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翻译历史之长，翻译东西之多，翻译理论之丰富，哪一个国家也比不上中国。”[52]同样，中国近代小说翻译功能观的演进也是迂回曲折，错综纷杂的。“广中土之见闻”、“小说为国民之魂”、输入“异域文术新宗”三种翻译功能观在近代复杂多变的文学系统中虽然呈现出了此消彼长、相互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但从宏观角度观之，以鲁迅为代表的翻译家所持有的输入“异域文术新宗”的功能观还是引领了翻译功能观演进的大方向且不断走向成熟，最终为五四新翻译文学的到来作了坚实的铺垫。
“广中土之见闻”功能观在近代翻译运动的初期风行一时，虽然后来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奉行的“小说为国民之魂”功能观所压制，但并未销声匿迹。梁启超本人就是绝佳的例证。他虽大声疾呼“小说为国民之魂”，但另一方面他在《读西学书法》中评价《昕夕闲谈》时还是说：“读之可见西俗，惜仅成上半部耳”。[53]1908年黄世仲也说道：
若夫小说，则随时随地，皆可肪列靡遗，时之今昔，地之远近，包罗万状。作者或不能自知，而阅者已洞如观火，而晓然于某国某时，其地理、政治、风俗固如是也。二十年来崇拜文明，已大异于闭关时代。忽有所谓小说者，得睹其源流，观其态度，宁不心往而神移。故译本小说之功用，良亦伟矣哉![54]
甚至到了1912年，管达如仍坚持认为：“译本小说之所长，又在能以他国社会之情形，报告于我国国民。……生于今日，而无世界之智识，其将何以自存哉?欲求世界之智识，其道多端，而多读译本小说，使外国社会之情状，不知不觉而映入于吾人之意识区域中，实最便之方法也。”[55]可见，由于中国历来视小说为休闲娱乐之“小道”，再加上长期的闭关锁国和追求小说翻译的市场销量，“广中土之见闻”功能观不会也不可能退出翻译的历史舞台。
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和境外的翻译学者对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高潮形成的原因，已有不少探讨，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文学翻译高潮’源于梁启超等人对小说‘社会功能’的特别认识”[56]。梁启超鼓吹的“小说界革命”，接续了“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传统，其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学的诉求，由导善戒奸趋向醒世新民的文学主张，显然已超越和突破了传统劝惩观念的价值空间。应该说，视“小说为国民之魂”的翻译功能观大大激发了时人断然摈弃已有小说价值体系，重新设计中国小说自我批评体系的热情。夏晓虹在评价近代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时就指出：“《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为中国小说开辟了一块新天地，带来了一种新类型。”[57]
然而康、梁这种以牺牲“文学性”为代价，“想藉文学的感化力作手段，而达到其改良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目的”[58]的救国启民的文学狂热，还是渐渐地归于了理性。一相情愿的功能定位遭到了有识之士的批评，著有《小说原理》的夏曾佑指出：
叙实事易，叙议论难。以大段议论羼入叙事之中，最为讨厌。读正史纪传者，无不知之矣。若以此习加之小说，尤为不宜。有时不得不作，则必设法将议论之痕迹灭去始可。如《水浒》吴用说三阮撞筹，《海上花》黄二姐说罗子富，均有大段议论者。然三阮传中，必时时插入吃酒、烹鱼、撑船等事;黄二姐传中，必时时插入点烟灯、吃水烟、叫管家等事，其法是将实景点入，则议论均成画意矣。不然，刺刺不休，竟成一《经世文编》面目，岂不令人喷饭?[59]
学贯中西的王国维大声疾呼：
又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近时之著译与杂志既如斯矣……[60]
晚清著名小说理论家王钟麒也鲜明地指出：
近世翻译欧、美之书甚行。然著书与市稿者，大抵实行拜金主义，苟焉为之。事实既殊，体裁亦异，执他人之药方，以治己之病，其合焉者寡矣。[61]
可见，“小说为国民之魂”功能观所带来的“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62]的翻译作品对文学乃至时人的消极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直到1912年，管达如还在《小说月报》上谴责地说：“文学宜求高尚也。道德心充足矣，知识完备矣，阅历充足矣，然无文学以运用之，则此等材料，悉成废物矣。同一事实也，长于文学者叙之，则精神活现，可泣可歌;使不能文学者叙之，则生气索然矣。……今之撰译小说者，似为上等人说法者多，为下等人说法者少，愿小说家一思之”[63]。其实，“小说为国民之魂”功能观的缔造者梁启超本人也曾经对此有过深刻的反思：
一切所谓‘新学家’，其所以失败，更有一个总根原，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64]
在这股回归文学本性的思潮中，徐念慈的认识较为系统和深入。他运用邱希孟氏(Kirchmann，1802－1884)的感情美学论述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来源于“实体之形象”[65]，认为小说必须要具有形象性：
形象性者，实体之模仿也。当未开化之社会，一切神仙佛鬼怪恶魔，莫不为社会所欢迎，而受其迷惑，阿剌伯之夜谈，希腊之神话，西游、封神之荒诞，聊斋、谐铎之鬼狐，世乐道之，酒后茶余，闻者色变。及文化日进，而观长生殿、海屋筹之兴味，不如茶花女、迦因小传之秾郁而亲切矣。一非具形象性，一具形象性，而感情因以不同也。[66]
因此，只有反映现实、模仿现实所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小说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才能够打动读者。但徐氏这些小说文论在他的小说翻译实践中只是不自觉、不系统地反映出来。
