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自由的火种

伍立杨

一

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侵华，知识分子和全体国民一样，顿陷水深火热之艰难岁月。

日本空军常常轰炸中国重要城市，以摧毁军民斗志。轰炸的程度，时强时弱。这和中美空军反击的强弱有关。轰炸是在抗战后期才衰弱下去。此前，人民备受其罪。

法学家萨孟武在重庆时，也为轰炸头疼。一会儿警报响起，跑进防空洞；往往飞机又不来了。有时以为飞机不来，刚刚走出屋子，炸弹就轰然在不远处爆炸。往来反复，神经几乎为之折断。这就是日本人奉行的疲劳轰炸。最险恶的一次，南温泉中央政校一排宿舍被炸，萨先生家在内，一些房屋是直接中弹。萨家的房屋全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晾晒的衣服都炸碎，而“早晨内子买了一条鸡清炖，几碗粗菜，以备夜间过节之用，日军投弹，全部炸入泥土中了，最奇妙的，厨房被炸，而在炉中清炖之鸡固然连瓦钵都飞到地上，却原封不动。小孩们高兴了，叫道今晚尚有鸡吃……”(萨孟武《中年时代》)

联大教授不乏奇人，讲《庄子》的大教授刘文典人多知之。1938年春，他拒绝敌寇的威胁，从北京虎口脱逃，辗转抵达云南蒙自。他极有学术威望，深受学生欢迎。

刘文典性格鲠直，身体语言也很生动，学生们也喜欢和他开善意的玩笑。他呢，对大人物相当倨傲，对学生和他看得起的友人则执礼甚恭。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吴稚晖。他醉心学术，不善治家，也无积财，在昆明时，往往弄到无米下锅，才知囊中羞涩。

有一次飞机轰炸，刘文典在躲警报时遇到沈从文。他历来看不起新文学，对新文学中人更有文化优越感。曾经一把揪住沈从文的衣襟：“我跑就行了，你不用跑。我躲警报，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你来躲警报，又是为了什么呢？”沈从文极为尴尬，一时无言以对。

国学基础雄厚，自然大有本钱。性格狷狂，大有深趣。此事安徽大学、云南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刘文典全集》附录，收入了两三个不同的版本。有说，他看见沈亦跟在他身后面跑躲飞机，乃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跑什么啊。

教授们躲避空袭藏身山坡防空洞。在洞内，他以讽刺沈从文取乐。如遇沈反驳，他也不生气，便不再讲话，只是把头埋在一年轻女教师的怀里，那女教师很端庄。

他的全集的附录，确有记述，当时他讲《红楼梦》，有一青春绰约的女生在桌边专门为他斟茶水。他则从容饮茶，然后像道情一样，一板一眼地开讲起来。

大知识分子幕燕釜鱼的情形中，尚有开玩笑的心态，是一种放松的精神状态，是心灵的优胜，其间，也常常包含着文化之评议。

文典如此作为，是不是疯狂呢？是不是自高涯岸呢？不是。只说明，当时国粹可以充实人心，国学地位尚高，古典文学葆有充沛内涵，足以作为精神支柱。那是不是刘文典眼高于顶目中无人呢？也不是，他推崇陈寅恪即见其清醒的人物品鉴衡量。这事情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玩笑，或欺侮调笑，实则在内里，它是一种文化象征，一种驱除奴性的自信。也是一种精神基石，即抗衡的力量。他所依恃的，是一种值得保卫的价值，旧典籍中对美和自由的追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解释。

心中充实而有光，而不是酸腐，更不是方巾气。

刘文典所极推崇的大历史学家陈寅恪也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日机常来实施疲劳轰炸，空袭警报兀然而起。昆明同重庆、成都等地一样，城里终日人心惶惶。陈寅恪处之坦然，曾用两个常用成语拈成妙联：

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机者飞机；入土者，躲避在防空洞里面也。陈寅恪先生曾说“国可亡，史不可灭”，修史“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陈寅恪的文学，为中国现代史学重镇，最具现代性和最有发明意义。他在史识上追求通识通解，在史观上格外重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强调文化高于种族；以诗文证史、借传修史，达致贯通无阻的境界，融会贯彻全篇的深沉强烈的历史兴亡感；他治史的精神，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即史魂。

