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政治小说的翻译

1.日本的政治小说与中国的政治小说

日本政治小说翻译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对日本文学译介的肇始，也是中国近代翻译文学高潮到来的标志。

“政治小说”这种类型的小说，不是日本的原产。自古代文学到政治小说出现之前，日本文学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超政治性或非政治性，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文坛流行的是假名垣鲁文之流的所谓游戏小说（“戏作”）。传统上，日本和中国一样，认为小说是妇女儿童的消闲品，壮夫不为。1874年，日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一方面要求政府设立西方式的民选议院，争取“民权”，一方面呼吁日本与西方列强争雄，伸张“国权”。在这种动荡的形势下，“戏作”就与时代氛围相游离，渐渐地失去了吸引力。到了1878年，曾在英国留学的丹羽纯一郎（1851～1919）把英国政治家巴尔瓦·李顿的小说《花柳春话》（原文Erest Maltrauers，1879）译成日文出版，给当时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84年，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迪斯累理的小说《春莺传》（原文Conlngsdy，1884）又被译成日文，对读者形成了更强烈的冲击。在几年的时间内，李顿有十四部作品被译介到日本，迪斯累理也有至少五部作品被译介到日本。连大英帝国的政治家，甚至宰相都操笔写小说，这一事实本身就雄辩地证明小说并不是妇女儿童的消闲品。当时许多进步的评论家（如樱田百卫等）把来自英国的这种由政治家写作的以政治为主题的小说，称为“政治小说”，认为这种政治小说是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和改造社会的良好手段。同时，日本的政治小说看来也受到了法国文学的影响。据日本学者柳田泉在《政治小说研究》中说，当时的日本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在访问法国时曾会见了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雨果告诫板垣：应该让你们的国民多读政治小说。板垣退助深以为然，并购买了多种政治小说带回国内。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80年代，在日本形成了一种译介西方政治小说的热潮。影响较大的译本除上述者以外，还有井上勤译的《伦敦鬼谭》（1880）、坪内逍遥译的《慨世者传》（1885）、渡边治译的《三英双美政海情波》（1886）等。

在翻译政治小说的同时，19世纪80年代初，日本不少作者开始创作政治小说。1880年，户田钦堂（1850～1890）创作了小说《情海波澜》，成为日本政治小说的开山之作。此后的十年间，政治小说大量涌现。据日本学者统计，从《情海波澜》的出现到1890年第一次民选议员的选举开始举行、自由民权运动宣告结束的十年多的时间里，日本共创作出版了二百二十至二百五十部（篇）的政治小说。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的有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1883），柴东海（东海散士）的《佳人奇遇》（1885），末广铁肠的《雪中梅》（1886）、《花间莺》（1887），须藤南翠的《新妆的佳人》（1887），等等。而且，和英国的政治小说作者一样，日本的政治小说作者也大都是政治家或社会精英人物。如矢野龙溪是立宪改进党的领袖，1897～1898年间曾任日本政府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柴四郎曾任农商务大臣秘书、农商务次官、代议士、大阪《每日新闻》首任社长；末广铁肠也是自由党议员。

在中国，较早注意到小说在日本明治维新中所起作用的是康有为。1897年，康有为刊印自编的《日本书目志》。康有为所搜集的书目，大多是日本翻译的西洋书籍。日本当时的政治小说创作已很繁荣，数量亦多，但可惜时间距离太近，康有为收列不多，所以他看出“泰西犹隆小说学哉！”但接着又说：“日人尚未及是”（《日本书目志·识语》）。但无论如何，他还是从那些日文书目中看到了小说在“泰西”和日本的书籍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以及小说在启发民智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他由此提出：“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同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游学》中，认为读红楼三国的人比读六经的多，因此，应该发挥小说在教育中的作用。但他认为中国的小说“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鱼烂于此间”，所以应该充分学习日本利用假名字母来使文字通俗化的办法，利用小说多用俚语、通俗易懂的优势，“广著群书，上可以借阐圣教，下可以杂述史事，近可以激发国耻，远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以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哉！”