1909年的鲁迅则与徐念慈不同，他不但睿智地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身体力行通过《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开始向世人介绍“异域文术新宗”，希冀以小说翻译为桥梁引入西方文艺美学理论为我所用。此时，小说翻译已被鲁迅定位为传播域外新文艺美学的介质。应该说，鲁迅的这种重新定位对中国文学翻译和翻译思想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领航作用。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近代这种翻译功能观的纷繁蜿蜒的演进历程呢?伊文－佐哈(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阐释空间。我们知道，“翻译并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67]。翻译和翻译文学始终处在一个复杂而又多变的多元系统中。所谓“多元系统”，指的是社会中各种相关的系统，即文学的和非文学的所组成的网络。在此，系统是分层级的，有“高级”或“范例”的存在形式，如诗歌，当然也有“低级”或“非范例”的形式，如儿童文学和通俗小说;有“首位”的、创新的和“次位”的等等。从翻译文学可以在目标文化系统中扮演多种角色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必然能得出翻译目的和翻译行为由翻译文学在该系统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结论。因此，翻译就不再是个性质和界限一经确定就不再变化的语际交往，而是依赖于一定文化系统中各种关系运动的一种思想活动。罗素在谈论中国近代第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时，一语中的地指出：“他们艰难地与儒家的偏见抗争，虽然摆脱了束缚，但难免有孤独感。”[68]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意识形态与赞助者(包括个人、社会机构、宗教团体、出版社等)不仅影响着翻译过程，更影响着翻译结果[69]。鲁迅也认为：“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70]因此，近代译者所浸泡的特殊历史和人文环境等因素完全可以左右翻译的功能观。周作人论及近代文学大环境时曾说过：“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象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71]因此，近代翻译各种功能观的纠葛是特定多元系统在特定外在环境下自身运动的必然。
其实，所谓“翻译思想的功能观”，简言之，就是翻译家想利用翻译来达到何种目的，实现何种主张。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在某些运动中，一个项目(元素或功能)可能从一个系统的边缘转移到同一个多元系统中的相邻系统的边缘，然后可能走进(也可能走不进)后者的中心”[72]。换言之，翻译文学只是在目标文化的多元系统内运作的一个子系统，而且它在多元系统内的地位是不固定的。它既有可能通过不断努力博取到主要地位，亦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只要翻译文学处于主要地位，“它就能积极参与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73]。以梁启超、林纾为代表的维新派翻译群体面对每况愈下的国势和日益紧迫的外来威胁，苦苦追寻着救国启民的良策，在直接干预上层建筑的努力——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将希望的目光转向了文学。因此，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放大了翻译小说以及小说本身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以便使其快速处于近代文化系统的“主要地位”。虽然梁启超等本身也都是满腹经纶的作家，但此时他们却偏激地主张“小说为国民之魂”的功能观，视翻译小说为简单的、机械的改良国体、启蒙民众、宣扬政治主张的文字工具。随着近代民众对西方文明认识的不断加深，中国社会的多元系统在起着潜移默化的变革，一味遏制文艺性而放大政治改良作用的幼小“子系统”——翻译小说势必会被无情地甩掉，梁启超等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特殊的多元系统中对于小说翻译的主观性“自我定位”也是注定成为一个历史错位。
以徐念慈、王国维、鲁迅等为代表的主张输入“异域文术新宗”者虽然代表着文学和翻译文学发展的方向，但这股强调“文学性”的思潮并未彻底击溃视小说翻译为救国启民之工具的翻译功能观。我们知道，传统小说被强行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剔除掉了，但谁堪担此重任呢?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和维新自强的日本，由此开始了翻译欧美日等强势文化小说的热潮。此时，如若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通常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但当一种文学在发展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时翻译文学就会跃居于系统的中心[74]。显然，这时的中国文学多元系统已经出现了“真空”，中国文学正处于向外模仿之时，翻译文学理应占据中心地位。但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古老中国的某些文学形式在腐朽，历史悠久的中国诗学传统却具有惊人的生命力。正如赛义德所说，一方面“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但另一方面文化又是“内部千差万别的”[75]。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传统中国诗学已不可救药，也并非传统中国诗学各个方面都要被替代，因此“文以载道”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诗学观始终左右着文人的笔端。人们对文学的价值评判标准经常是非文学的，总希望它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文学因此成了主流社会用来宣扬价值观、世界观的工具。近代的中国虽然政治、军事、科技等诸多方面落后于人，但其深厚博大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传统的知识阶层乃至普通民众仍独具魅力。
同大多数国民一样，当时的许多译者“都受过传统文化思想的陶冶，当他们接受了西学，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科学、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一一纳入他们的审美范围，然而传统文化所遗留的心理定势和思想积淀，并没有涤荡尽净，致使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构成矛盾复杂的载体”[76]。因此，他们一方面希冀引进和借鉴西方文明以强国，另一方面他们又自信中华文明过去、现在而且将来都会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落后的只是物质文明。中国传统的哲学、道德、伦理等精神建筑则是西方应该学习的。吴趼人在为周桂笙所译《自由结婚》写的评语中就尖锐地指出：“……恰当此欧风东渐之际，后生小子，于祖国古书，曾无一斑之见，而先慑于强国，谓其文明所致，于是见异思迁，尽忘其本。”[77]