钱穆先生随清华大学迁移到湖南衡阳，时在1937年秋。路过广州时，正值日本飞机轰炸，一市民家正举行婚礼，受祸极惨，肢体炸到树上挂着，以至吃饭时无法下咽。到了云南蒙自时，为避空袭，一群老教授，乃推吴宓“为总指挥，雨生挨门叫唤，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钱穆《师友杂忆》)

老先生们对国学的感情是基本的，是下意识的，是原始的，是因父母之邦眷念延续而生发的对先人的感情，是对脚下那古老而永恒的土地的感情，是对先人数千年劳作的尊敬。

中日两国的国力、战力之悬殊。而抗战得以惨胜，因素多多，而文化人的坚忍努力，有如水泥中的钢筋，星空中的明月，作用在支撑和照明。

二

教授们在逃难中，人生的苦况也达于极点。逃难挤火车，往往被挤得东倒西歪，挤上行李，又挤不上身体，悬在火车顶上逃命的时候，也所在多有。遇到日机跟踪轰炸，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颠沛流离，人命颠危。老舍、梁实秋……都是如此。后者在抗战初期即力主抗战，被日本人定为抗日分子，乃避之，孤身自汉口逃到重庆，与家人分别达6年之久。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

梁实秋从1930年发轫，共用37年的时间呕心沥血，独立译完《莎士比亚戏剧全集》37卷，创文学翻译之最。他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乃译界庞大工程。

梁实秋以为文学讲阶级性，不如讲永恒不变的人性。他反对空洞的抗战八股，反对文学当做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钳制，推扬思想自由。他说“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茫然”(《中央日报·平明副刊·编者按》)。当时给他扣帽子的不少。从深层来看，恰与抗战紧密相连，决非无关，他只是反对浅层次的拉郎配。

教授之中因为家境和待遇、还有子女多寡等因素，也造成了收入分配不敷的情况。同样是穷，萨孟武和朱自清的情况又不一样。朱自清冬天穿云南马帮的披毡，其价较棉衣为低廉。有的教师还可买进少量书籍，有的则将仓促出逃时带出的书籍、衣物廉价出售。吴晗被迫出售自己的善本书。越到抗战后期，胜利曙光在望，而经济的窘迫也日胜一日。为什么？因为日本的挣扎也到了疯狂的地步，虽然他们的陆地交通线也渐为中美空军所截断，但他们在重压之下，仍对重庆造成了包围之势。昆明物价之高，甚至超过了重庆。

1944年闻一多写给友人的信中云：“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他出卖过他的衣服、被褥。为买粮食，到处兼课，晚间诸事毕，方奏刀刻章卖钱，但这更多的是在卖名气和交际。闻一多早年曾赴美留学专攻西洋美术，1944年后迫于生计才大量治印。刻章一道，对普通人，还是此路不通的。

2005年6月始发现的闻一多书信，乃写在一印章的边款，系致史学家孙毓棠的临别赠言。其中，闻、孙两人曾经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原因是“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闻一多传》记1943年秋季，闻先生在昆明，与友人小聚，漫谈抗战形势。其间一人发言，以为蒋先生称得上民族英雄，统帅国人打如此规模的大仗。闻一多当即反驳道：“什么民族英雄选中华民族最大的刽子手卖国贼选他从第一次大革命以来杀了多少人，谁能给他算得清。就现在来说吧，大后方这批瘦丁病丁要死多少？大多数都是贫苦人家的儿子，不能为国去牺牲，而是在大后方白白地饿死病死，是蒋介石在作孽。抗战？都是八路军新四军打的，蒋介石抗战吗？他只热心内战，制造摩擦。”

新闻从业者，相当辛苦。1938年的《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欲拔擢的一年轻人，受不了夜班的辛苦，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选”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生气了：“出卖健康芽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作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选”

