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生活教育

依据“生活即教育”的本意，教育应该以生活为中心，在生活中进行。在育才学校的生活教育中，陶行知尤其重视集体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学生要在集体生活中，按照他的特殊才能，给予某种特殊教育。”

陶行知主张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包含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而生活与教育不可分割，劳动、健康、政治、文化既是生活的组织部分，也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他指出：“在传统教育中有所谓劳动教育而忽略劳动生活，有所谓健康教育而忽略健康生活，有所谓政治教育而忽略政治生活，在各种各样的课堂中，讲授文化教育而忽略真正的文化生活。育才学校的生活与教育是统一的，它认定劳动生活即是劳动教育，用劳动生活来教育，给劳动生活以教育；它认定健康生活即是健康教育，用健康生活来教育，给健康生活以教育；它认定政治生活即是政治教育，用政治生活来教育，给政治生活以教育；它认定文化生活即是文化教育，用文化生活来教育，给文化生活以教育。”

劳动生活教育、健康生活教育、政治生活教育、文化生活教育四者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往往处于集体生活的同一过程之中，在生活之集体性这一点上，就决定了劳动、健康、文化等生活往往同时就是政治生活。其解释、动员、组织的过程都是政治生活，也都是政治教育。因此，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在其总的意义上来说便是一种政治生活。也就是说，育才学校的政治教育，笼罩着整个集体生活。

育才学校的集体教育性，决定了全部的集体生活同时就是文化生活。反言之，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政治生活，在集体讨论与检查中，所有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之锻炼，以及思考、推理之应用等，便同时是文化生活。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政治生活对于学生精神和品格的陶冶及锻炼，便同时是文化教育。因此，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在其总的意义来说，同时又是文化生活。（图6-4育才学校的学生们在集体用餐）

图6-4

总言之，在育才学校的生活教育中，劳动、健康、政治、文化四者相互联系渗透，难以截然分割，但四种生活教育各有侧重，不能完全等同。下面从四个方面分别举例说明。

（一）劳动生活教育

育才学校开学后，陶行知就组织全体师生集体劳动，共同努力。在校内修筑了两条道路；开辟了一个操场和一个篮球场；在南北山头的林间修建了四个“林间讲座”；在球场北面修建了一座林间露天舞台，供师生排练文艺节目，逢年过节还面向全校师生和周围老乡演出；学校右边的池塘里种满了荷花，命名为“周子池”；学校周围的空地，用来做学生的劳动课场地，其余的为学校食堂种植蔬菜。在生产劳动中，师生们还开展了评选劳动英雄的活动。各专业组种地分工包干到人，劳动干事负责检查督促，生产收益二八分成，八分归公，二分归己。学校如有运输任务，也由同学量力分担，学校把节省下来的工资给学生改善伙食。

图6-5

1943年初，周恩来给陶行知送来了一件用延安毛线织成的毛衣（图6-5 1943年初，周恩来托人送给陶行知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毛衣），中共南方局还送来一套南泥湾垦荒生产的照片，这些都给了陶行知很大的启发。他决心学习延安军民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北碚澄江镇嘉陵江边的马家沱物色到了一片空地，因为是光秃坚硬的生荒地，故名“光铁坡”。陶行知采取借用和租赁的办法把“光铁坡”作为育才学校的劳动用地，组织全校师生开荒种地。他写了一首题为《今征三十士》的诗，张贴在壁报栏内，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同学报名参加。全校除音乐和绘画组在重庆、合川演出外，共有67人报名参加。出发前，全校又开了一个出征大会，同学们在会上朗诵了自己写的鼓劲诗。其中一首叫《让土地打开腰包》：“你们，去演出的，用艺术、用技巧，让人们打开腰包；我们，去开荒的，用劳动、用汗水，让土地打开腰包！”3月9日，大家在“光铁坡”正式动工，建起了育才学校第一个农场——马家沱农场。同学们的劳动生活非常艰苦，女同学住在一个废弃的碉堡里，男同学则挤在一间曾放过桐油的草房内。同学们10人一组，每组配备8把锄头，2把镰刀。陶行知还偕夫人吴树琴到农场慰问开荒同学，鼓励他们自力更生，从而在学校掀起了一股开荒自救的运动热潮。（图6-6 育才学生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学习“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