因此，“文以载道”的“小说为国民之魂”翻译功能观始终影响着近代文学翻译这样一个子系统。以林纾为代表的翻译模式只不过套用了西方的故事情节，表达的仍然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审美情怀、价值观念。显然，这种政治化的暴力改写是无法满足革新传统文学多元系统的重任的。在1919年《〈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中，鲁迅挥之不去的康梁式的翻译初衷仍未泯灭，他坦言道：“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78]
综上所述，近代翻译思想的功能观随着小说翻译事业的日趋成熟在不断地自我调整。在近代翻译的初始阶段和发展阶段，由于中国近代的特殊政治和历史状况，译者们经历了从“广中土之见闻”功能观到“小说为国民之魂”功能观的演进。应该说“小说为国民之魂”功能观对近代翻译的发展和高潮阶段的到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梁启超等人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把小说纳入“文以载道”的正统文学大旗下，不给其穿戴上文学救国的铁甲，为西方新小说的输入制造舆论和思想准备，则晚清的文学翻译活动是否能顺利发展尚未可知。但“小说为国民之魂”功能观客观上扼杀“文学性”的偏执，使它难以真正改造和主宰近代中国的多元文化系统，它“实在是一种美好的‘童话’”[79]。这时，主张输入“异域文术新宗”的翻译功能观悄然萌生并与“小说为国民之魂”功能观在近代翻译洪流中相互交织，在强大而又衰落的文化系统中为小说翻译乃至整个近代翻译事业艰难而又执著地进行“自我定位”。
【注释】
[1]《谈瀛小录》，《申报》，1872年5月24日。
[2]蠡勺居士《〈昕夕闲谈〉小序》，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216页。
[3]冷血《〈世界奇谈第一·食人会〉叙言》，《新新小说》，1904年第1期。
[4]《一千一夜·序》，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3)，上海书店，1991年，357页。
[5]《一千一夜·序》，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3)，上海书店，1991年，357页。
[6]《美货入英之统计》(该文标注为“杂记小说”)，《月月小说》，1907年第8期。
[7]袁荻涌《清末译界前锋周桂笙》，《中国翻译》1996年第2期，37页。
[8]吴组缃、季镇淮、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序》，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上海书店，1995年，5页。
[9]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9页。
[10]徐志啸：《近代中外文学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37页。
[11]梁启超《论译书》，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701页。
[12]郑大华《论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特点》，《中州学刊》2002年第5期。
[13]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1897年十一月十八日。
[14]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1898年1期。
[15]《猫鼠成亲》，《大公报》，1902年第1期。
[16]《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绣像小说》，1903年第1期。
[17]《〈绣像小说〉广告》，《新闻报》，1903年5月31日。
[18]严复《京师大学堂译书章程》，《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30页。
[19]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1)，中华书局，1989年，55页。
[20]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部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132页。
[21]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清议报》，第二十六册。
[22]中野美代子，若竹译：《从小说看中国人的思考样式》，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104页。
[23]衡南劫火仙《小说之势力》，《清议报》，1901年，60。
[24]黄世仲《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中外小说林》，1908年第4期。
[25]同上。
[26]《本报增刊小说广告》，《大公报》，1909年2(17)。
[27]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122页。
[28]林纾：《林纾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2页。
[29]金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53－155页。
[30]鲁迅《月界旅行辨言》，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395页。
[31]林纾《〈孝女耐儿传〉序》，《林纾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63页。
[32]同上。
[33]林纾《块肉馀生述·二题》，《林纾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67页。
[34]林纾《〈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林纾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7－19页。
[35]周桂笙《译书交通公会序》，《月月小说》，1906年第1期(附件)。
[36]徐念慈《小说林缘起》，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345－346页。
[37]徐念慈《小说林缘起》，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346页。
[38]同上。
[39]黄人《小说林发刊词》，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291页。