在新的民族危难严重关头，一连串飘泊不定的日子接踵而至。知识分子的书籍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买书、藏书的条件都几乎丧失殆尽，到重庆、昆明等后方城市后，又积极搜寻，有的还是土纸印刷的“古本”，或罕见野史，毛边本。积习难忘，只要一册到手，不论是怎样无聊的东西，也总要翻一下。读着“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这样的句子，面对朝天门码头的凄迷烟雨，隐现的黄桷树，确实五味杂陈。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关山难越，谁悲流放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国之客”的感慨与悲凉。

很多老先生毕生以国际一流水平鞭策自己，却很少言及治学的经验。他们反对急功近利，惟以为心态平和，才能有所创见。他们天赋甚高，却又深信熟能生巧，因此毕生勤奋有加，事事精益求精。从事研究是他们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们生命的支撑点。

经受几乎亡国的铭心刻骨的打击，只有身历了这种心灵上创伤的人才会理解“救国论”有其产生的背景。

知识分子常常是文弱书生，在抗战期间的重压之下，情形就更其不堪。像陈布雷，“他的身体很坏，用脑过度，面孔上常摆着苦恼的形象。”(《张治中回忆录》)到他的身体已是风中残烛的时候，他走几步路都虚汗频出，可是他的心里，仍担心“心无空闲，夜无安睡，而工价大事之贻误，又何堪设想？”张治中在成都带他逛街，买小吃慰劳，他竟高兴得像小孩。

旧时代，报纸上那种浅易文言随处可见，而真正堪称纯正、名下无虚的，是著名记者陈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气的妙笔。他于1926年3月12日上海《商报》撰写《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尝谓“岁月迁流，忽忽一星终矣。国辱民扰，世衰道歇，山河崩决，莫喻其危……虽然，吾人之纪念逝者，其所奉献之礼物，岂仅鲜花酒醴、文字涕泪而已乎”，即可见一斑。陈先生天纵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深郁，真积力久，根深叶茂，发而为文，必有可观之处。大学者王力(了一)先生对他也甚为叹服，以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全民抗战的声明。“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为陈先生手笔。他这样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后来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于是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结束了雄奇而又委屈的一生。

三

苦中作乐，苦况中寻觅苦趣。钱钟书，1939年，二十九岁时，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为时约两年。期间完成《谈艺录》初稿的一半，以及《围城》的布局、构思。1941年暑假由广西乘船到上海，时值珍珠港事件，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1944—1946年，写《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他在湖南偏僻小城期间，常得鸡蛋烧食之，而以为美味。

30年代初，日军入侵，东三省沦陷。张恨水给长篇小说《太平花》增加了抗战内容，意在鼓动抗战。此后，接着写了《热血之花》、《东北四连长》、《潜山血》、《冲锋》、《游击队》、短篇小说集《弯弓集》等一系列抗战作品，都很适合一般中等文化阶层阅读。1938年初，他到了汉口。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汉口成立，选他为理事。随后转往重庆，为《新民报》主笔、总社协理、重庆版经理，主编副刊《最后关头》。抗战胜利后，他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

在重庆，他写了寓言式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形式很“先锋”。和他的大量时评一样，深沉而犀利，不免触及权贵，甚至引来军统的过问。

张恨水先生抗战时期避居重庆郊野，无情岁月闲中过，所著散文《山窗小品》数十篇，全书以浅近文言写成，均自眼前风物生发，点染山水，显影趣味，忧世伤时，文笔似瘠实腴，为不可多得之铭心小品。其短序尝谓：“就眼前小事物，随感随书，题之曰山窗小品。”其标题若：短案、涸溪、竹与鸡、断桥、雾之美、鸡鸣声中、秋萤、手杖、金银花、种莱……均平凡基本之事物，然风景之安养人心，田园之怡滋性情，其功亦大矣。虽清贫仅可自存，亦不忘为生命点染特殊之温馨情调。简明冲淡之中，又有烟润之气，其文学价值尤足珍视。文笔仍似闲闲，而关心民瘼的痛烈心境，郁然楮墨内外，长太息以掩泣，催人下泪。