图6-6

1944年10月，饶国模女士为支持陶行知办学，帮助育才学校克服经济困难，将位于重庆小龙坎福元寺的20亩土地，以赠地10亩、租地10亩的形式给予育才学校新办农场。陶行知委派吕长春任会计，周文亮任保管，王冶平负责经营管理和生活安排。农场主要种植玉米、红薯、芋头和烟叶等作物。芋头收获后，农场还自建了烤房，试验烤芋成功。不久以后，饶国模又将重庆磁器口北岸高峰寺山坡和山凹的一块园地租借给育才学校，只象征性地收取了一点租金。这块园地有1000棵梨树，原为新华日报社开办，岩下还有一间草房，是秘密隐藏八路军伤员的地方。育才学校租借以后，派出了一些师生前往劳动，与原来园内的工人共同照护梨园。经过精心的照料，园内梨花盛开，果实累累，丰收后的所获收入都供学校开支。

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育才师生也不失时机地向群众开展教育活动。高峰寺山沟里有许多贫苦农民的孩子，都是因贫穷失学的儿童，他们常成群结队来到梨园内放牧、割草。农场里的育才师生就为他们专门办起了识字班，教他们识字读书。于是这些儿童不仅不损害梨园，而且还帮助照护果树。后来，陶行知又将募捐来的钱拨出6000元给农场，在儿童节时送礼给周围的农村小朋友。有一次他还高兴地告诉夫人吴树琴：“高峰寺农场有好的番茄运来，我每天买三四斤，一面自己吃，一面请来客。生吃最有味，我买了四两白干酒，备作消毒之用。前天我一个人就吃了11个，整天没出房门，几乎把番茄当饭吃了、当茶喝了。”

（二）健康生活教育

陶行知在育才学校提出“健康第一”的口号，主张“一分预防胜于十个医生”。在他的组织下，学校建立了三道保卫师生的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制造扑灭病菌的工具，如苍蝇拍、捕鼠器、纱罩、蚊帐、消毒器械等；第二道防线为实施环境卫生，如井水、厕所、厨房、饭厅、阴沟、仓库、家畜栏、垃圾堆，均作为重点清理场所，以控制病菌的滋生蔓延；第三道防线是靠身体的力量与病菌肉搏，这道防线包括营养、防疫注射、生理卫生，也包括加强锻炼来增强体质。学校没有钱购买充足的运动器械，师生们就用穷办法，用最少的钱置办一些简单实用的器具来开展运动，如掷手榴弹、攀绳索、爬竹竿、跳绳、跳高、跳远、游泳等，还成立各种运动小组，组织远足旅行等。（图6-7、6-8 育才学校的学生们在跳集体舞和进行体操训练）

图6-7

图6-8

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育才学校也采取了健康生活与健康教育相结合的措施。各专业组分工包干，负责全校环境的清洁卫生，并定期举行大扫除。推广公筷、分食，最初因为条件有限，只能两名学生合用一个脸盆，这就要求学生互助倒水，不把毛巾入盆，以防沙眼等疾病的传染，后来又改为一人一个盆。1940年3月，陶行知又专门邀请了德国医生卡尔夫妇对全校同学进行了一次体检。针对当时大多数学生体质薄弱的情况，学校尽可能地改善了伙食，增加了一点肉食和鸡蛋类的营养品。后来因为物价飞涨，伙食水平有所下降，陶行知又编订了《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完善了校园的清洁卫生制度，提醒学生注意个人卫生和身体锻炼，加强经常性的清洁卫生检查，使学生体质都有了一定的增强。少数患有疾病的学生，经过老师、同学的相互关心照顾，身体一般都能较快地康复。（图6-9 育才学校的学生们注射预防针）

图6-9

（三）政治生活教育

陶行知将政治教育称作“生活教育的灵魂”，提出“各种教育不离政治教育之核心”。育才学校的政治生活教育，主要是联系社会的实际生活，发挥学生的专业特长，通过戏剧、绘画等形象生动的方式，面向群众进行抗战教育和民主教育宣传，同时也使学生提高了自身的政治觉悟，在实际政治斗争中获得了锻炼与成长。

育才学校规定每周星期五下午为社会活动时间，发动全校师生到附近农村、矿山与工人、农民交朋友，教他们识字、唱歌，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同时还结合各种纪念活动，开展政治宣传。为纪念“三八”妇女节，学校组织各组轮流演讲，表演文艺节目，许多当地群众到场观看，有的老太太还被剧情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六一”儿童节时，学校组织学生慰问抗战军人家属，与部队官兵联欢，为他们表演精彩的节目。“五四”青年节时，学校召开纪念大会，由参与过抗战的教师报告前线作战的英勇事迹，教唱抗战歌曲，这让师生们都深受鼓舞。

