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小结——特殊文化语境下的文化改写
通过前三节的讨论我们发现，近代中国的翻译界在翻译外国小说时，在叙事模式的引进上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之所以言其“复杂曲折”，是因为我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较之西方小说较为单一。综观我国传统小说，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多采用连贯叙事，在叙事结构上崇尚以情节为中心，在叙事视角上则多为全知叙事。相比之下，近现代的西方小说，在叙事时间上连贯叙事、倒装叙事、交叉叙事等异彩纷呈;在叙事角度方面除了近代国人熟知的全知全能叙事之外，还更多地使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在叙事结构上除了以故事情节为中心之外，还有许多杰作以社会背景、人物刻画甚至人物心理活动为中心。因此，在叙事时间上从“使人堕五里雾中，茫不知其来由”到“若此节则原书所有，万不能易”;在叙事视角上从“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到“书系入作者口气，今仍其体例”;在叙事结构上从“纯以中国说部体段代之”到“写景至美，而感情强烈，至足动人”，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界在叙事模式的译介上艰难前行着。
勒菲弗尔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而且他还认为“越来越多的普通读者不再依赖读原作家写的作品，而是读改写者的文献”[95]。根茨勒(Edwin Gentzler)也断言：
所有的改写形式，不论意图如何，都体现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并且操控一国的文学，使之在该国发挥特定的功能[96]。
可以说，“译者赋予了原著一个‘来世’”[97]。在此，“改写”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加工和调整过程。自然，翻译始终是主要的改写形式[98]。众所周知，不同语言的文本生成方式在共性的基础上又各有特性。研究某个文本就必须与其所置身的交际环境——文本作者和读者共享的语言系统、共有的社会文化背景等逐一联系起来。换言之，“文学形式具有民族性”[99]。尤其是叙事模式，它是多种文化因素在语言应用领域的积淀，而且还对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和演变有着重要的反作用力。
所以，面对相差甚远的叙事观，近代译者对原著或多或少就会有改写。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讲“翻译不是翻译，是改写”[100]。但这种改写绝非译者在主观意愿下天马行空般的改写，“由于译者和他的译文所面对的是译入语文化和译文读者，显然，他所设定的目标、他的改写和操控，都是针对着译入语来进行”[101]。语篇翻译理论家巴兹尔·哈蒂姆和伊恩·梅森明确地指出“文化语境是决定结构安排的一个重要因素”[102]。可以说，文本是以文字、语言形式固定下来的文化语境的具体存在。对于文化语境，严绍汤玉认为它“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The field of Culture)。这一范畴应当具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其第一层的意义，指的是与文学文本相关联的特定的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生活习俗、心理形态、伦理价值等组合成的特定的‘文化氛围’;其第二层面的意义，指的是文学文本的创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创作者，个体或群体的创作者)在这一特定的‘文化场’中的生存方式、生存取向、认知能力、认知途径与认识心理，以及由此而达到的认知程度，此即是文学的创作者们的‘认知形态’”[103]。显然，文化语境与翻译二者息息相关。
应该说，所有译者及其翻译行为都时刻处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主流意识形态、主导诗学体系等影响之下。这样，翻译就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也不能是在真空中被接受的，翻译过程则可视为译者在既定文化语境下对文本的操控过程。葛兆光也犀利地指出：
在19世纪中国接受西潮的时候，为了理解，常常不得不翻检自己原有的思想资源去对译和解释，于是在这时既有个首次理解西洋新知的现象，也有个重新诠释中国旧学的现象。就像西洋人编英汉词典把“calendar(日历)”翻译成“皇历”、“通胜”，把“newspaper(报纸)”翻译成“京钞”、“邸报”，把“attorney(律师)”翻译成“写呈子的”一样，中国人也会把“科学”解读成格致，把“逻辑”想像成因明，把“民主”想像成“民为贵”。在这种重新诠释中，西洋知识进来了，但是古典知识也进去了。我总觉得，如果在时间上再向上追溯一些，这种新旧杂陈的思想现象会看得更清楚，把外来的冲击和内在的变化合而观之，这种思想资源互相纠缠的知识变化也会描述得更明白。[104]
因此，虽然1899年倡导“诗界革命”的梁启超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105]为“诗界革命”的标准，但概览近代翻译活动，“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影响力在翻译这一领域也是不容小视的。某些头脑清醒的近代译者意识到西方小说独特的叙事模式“在欧美各国，则妇孺皆知，在吾国则几于寂寂无闻”[106]。如果径直将其原封不动地引入，则“能尽合吾国民知识程度，窃不敢言”[107]。因此，在中国近代特殊的文化语境下，译者根据这一特殊文化语境所制定的参数并运用自身诗学技巧对西方小说在叙事模式上的文化改写是难以避免的了。韩南(Patrick Hanan)认为“一部翻译文本的各种特性应该依据相反的两极——‘保留’和‘同化’之间的距离来描述”[108]。总体来说，近代小说翻译浪潮中对原著叙事模式的文化改写大约经历了从强行同化到适度改造，再到能动接受等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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