老舍自云“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他在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住所是林语堂全家迁美后让给他的。1942年林语堂赴美国，临行时捐赠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分会做办公用房，既是文协的办公室，又是老舍的居家之所。一住三年，直至1946年3月，老舍和曹禺一起，受美国国务院之请，赴美讲学，才离开北碚，因房里多老鼠，啃家具，偷食品，拖书稿，老舍遂命曰“多鼠斋”。也是在这里，他写下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一、二部和话剧《桃李春风》、《张自忠》、《王老虎》等大量作品。与抗战有直接关系。

抗战期间，文化界人士聚会重庆。某次酒会，柳亚子乘兴对郭沫若说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一听心领神会，立即含笑回敬一句：“诗人毕竟是英雄。”也是抗战生活中的小小苦趣。

田汉性格里面葆有自由的因素，不期然而然地表现出来。抗战期间，国军高级将领黄琪翔请客，讲明一桌，田汉吆喝了近三十人，黄琪翔笑说，早防了你这一手，已准备了三桌席。

长沙临时大学迁往南岳之际，正是兵荒马乱的时节，冯友兰就吴宓的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开玩笑。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打油诗有谓“吟诗马二评红袖”云云。这样一些生活细节，包括民众的更多生活滋味，在新民报的副刊圣手笔下，表现得出神入化。

这期间的重庆新民报出现一种特别的文体，备受读者欢迎。它的作者，乃是副刊名家程沧(程大千)。民国时期，军队在向现代军人转进，谋臣如雨名将联翩，而报界的副刊名家，也是奇人辈出、才情四射。

程大千先生的名作是《重庆客》，他的小说语言，很奇怪地，和当时的名报人，如张恨水、张慧剑等有所区分。恨水的行文，是极从容悠缓的，像大江大河，浩浩荡荡整体推进。和鸳鸯蝴蝶派的哀感顽艳更是两路，和左翼青年的恶俗欧化更是颇不相类。程先生的行文，则简捷爽利，有些欧化的影子，但这种欧化，是善性有节制的，好像是点到为止，因此在句法的安排上有清新的洋味，而在字词的选择上，又将旧文学词汇的生命力与当时的新词杂糅合用之，强弱巧拙的分寸感极得体，造成一种醒豁得力的句法效果。在转折过度的叙述上，甚至加入了政论时评的诘问与点染，故其整体效应，像陶诗一样，是有篇又有句，因此，篇幅有限，而容量奇大。

《来凤驿》寥寥千把字，写了战争时期人心流变，情感的出位，发国难财者的影子，朦朦胧胧，影影绰绰，有点神秘，又有些清晰，像模糊的铜镜。《十二磅热水瓶》就一个疯汉在路边小店点菜的可笑图景，带出滇缅路这条战时大动脉上的辛酸与悲情。《风雨谈》则以古典散文绘景的手腕，一路迤逦写来，当中融会了小品、时评、调侃诸笔法，随时轻松点染中西典故，然而“战都千万种的不平，都交给它爆炸了”。读之胸臆充溢深重的嗒然。《战都酒徒》则素描几种酒客的行状，从个人的遭际，从清寒的杯底，看出民族的哀乐。这些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大时代的小故事。

四

齐白石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求画，他的画面和题字都是讽刺性的。北平沦陷后，他闭门不出，在门口贴出告示，上书：“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老人中，如陈三立对日本极瞧不起，气绝之际，尤骂不绝口。

假如对敌伪有所媚求依顺，可能赢得一时的生活保障，而精神的锁链，即就此套牢了。

林语堂先生是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他的《吾国与吾民》，观察角度从军阀、瘟疫、贫困的中国印象中转圜出来。令美国读者大开眼界，他靠写作成了红人，实在是因为他的笔路极其宽阔，赢得显赫之国际声名。抗战期间，在美的中国外交人员费尽移山心力，难得在美国主流报纸上发文说事，而林语堂以个人身份在其报上纵横驰骋，版面尽有，多为呼吁支持中国抗战的文章。