这样对小说的看法和期待，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对日本政治小说大加推崇的内在原因。1898年秋，因变法失败遭到清廷通缉的梁启超，从天津仓皇登上日本舰船逃亡日本。在船上，为了解闷，他读起了一本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他由此知道日本已有了“政治小说”，并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触动。到日本后不久，梁启超就在自己创办的《清议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文章《译印政治小说序》。这是中国人第一篇介绍和鼓吹政治小说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指出：

在昔欧洲各国变更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英、美、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在此后写的《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中，他进一步介绍了日本的政治小说及其作用：

于日本维新运动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自是译泰西小说者日新月盛……翻译既盛，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如柴东海之《佳人奇遇》，末广铁肠之《花间莺》、《雪中梅》，藤田鸣鹤之《文明东渐史》，矢野龙溪之《经国美谈》等。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治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故不得专以小说目之。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

梁启超列举推崇的这几种日本政治小说，大多先后译成了中文。其中，《佳人奇遇》为梁启超翻译，并于1898年12月至1900年2月间在《清议报》上连载。接着，该报又发表了由周逵翻译的《经国美谈》的译文。在梁启超的带动下，20世纪最初几年间，中国翻译出版了十几种日本政治小说的中文译本单行本。除上述两种外，还有柴四郎的《东洋佳人》，大桥乙羽的《累卵东洋》，矢野文雄的《极乐世界》，佐佐木龙的《政海波澜》，末广铁肠的《雪中梅》《花间莺》《哑旅行》，横井时政的《模范町村》等。大都为日本政治小说的代表作品。

2.日本政治小说中文译本及其反响

现以三个最有代表性并且被译成中文的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雪中梅》为例，看看日本政治小说所写内容及其在中国的反响。

《佳人奇遇》是作者柴四郎根据自己游历欧美的经历创作的。小说中有四个主要人物：流亡外国的西班牙将军的女儿幽兰，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女志士红莲，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中国明末遗臣鼎泰琏（字范卿），以及作者的化身、全书故事的讲述者、留学费城的日本会津藩的青年东海散士。东海散士在美国与幽兰和红莲两位女士相识，被她们的“风雅高表”之美所吸引，常和她们在一起就民族危亡、振兴国家之类的政治问题进行热烈的交谈。从中表现了近代民权思想和民族主义情绪。小说还通过东海散士的目之所及，介绍和描述了美国的建筑物、史迹及其他景观，并讲述了其中的历史知识和背景，借此宣扬了美国的独立建国的精神。

《经国美谈》采用的是历史题材，作者运用历史演义的形式，根据古希腊历史著作加工润色而成。作者在“自序”中交代说：“明治十五年春夏之交，余有疾，卧床数旬，百无聊赖，看倦史书，即求和汉小说读之。然诸书皆为陈词滥调，文辞粗鄙，余不满且引以为憾。数日后，顺手取枕边一书翻阅，见书中记希腊、齐武勃兴之事。其事奇异，若稍加修饰，足以悦人耳目，余决意据此撰述。……且史家记齐武之事也，多粗陈梗概，详记当时颠末者甚少，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余于是生念，仿戏作小说之体，欲补其欠漏。然余之意，本在记述正史。于寻常小说之无中生有，颠倒善恶是非，余不取也。但于事实中略加润色而已。”可见，《经国美谈》是一部历史题材的政治小说。作者借古希腊的一个小国齐武（即底比斯）的兴亡史，描写了齐武的几个英雄人物，寄托了作者自己及其所属的“改进党”的政治理想。那就是争取国权民权，但不主张“暴民”式的革命，而是改良式的“改进”。

