了缉毒警犬，建立了专门的禁毒培训基地，等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其西南部与越南接壤，凭祥地区是“金三角”毒品自越南北部运往中国内地的必经之地。继云南之后，广西成为又一个毒品“中转站”，毒品对广西渗透危害越来越大。随着“金三角”核心毒区逐步北移，毒品种植和加工主要集中在紧靠云南的缅北地方武装势力控制地区，这对广西造成了直接的威胁;随着欧亚大陆桥的开通和西部大开发，西北境外“金新月”毒品对广西的潜在威胁也很大;东南沿海境外贩毒集团则不断将一些新型毒品和制毒技术传入广西境内，致使区内制毒风起，臭名昭著的“制毒专家”林棋桐、李雪岚即出自广西。上述因素，导致广西境内的海洛因问题尚未解决，冰毒、摇头丸等苯丙胺类兴奋剂问题又来势凶猛;从而也使广西境内的毒品消费市场更加活跃。全自治区内现已有5万多在册吸毒人员，其中4万多人流落于社会上，而这些人中的60%以上靠以贩养吸来度日，这无疑又激活了零星贩毒市场，从而给公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增加了压力。1999年，广西被公安部列为毒品重点整治省份之一，区内的靖西县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列为全国毒品重点整治地区之一。

贵州是西南地区的内陆省，由于地理及历史原因，贵州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全省的国家级贫困县有50个，仅次于云南省。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贵州已经从毒品通道转变为通道与消费并存，并形成了以贵阳、六盘水、安顺、毕节、遵义为中心的毒品地下消费市场，吸毒者已经接近6万人。此外，由于云南省加大了对毒品的缉查力度，境外毒贩原先苦心经营的一些通道或中转地被打掉或被控制，这导致大量的毒品通道及批发地转到了贵州境内，贵州开始成为毒品的二线集散地。1999年，贵州被公安部列为毒品重点整治省份之一，而贵州辖区内的六盘水市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列为全国毒品重点整治地区之一。为了逃避打击，降低成本，零星的毒品贩运取代了原先的大宗贩运，大量的贫困山区的农民加入“贩运大军”的行列之中，外出贩毒人员逐年增多，据调查，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云南等地都有贵州籍的农民从事贩毒犯罪活动。2000年6月，温州市禁毒办通报，1999年以来，当地抓获贵州籍贩毒人员181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分别占当地贩毒人员总数和外省籍贩毒人员总数的13.6%和55.5%;贵阳市公安局通报，2001年1—6月破获的毒品犯罪案件中，有65%以上的贩毒犯罪分子系贵州织金籍的农民。^[11]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山区，为了治病和快速改变经济状况，在不良风气的诱使下，他们又开始种起了罂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