林语堂先生的《日本必败论》，后收入《拾遗集》。文长近二万字。发表于《宇宙风》1938年7月。此文注意到的人不多。

实则此文有它相当的重要性。文分七部分。一则总论。先从国际经济贸易来谈日本的劣势，着眼在战期的长与短，为胜负之关键。又断言，此战争为两败俱伤，中国若胜，日本固然是失败；即中国不胜，日本亦败。二则论军事。分析日军初期侵略中国的重要交通线，算出总长，算出部署，再得出军力及战斗之消耗，比较双方武器及军火接济。三则论政治。分析日本的暴虐，只能导致其政治的失败，认为南京大屠杀为近代史第一大屠杀，国际知闻，日本轰炸中国平民，为国际上所痛恶。华北及其他地方的政治建设，为抗敌要具，期间也谈到八路军的民众组织的成功。四则论经济。谓中国持久抵抗能力，与日本金融财力之互相消耗，力先竭者先输。此节相当详尽，细数日本之军工和商用原料，对国际经济的依赖，公债，准备金……他依据美国报纸及他种媒体的数字，列出日本当时几年中的财政预算，有几十组数字支持他的论点。五则论外交。在波澜交错的各国时局中，分析俄、美、英等国的反应，他称英国外交为事实主义，美国为感情主义，说美国的舆论最为重要，国会受舆论牵制而制定政策，美国民意已知日本若征服中国则为美国劲敌，所以必然来加干涉。最后还有《撮要》等节。要之，眼光远大，论事则高屋建瓴，观察则气势夺人，观点则正大磊落，是可用、可读、可传的好文章。

抗战时期从事情报工作的多为文人，也真是怪了。汪伪特工总部的两个头头李士群、丁默村，抢着要去管理情报、控制情报系统的是周佛海，都是诗人、画家、记者、文人，甚至还是大文人，这些是下了水的。

他们的总头目汪兆铭，他在辛亥革命时期，乃《民报》主笔，一时政论文之雄杰，有文豪之喻。依附者多为政论专才、报纸主笔、大学教授，如林柏生、胡兰成……实际情况是，伪府开场冷清，人才奇缺，百端拼凑，乌龟王八，一时沉渣泛起，这一批人遂得以因缘际会，在乱世中抛头露面，最后为时代的巨浪所涤荡，成为无足轻重的泡沫。

他们选择这样的道路，自身也意识到是一条道走到黑的绝路。政治在飘摇板荡的境况当中，则政治的操作情态极易使人失望，患得患失、夤缘攀附奔竞倾轧既成事实。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今日膏肓之疾，乃在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之一途”。专制政治数千年一贯，而不获转型，致令知识分子在外患突击之际，选择至为混乱。相当一部分智识者中的软脚虾，不思根本改良、卧薪尝胆，乃转投于侵略者的卵翼之下，苟且偷安，既是专制政治之病，也和他们性格的严重缺陷有所关联。

另一面搞情报的，也是一批知识分子。潘汉年，创造社的小伙计，谍海翻滚半辈子。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隐蔽战线的斗争，并做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建立华东地下交通线。

关露，左联女作家，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春天里》，是她作的词。她肩负秘密使命，在所谓敌伪心脏里，与敌寇周旋，情报、宣传，颇有斩获。她们在敌占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利用《女声》这样的刊物，巧妙宣传抗日。她也做李士群的工作，李因顾虑多多，在她挑明关系后，也不敢对她不利。与虎狼狐鬼相周旋，世情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长期要在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环境中摸爬滚打，极易引发误解，甚至身败名裂。所以，潘汉年、关露等的结局都很惨烈。

五

桂林是抗战时期的交通要道。头几年中，市面很见繁荣，文化活动多多，气氛也很热络。

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夏衍、田汉……都时常在此。

到抗战中后期，桂林出版、发行的报纸多达二十余家；新闻机构亦多，出版社、书店更多，近二百家。杂志、纯文学期刊、综合性文艺期刊不可胜数。大批作家、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学者麇集于此。抗日文化运动声势颇壮。展览会、音乐会、戏剧演出、街头宣传等都很活跃。文协桂林分会成立后，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推动和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奔赴战地，慰问、采访。