每当育才学校组织或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进行救亡宣传时，陶行知都要求师生们深入大众，和社会打成一片，与人民打成一片。他本人经常找一些群众来谈观感、提意见，将收集来的意见集中反馈给师生，并提出改进的意见与方法。

为了广泛地开展政治宣传和发动群众，陶行知还在学校发起了表演土话剧运动，提倡利用当地方言来编演话剧。学校师生积极响应，纷纷创作或改编了很多方言剧本，主题都是号召群众起来参加抗战，实现自卫。陶行知还亲自修改和编审剧本，督促排演。师生利用节假日下乡演出的《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王大娘补缸》《朱警察查户口》《古怪歌》《茶馆小调》等秧歌剧，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小主人》《啷格办》《抽壮丁》等方言剧，贴近当地百姓的现实生活，更是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和社会影响。

图6-10

1942年，育才学校戏剧组排演了自编剧《小主人》。这出戏描写了一群渔家儿童在战乱中失散逃亡，流落到抗战后方的故事。在重庆、合川、北碚等地演出多场，都引起了关注与轰动。每当剧情进入高潮，即演到一个行乞的小女孩唱起悲歌的时候，众多观众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有一次在北碚演出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有的特务不买票强行进场，还抢坐在前面最好的位置，演出中大叫大嚷地乱闹，阻止正常演出。程今吾老师带领参演的学生，在周围群众的支持下，有理有节地展开斗争，胜利地完成了演出。（图6-10 育才学校戏剧组公演自编剧《小主人》）

1944年，日本侵略者再次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日寇最后的疯狂使中国大片国土沦丧，西南大后方的形势也更为紧张，全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个空前尖锐的问题“怎么办？”。这个时候，陶行知发动育才师生到工农群众中去调查，以真实的故事为背景，编写了三幕四川方言剧《啷格办》。剧中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弃土溃逃的行径，号召人民组织起来与日寇斗争。演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并引起共鸣，但深深地激怒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却支使歹徒半夜偷偷摸摸地把广场上的大海报撕下扔进嘉陵江，把剧场广告拆下丢进粪池，甚至还在演出时扔砖头砸演员，故意切断电源，打伤工友。反动分子的卑劣行为激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义愤，纷纷起来表示抗议和谴责，支持育才学校的演出。对于戏剧组师生社会宣传的良好成绩，陶行知还写过这样的一首诗对他们表示肯定与勉励：“团结旧干部，创作新剧本。认真过生活，登台如有神。得道来多助，有志事竟成。陪都万人望，育才再进城。”

除编排戏剧外，绘画展览和音乐表演等也是育才师生开展社会政治活动，进行抗战救亡宣传的重要方式。对于绘画组的作品展览，《新华日报》曾作过如下报道：“以木刻为例，非常精粹，几十张木刻强有力地刻画着祖国的受难，敌军的狂暴进攻，敌机的狂轰滥炸，刻画着祖国的新生，战士的英勇挺进，空军的雄姿……也刻画着祖国走向新生的黑暗方面，民生的痛苦，难童的流离……无论在构图上、技巧上，像有多年经验者所刻出来的一样，要是下面不明明写着姓名年岁，谁敢相信那是十三四岁或十五六岁的小朋友的作品呢？”冯玉祥也曾作诗赞道：“小小艺术家，成绩真可夸。各拿刀和笔，绘画抗战画。处处有意思，幅幅都秀拔。表现出天真，满眼皆奇葩。唯爱全人类，唯爱我中华。艺术作武器，向敌猛冲杀。打倒日本鬼，打倒希特拉。世界自由血，开出和平花。但凭正义感，描写真理话。抗战与建国，有赖新文化。”

1945年初，正当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却掀起了反民主、反人民的反动高潮。重庆发生了国民党特务枪杀重庆电力公司工人的“胡世合事件”，引发了重庆群众示威游行的民主运动。陶行知支持育才师生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喊出了“要民主，要自由，反独裁，反专制”的口号。他还将1945年定为育才学校的“民主教育年”，把自己主持的《战时教育》杂志改名为《民主教育》，以配合和声援不断高涨的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在接受《中国学生导报》记者访问时指出：“由于这次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将来是非民主不可的，中国的教育也是非民主不可的。中国自有现代化的教育以来，人民从来还没有受过民主的教育。所以今后不但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要来上民主第一课，就是受过教育的人也需要受教育，也应该来上民主第一课，但是要做到这一步，必先要教育是属于人民的才办得到。因此，我主张政府应该还教育于人民。”在陶行知的领导下，育才学校进入了民主教育运动的高峰时期。（图6-11 重庆谈判后，毛泽东返回延安，陶行知（右一）等到机场欢送，并与毛泽东合影）