末广铁肠的《雪中梅》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国野基（寓意“国家之基”）的贫穷青年。他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有着出色的演讲才能，吸引了大批听众。其中有一个听他演讲的美人，暗暗地爱上了他，为了帮助生活困难的他，给他寄来匿名信，信中夹寄了三十元钱。但国野基并不知晓美人是谁。后来，国野基在跟一个思想过激的朋友武田通信时，误把英文的“英和词典”写成了“炸药”，被警察发现，并遭监禁两个月。出狱后，国野基去箱根散心，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碰上了那个爱他的姑娘，两人经历了许多挫折，结为夫妻。《雪中梅》和其他政治小说的不同点，不仅男女爱情的故事中表现了政治志士的活动，而且还展望了未来。小说使用了倒叙的手法，一开头就写了公元2040年帝国议会成立一百五十年纪念大会的隆重场面。畅想了未来的日本：“太阳旗在世界各地飘扬，教育普及全国，文学繁荣，万国无以有比肩者。看政治情形，则上有至尊至上的皇室，下有富有知识与经验的国会。改进保守两党相互竞争，内阁更替顺畅，宪法确立，法律整备，言论集会皆自由也。兴利除害，为古今历史所未有也。”

以上三篇作品代表了日本政治小说的基本的思想内容。一是要求“民权”，即开设议会，实行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自由民主；二是伸张“国权”，即希望日本以西方列强为榜样，成为亚洲的强国。这两种思想和中国近代的改良思潮不谋而合。在艺术手法上，日本的政治小说或化用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如《佳人奇遇》），或采用中国的历史演义小说的模式（如《经国美谈》），非常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而且，由于日本政治小说的作者大都有很好的汉学修养，行文使用“汉文调”的文体，夹有大量汉词，还插入了大量诗词歌赋。这些都是日本政治小说在中国大受欢迎的原因。所以政治小说译介过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许多作家、知名人士在文章中推崇日本的政治小说。国内的主要报刊，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选报》《鹭江报》《国民日报》等，都发表过评价日本政治小说的文章。

如，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对日本政治小说热情地评价道：“《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事，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一读击节，每移我情，千金国门，谁无同好。”

邱菽园（邱炜萲）在《挥尘拾遗》（1901）中写道：“故谋开凡人智慧……一在多译政治小说，以引彼农工商贩新思想。如东瀛柴四郎、矢野文雄近著《佳人奇遇》、《经国美谈》两小说之类，皆与政治上新思想极有关涉，而词意犹浅白易晓。吾华旅东文之士，已有译出。余尚恨其已译者只此而足，未能大集同志，广译多类，以速吾国人求新之速度耳。”及至1906年，日本的政治小说中文译本又出了数种，邱炜萲又在《新小说丛》中的《新小说品》中，蛮有兴致地对日本的几部政治小说作了如下评点：“《佳人奇遇》，如清商度曲，子夜闻歌；《经国美谈》，如清风故人，翩然入座；《哑旅行》，如髯参短薄，能喜能怒；《新舞台》，如李代郭军，旌旗变色；《新舞台》中卷，如勾践报吴，焦思尝胆。”

《新民丛报》1903年11月“新书”栏写道：“日本末广铁肠著《雪中梅》小说，叙述明治初年变法时代，几多英雄儿女尽力国事，卒至开设国会，成就维新之业。江西熊君畅九译为华文……非独欲人知日本之事而已也，欲借之为中国社会间添政治之思想耳。”该报“时评”栏还著文写道：“今新小说界中，若《黑奴吁天录》、若《新民（丛）报》）之《十五小豪杰》，吾可以百口保其必销。《经国美谈》次之。然龙溪固小说家之雄，如所撰《浮城物语》，得词章家以译之，必有伟观。”

顾燮光在《小说经眼录》（1905）中写道，《政海情波》“为政治小说。所记系十余年情形，为彼都风俗议论之影。书中如东海国治及松叶、竹枝、梅花三女史，情形缠绵，将求政治而无佻达之行，大异吾国小说家所记才子佳人幽期密约之事。所论自由讲演各节，亦措词正大，无偏激诡随之习。吾于小说而知国家盛衰，社会兴替之由矣。至其文笔旖旎，颇得六朝习气，是亦大可观者”。

《月月小说》在“说小说栏”（1906）对《雪中梅》评价说：“写几多英雄致身国事，奕奕如生。其国野基于少年英雄楼演说‘社会如行旅’一段，议论纵横，涛涛汩汩，诚鼓动人之政治思想。吾预备立宪国民，犹堪借鉴。”