从间接与军队发生关系，到直接进入战斗序列，可以说是书生从戎、君子豹变的一个过程。

知识青年从军，到驻印军和远征军的最多。抗战后期，极峰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也是实情写照。有的大学报名人数竟达三分之一。抗战后期，学生参军形成一股热潮。仅四川三台县，大中学生613人报名，录取213人。寓居三台的史学家、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萧一山，发电报促其在成都的长子萧树勋(北大毕业生)回三台报名从军。陈布雷，平江不肖生，田汉……也都送子参军。仅四川就征集从军知识青年近二万人，居全国各省之冠。

青年从军，规模空前，为有史以来所仅见。远征军的配备及训练都是美国化的，包括驾驶、跳伞等特种训练，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并重。多安排在王牌部队及宪兵、教导队、译员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及派赴美国受训的海空军等单位。缅北大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戌诸战役，学生军作用极巨。

学生参加远征军，时在抗战后期，为什么呢芽因为远征军分两期，1942年1月下旬，日军猛攻缅甸，驻缅英军不支，损失惨重。英方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向中方请求援助。1942年2月下旬，远征军入缅作战，此为第一期，杜聿明任实际总指挥；第二期，是在杜败退以后，一部回国驻云南，一部退入印度。再在印度整军，在兰姆珈尔成立训练基地，也叫驻印军，接受美军训练及装备。驻印军就是第二期远征军，郑洞国任实际总指挥。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这是穆旦的名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乃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的代表作。

青年军的形成，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从文化的抗战，直接进入了武器的抗战阶段。抗战后期，兵员严重匮乏。“有的一个师在一次战役后只能编四个连，而一个连只有三十几个人。”(见《张治中回忆录》)原定编为八个师，后竟编成足数十二个师。文化的传存，仿佛民族的精神细胞，只要活的细胞永远存在，中国总是有办法的。

曹聚仁在抗战时为中央社战地特派员，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和中央通讯社撰写战地通讯。他曾进入谢晋元五二四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八百壮士苦战的全过程，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一剂强心针。他编的《中国抗战画史》中写道：“二十七年(1938年)夏初，笔者随军鲁南，乃开始有计划的搜集首要敌情，包括敌军文件、日记及俘虏口供。”后来，他随战线变动，也渐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发者就是曹聚仁。1939年他到了顾祝同的防区，落脚赣州，应蒋经国之请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兼作蒋经国的高参。

曹聚仁做战地记者的时候，曾往江西临川作客(第三战区防地)，在某军驻地讲演。曹先生主讲哲学，又以为面对军人，“谈哲学总不会出毛病的”。乃就地取材，谈当地人王荆公、陆九渊、汤若士的情理观。次日，该军汪参谋长，就和他大谈张载“东铭”的话题。“张子的《西铭》人所熟知，他偏淡《东铭》岂不是有意要估量我的见识吗？”而“东铭”的内容，曹先生恰恰不大记得了，乃硬着头皮，凭印象谈张载的哲学路线，捏着一把汗。后来找到《近思录》重看《东铭》，觉所谈并不大出格，才略略放心。(事见《书似青山常乱叠》)

曹先生差点被军人考住，并非偶然现象，也并不是当时军人喜欢附庸风雅，原因有二：一是辛亥以来，知识分子投身社会实际运作，军人书生往往一物两面，初未可分；一是抗战的形势需求，社会各界当然包括知识、青年界，从军者甚多，导致军队高层中层，相当程度的“学术化”。钱穆先生在成都中央军校演讲，也对学员的水平有所肯定。

黄仁宇最为典型，他出身于同盟会员家庭，后入成都中央军校(黄埔陆军官校)为十六期生，毕业后赴抗日前线，为基层军官。1943年加入远征军，在印、缅与日军作战，在密支那负伤，受颁海陆空军一等奖章。1946年参加全国考试，名列前茅，保送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后为国防部参谋及战胜国(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随即再度赴美，在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1964年获博士学位。七八十年代，他在海外史学界影响甚巨，90年代以后，他的名字在中国内地以《万历十五年》为嚆矢，几乎无人不知。近年则其《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在学界影响很大，已成学术畅销书。其治史以历史之“当时人身经验，积累之则与我们今日之立场有关”为贯穿，而树立一种追溯“体制”前因后果的长远视界。其军旅生涯，则在《地北天南叙古今》一书中叙述甚详，尤其是远征军的抗日态势作战经过，高明之处，不下于雷马克之《西线无战事》。