图6-11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但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假和平、真内战”的顽固立场，总是千方百计地对会议和民主运动进行破坏。会议期间，育才师生分批到沧白堂参加集会，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和殴打威胁。同年2月10日，重庆各民主团体在较场口广场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游行。育才师生举着陶行知设计的三环校徽、红色校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同学们排成四人纵队，人人手拿标语旗，迈着整齐的步伐，从管家巷出发，沿着和平路呼喊着口号走向较场口。陶行知还发表讲话，鼓励大家勇敢向前，不怕牺牲。

当各路游行队伍走到较场口广场，正要召开庆祝会的时候，蓄谋已久的国民党特务、流氓混入会场，疯狂进行破坏，包围殴打出席会议的民主人士，陶行知也被一拳打落了眼镜。育才学校的很多学生虽然年纪较小，但也勇敢地参与了同特务的搏斗。部分同学连忙保护被打成重伤的李公朴，把他扶上八路军办事处的一辆吉普车，送到市民医院救治。其余同学临危不惧，在老师的指挥下组织队伍，沿着指定的路线，一路高呼口号，示威游行回到管家巷驻地。但是，大家等了一阵却不见陶校长回来，心里非常着急。过了好一会儿，陶校长才在几个大同学的护卫下回来了。他站到一只木凳上，用愤怒而沉重的声调说：“民主是打杀不死的，革命是有牺牲的。同学们，不要难过，我们还要坚持斗争！”随后，他又将同学分成若干个小组，分别去慰问住院的李公朴、受伤的郭沫若和一些被打伤的工人、学生。

较场口血案后，国民党特务反咬一口，公开造谣说育才学校师生是事件的打手。陶行知于是聘请学校常年法律顾问史良律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有关特务污蔑育才学生打人的声明》，严词驳斥了特务的丑恶行径。

育才学校师生先后经历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的洗礼，参加了与特务暴徒面对面的斗争，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更加坚定了争取和平、民主、自由的决心，也从中获得了政治生活教育的宝贵锻炼。

（四）文化生活教育

按照陶行知的解释，“育才学校的集体教育性，决定了全部的集体生活同时就是文化生活”。其实在政治、劳动、健康等生活教育活动中，都蕴含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因素。除此之外，育才学校日常的文化生活也是相当丰富多彩的。有写读进修会、讨论会、辩论会，邀请名人演讲，自办壁报等。通过这些活动，引导学生自动进修、研究、思考，提高文化和道德修养。特别是每天举行的朝会，更是成为全校师生的“文化早餐”。每天早上起床后，大家在操场集中，先由教师带领做体操，再举行朝会。朝会最初主要是由陶行知讲话，后来发展为师生轮流上台讲，讲话的内容生动活泼，包括国内外大事、校内外要事、重要纪念日、伟大人物的事迹等。

育才学校还规定各专业组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特色，分头准备专题报告。如社会科学组讲中国的党派问题（分为各党派的政治主张、发展历史、代表人物等），自然科学组讲爱迪生（有爱迪生的历史、爱迪生的母亲、爱迪生的研究精神、爱迪生的发明等），文学组讲报告文学（有什么是报告文学、怎样写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品介绍等）。通过这样的文化活动，不仅推动了全校积极的学习风气，而且加强了各组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学校还定期举办晚会，有故事晚会、诗歌朗诵会、化装表演等，这些也都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陶行知强调，学校的文化生活既要体现各组的专业特色，也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生活，要对群众具有教育意义，也要从群众中获取教育影响。他曾对绘画组的师生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为老百姓而画，到老百姓队伍里去画，跟老百姓学画，教老百姓画画。画老百姓，画老百姓的爸爸，画老百姓的妈妈，画老百姓的小娃娃，画出老百姓的好恶悲欢、作息奋斗，画出老百姓之平凡而伟大。把画挂在老百姓的每一家，使乡村美化，使中国美化，使全世界美化。给老百姓安慰，将老百姓的智慧启发，刺激每一个老百姓的创造力，创造老百姓所愿意有的新天下。”

【注释】

[1]杨震，东汉时期名臣。他在赴任荆州刺史途中，路上经过昌邑，他过去的下属王密在晚上前来拜见，并怀揣十斤金子相送。杨震说：“老朋友了解你，你却不了解老朋友，这是为什么呀？”王密说：“夜里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杨震却说：“上天知道，神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