光翟在《中外小说林》杂志第一年第十七期（1908）中撰文写道：“《佳人奇遇》，近世译书中之著名小说也。而论者均谓日人爱国之感情，多系乎此。岂非感人之明证欤？”该杂志又在第二年第五期（1908）发表署名耀公的《小说与风俗之关系》一文，认为小说可以使一个国家的风俗取得进步，“其最近之见效者，则如日本之维新也。咸以往柴四郎之小说，有以鼓吹之，培成之，而大和魂，武士道，一种义侠风俗，得以享地球上伟大国民之好名誉。准此，则小说之神趣，其又何以加焉”。

《小说林》第十二期（1908）发表署名“铁”的《铁瓮烬余》，其中写道：“小说之风行与否，可以觇国民之程度。东海先生言，如《新舞台》类，于日本风行最盛。其俗尚武，始武士道之遗传性。无惑乎蕞尔三岛，雄飞于20世纪之大舞台矣。”

在近代中国，日本的政治小说不但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而且对中国近代文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文学界在推崇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提倡创作政治小说。政治小说成为近代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题材类型之一。而且，中国的政治小说在创作中，也明显地受到了日本政治小说影响。如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一开头就写1962年全国人民举行维新六十周年庆祝大会的场面，这种畅想未来的倒叙手法，显然是受到了《雪中梅》的启发。日本政治小说对中国影响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把日本的政治小说改编为其他的文学样式。如近代著名作家李伯元根据《经国美谈》的中文译本，改编创作了一个剧本，题为《前本经国美谈新戏》，并先后发表于1901年10月《世界繁华报》和商务印书馆1903年至1904年出版的《绣像小说》上。

3.日本政治小说的“汉文体”与中译本的翻译方法

如上所说，梁启超是在逃亡日本的船上开始读日本政治小说的，中国所翻译的第一部日本政治小说也出自梁启超之手。问题是，梁启超在此前并没有专门学过日语，他为什么竟奇迹般地阅读，并能够翻译日本的政治小说呢？

这要从近代日本的“文体”谈起。

日本的语言，历来有两个基本的成分构成。一是日本固有的“大和言叶”，也就是“和文”，一是外来的中国汉语。这两种成分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日本的成熟的书面语言。但日本历史上的各个不同阶段的书面语言，是和文的成分多，还是汉语的成分多，决定了文体的不同。和文成分多者，称为和文体，其特点是较少使用汉字词汇，语法结构上舒缓婉曲；汉文成分多者，称为汉文体，特点是大量使用汉字词汇，语法结构上也比较局促严谨。以日本文学史的不同阶段的作品为例，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使用的是和文体，镰仓时代的《平家物语》使用的汉文体。而到了江户时代，市井作家，如井原西鹤等，使用的是和文体；知识阶层、官僚阶层的作者多使用汉文体。由于江户时代闭关锁国，而独尊儒学，所以汉文修养成为立身的重要资本。知识分子大多能够读写汉文汉诗，也喜欢写汉文体的日文，带有浓厚的“汉文调”。明治年代，由于日本传统文化、汉文化和西洋文化三者的冲突与汇合，日语的各种文体也处在剧烈的变动中，一时显得非常混乱。以普通市民为读者的假名垣鲁文的游戏小说，使用的是和文体，而知识分子使用的，则大多是“和汉混淆体”或“汉文直译体”。那时的知识分子把从江户时代就有了的汉学修养继承了下来，使得明治初期的文章，特别是翻译文学和政治小说，都带有浓重的“汉文调”。到了明治二十年前后，由于福泽谕吉的文章、二叶亭四迷的作品的流行和普及，“言文一致”运动取得成果，文体的混乱局面才逐渐结束，现代日本语也逐渐形成。

近代中国的维新改良派所注意的，主要是明治初年的日本翻译小说和政治小说。而这两类作品都是汉文调的。中国读者即使对日语一窍不通，也能猜出七八分。所以，那时的中国人普遍认为日本语和中文差不多。如张之洞说：“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康有为认为日语中“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学起来省时省力。有人说，学日语“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三月便可卒业”，甚至“可不学而能”。

然而，这样的对日语的认识当然是瞎子摸象，以偏概全的。下面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段“和文体”的作品片段，看看中国人是否“易通晓”——