[40]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348页。
[41]冯至、陈祚敏、罗业森《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474页。
[42]鲁迅《摩罗诗力说》，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上海书店，1995年，249－250页。
[43]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译文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4页。
[44]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166页。
[45]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卷一(1897－19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7页。
[46]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译文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6页。
[47]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办杂志、译小说》，鲁迅博物馆《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228页。
[48]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译文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5－16页。
[49]管达如《说小说》，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462页。
[50]陈嘏《春潮·译者按语》，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上海书店，1990，553页。
[51]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上海书店，1995年，353－355页。
[52]周仪、罗平：《翻译与批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5页。
[53]梁启超《读西学书法》，转引韩南《谈第一部翻译小说》，《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54]黄世仲《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中外小说林》，1908年第4期。
[55]管达如《说小说》，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462页。
[56]许钧《论翻译之选择》，《外国语》2002年第1期，63－64页。
[57]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64－65页。
[58]周作人《文学革命运动》，刘运峰《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261页。
[59]别士《小说原理》，《绣像小说》，1903年第3期。
[60]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上海书店，1995年，213页。
[61]王钟麒《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小说》，1907年1(11)。
[62]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131页。
[63]管达如《说小说》，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467页。
[6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96－99页。
[65]徐念慈《小说林缘起》，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346页。
[66]同上。
[67]Lefevere A．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Routledge，1992：14．
[68]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9年，57页。
[69]Lefevere A．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Routledge，1992：14，19．
[70]鲁迅《为翻译辩护》，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292页。
[71]周作人《文学革命运动》，刘运峰《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263页。
[72]埃文－佐哈尔，张南峰译《多元系统论》，《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21页。
[73]Even－Zohar，I．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In：L．Venuti．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3．
[74]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revised 2nd edition)．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1：116．
[75]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64—179页。
[76]吴组缃、季镇淮、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序》，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上海书店，1995年，21页。
[77]吴趼人《自由结婚·评语》，转引自颜廷亮《晚清小说理论》，中华书局，1996年，111－112页。
[78]鲁迅：《译文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50页。
[79]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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