としのころ二十二三いろなま白く大たぶさ圓朝か燕枝などを张つているつもりなれど中入まえ二三まいあとにてかうぢへあがるしらうとばなしのぬけぬしろもの去年のはるあたりまでわかだんなかぶのまんちやとぃわれただ者がしかにくはれてしかのなかまえひきこまれたる……

这段文字，摘自假名垣鲁文的小说《安愚乐锅》，像这样的日文，虽有少量汉字，但中国人，即使是学了一些日语，要读懂也不容易，还谈什么“不学而能”呢？这就是“和文体”，而且是地地道道的当时日本老百姓的语言。

汉文体就大了一样了。现在让我们看看梁启超翻译的《佳人奇遇》中的一段日文原文：

在这段文字，汉字汉词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句法结构也和古汉语相通，只要搞清楚表示宾语前置的助词“ヲ”，和表示否定的助词“ズ”、“ナシ”，就可以不费事地读通原文。而且，原文中还加有大量的中国的人物典故（如上文的陆放翁）和不少的汉诗，这就给中国人阅读带来了更多的方便。所以，当时并不懂日文的梁启超，才可能有信心将《佳人奇遇》译出。现代有的学者怀疑《佳人奇遇》并非梁启超独立翻译，而是和罗普合译的。实际上，仅从《佳人奇遇》汉文体的文字来看，梁启超的独立翻译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请教别人恐怕也免不了。

正因为日文的汉文体的这些特征，决定了梁启超在翻译中，在许多具体文句上（但不是在篇章上）使用直译的方法。将梁的译文和原文对比一下，就不难看出，在具体字句上，梁启超对原文基本上采取的是直译的方法。这种直译并不是后来为了尊重原文而有意识地加以直译，而更多的是对日文原文的既省事又可靠的照搬，也即所谓的“移译”，是译者自然而然使用的方法。而且，日本的政治小说原文中的所谓“汉文调”，当然是中国的“古文调”。梁启超的译文使用的也是浅显的古文，所以没有文体风格上的转换问题。如梁启超对上文引用的那段日文，是这样翻译的：

晚霞邱在慕士顿府东北一里外，左控海湾，右接群邱，形势巍然，实咽喉之要地。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忠义之士乘夜占据此要害，以遮英军之进路。明朝敌兵水陆合击，势甚锐。美人善拒，再破英军。敌兵三增，而邱上之军，外则援兵断，内则硝药竭。大将窝连战殁，力不能支，卒为敌所陷。后人建碑此处以表忠死者之节云……（原译文无标点——引者注）

在近代翻译文化史上，字句上的直译是较晚才出现的。虽然梁启超还没有像后来的翻译理论家那样，在理论上论证直译的必要性，但他毕竟是最早在实践上进行字句上直译的人。而这种直译只有在对汉文体日文进行翻译的时候才有可能做到。在西文翻译中，没有同形同义的词可供翻译者照搬，句法差异也大，也就不可能有翻译汉文体日文那样的直译。和梁启超差不多同时开始文学翻译活动的林纾，所译西文都是详述大意的“意译”方法，况他自己不通外文，“直译”更不能做到。严复的翻译，标榜“信、达、雅”，态度非常认真，但却把现代英文文体强行转换为中国的古文体，仅从这一点看，就谈不上“直译”。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在理论和实践中提倡直译的，大都是日文翻译家（如梁启超，特别是稍后的鲁迅、周作人等）。这主要是因为，字句上的严格的直译，恐怕只有在翻译日文的汉文体作品时才可能做得到、做得好。

但是，近代中国的日本政治小说翻译者们，既没有把翻译看成是艺术，也没有把翻译看成是科学，而仅仅把翻译看成是一种手段。因此，不但对具体的字句，而且对整篇作品都严格尊重原文，不作损益，这一点他们是做不到，也不想做到的。仍以梁启超翻译的《佳人奇遇》为例，在许多具体的字句翻译上，他是直译的，但对整个作品来说，他常常根据需要，对原文加以大胆地改动，甚至改写。这就是日本明治初年的所谓“豪杰译”。即译者以豪杰自命，不受原文束缚，任意添削、改动原文。梁启超的翻译和日本明治初年的“豪杰译”是一种性质。

梁启超对《佳人奇遇》删改不少。原书二十卷，译本二十回，卷、回相当。但译本却根据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结构需要，对原书各卷（回）的结构做了调整，或以后回之长补前回之短（如第二回与第三回），或以前回之长补后回之短（如第七回与第八回），或变动原来的情节结构，重新调整故事情节（如第十一、十二回）。有时加上了原文没有的东西，有时把原文中有的段落删除。如原文的卷二开头部分，关于明末遗臣范卿的身世经历的描述被删掉了。关于此段的删除，晚清维新政治家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谈到，梁启超“译述日本柴四郎《佳人奇遇》，内有排斥满清论调，为康有为所见，遂命撕毁重印，且戒勿忘今上圣明，后宜谨慎从事”。由此可见当时康梁之间在对待满清的看法上已有分歧。这是梁迫不得已的删改。而更主要的是梁启超自己主动的删改。例如，《佳人奇遇》的作者柴四郎和当时日本的大多数日本思想家、政治家一样，宣扬日本要伸张国权，在作品中借幽兰之口，夸耀日本在维新后迅速强大，不久即可做“亚洲的盟主”。特别是在小说的最后一卷（第十六卷）攻击中国对朝鲜和日本的政策，把“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的责任加于中方，说什么日本和中国开战是为了“膺惩清国，扶植朝鲜”。对这些，梁启超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对有关内容的原文，他就不露痕迹地做了删除。原文中的最后约一万字，就这样被他删改掉了，同时用他自己的创作取而代之，并做译本之结尾——这样的看法，纯粹是梁启超的看法，怎么可能出于柴东海之手呢？

朝鲜者，原为中国之属土也。大邦之义，于属地祸乱，原有靖难之责。当时朝鲜，内忧外患，交侵迭至，乞援书至中国，大义所在，故派兵赴援。而日本方当维新，气焰正旺。窃欲于东洋寻衅，小试其端。彼见清廷之可欺，朝鲜之可诱也。遂借端扶植朝鲜，以与清廷构衅。清廷不察，以为今日之日本，犹是昔日之日本。亦欲因而惩创之，俾免在东洋狂横跳梁多事也。不谓物先自腐，虫而因生，国先自毁，人因而侮。歌舞太平三百载，将不知兵，士不用命，以腐败腐朽而且不通世故之老大病夫国，与彼凶性蛮力而且有文明思想之新出世日本，斗力角智，势固悬绝，故一举而败于朝鲜，再举而陷辽岛，割台湾，尝巨款。我日人志趣远大，犹以为未足也。

这样的“豪杰译”，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小说翻译中，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被普遍采用的方法。日本明治初期的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大都属于“豪杰译”。中国的“豪杰译”，似乎也受到了日本“豪杰译”的影响。从翻译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当时的翻译文学尚处于初始阶段，对什么是翻译，什么是编译，什么是翻案改写，没有严格区分。现在看来，把“豪杰译”看成是“编译”，似乎更恰当些。更重要的是，政治小说的翻译者，大都不是以“文学”或“翻译文学”为本位的，翻译对他们来说只是启蒙宣传的手段。所以，相比之下，梁启超等政治小说的翻译者们，还缺乏林纾、严复那样的以翻译为本位的、对原作的虔诚态度。林纾自己不懂外文，面对原作，也没有做“豪杰”；严复的翻译，把忠实原作放在首位。相比之下，为了达到“新民”的目的，政治小说的翻译者考虑得更多的，是当时一般民众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国门初开时，外来的文本与固有的东西反差太大，就会影响读者的接受。读者和翻译家，都有一个对外来文本逐渐适应的过程，因此，对原文加以有意改造的“豪杰译”，恐怕是翻译文上的一个必经阶段，也是翻译文学史上的值得注意的现象。他们对原作的大胆改造，未能真实、全面地呈现外国文学的原貌。但是，在借助外国文学输入新思想方面，在促进近代文学在题材、内容上的转型和革新方面，却有不可磨灭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