国军将领的学术气，实在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所来有自。最要一点，乃辛亥老辈形成的学术风气及知识结构的无形框架。老一辈融军人、书生、学者、文人、革命家、狙击专家于一体，自孙中山、黄兴以下，蔡元培、叶楚伧、马君武、胡汉民、吴稚辉、蒋百里、章太炎、戴季陶、廖仲恺、冯自由、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俱允文允武之士。陶成章湛通经史，文章朴茂有奇气。蒋百里为现代军事家第一人，却也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其《欧洲文艺复兴史》为开山之作。孙中山先生则是唐德刚教授所称的“洋翰林”，后于国学用功甚勤，所获极丰，知识结构合理全面。蔡元培、吴稚晖、黄兴则分别是晚清实授之进士、举人、秀才……

黄埔军校的学生构成，也不可小觑，他们，或为耕读人家子弟，或为中等人家出身，或于投考前，已是大学在校学生；若廖耀湘自幼家学渊源，他所著回忆录文辞朴茂；若邱清泉入黄埔以前是于右任任校长的上海社会大学学生。所以国民党军队第二代将领中，也多文武全才。胡琏研究宋史极有心得，刘峙是旧尺牍专家，邱清泉、黄杰的旧体诗，俱深可称道；唐纵日记不特文辞雅健，即于国政之改革，也有痛心而良好可行的建议，罗列日记也是一种“流水草自春”的文学作品。蔡省三则是政论专材。中下级军官，甚至士兵，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十万青年十万军，如陈布雷、乔大壮、向恺然(平江不肖生)俱送子参军，此即奠定了军队人员素质的构成，故也尝有出人意料之修养。而大作家、记者加盟军队，一则有知识之亲和关系，一则也有军人、文人两种不分的渊源，若曹聚仁、张恨水、郁达夫、黄裳、冯英子、张文伯，以后又有司马中原、王鼎均……遂造成军人文化人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情势。

南怀瑾先生序青年军系统的阎修篆《易经的图与卦》一书，即谓：“故论军中学术之盛，人才辈出者，较之往史，尚莫过于国民革命之后期，如此时此地之辉煌灿烂也。”

六

还有，像郁达夫，虽亡命海外，却心系万里家国，深怀信心抵御外族的同时，却又伴随国政转型不上轨道的深沉痛苦，一向遵循的那条“梦中道路”，和现实相交替，有时无法排遣，形式上甚至表现为抄古书。

正义存乎天壤之间。法国当代法学巨匠，曾任司法部长、宪法委员会主席的罗贝尔·巴开特尔所著《孔多塞传》题词尝谓：“任何不为哲学家所启迪的社会，都会被江湖骗子所误导。”思想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的捍卫相交织，自由之精神价值之所以值得捍卫，乃因其已然成为知识界的灵魂。为大智者视为当然。这其实正是衰疲老大的中国不可征服的深层原因。学校师生所受冲击很大，但人们精神十分饱满，教授们备课十分认真，学生学习特别刻苦，以此表明中国的文化不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可以摧毁的。

孙中山、蔡元培先生那一代辛亥知识者，留下了新理想光焰万丈的榜样。他们所引起的同情和景慕，融化为精神价值的成分。当时的大文人之间，也不少是相见而悦，莫逆于心。砥砺志业，相辅相成。

南明抗清的名将夏完淳牺牲时只有十七岁(虚岁)，但其《夏完淳集》却是集部里头的珠玉。清末的革命党自孙中山以下，牺牲了的青少年如史坚如、吴樾既能深刻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又能葆有极佳之中国学问。故每一诗文出，必理精辞粹，彬彬可诵；思想上更能以今魂脱略古胎。吴宓先生发表在《新华日报》(1952．7．8)的文章，以为中华民族即使亡于异族，一定时期以后，最终也必能驱除侵略，恢复独立；但是“若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损失是外国人或中国人所造成的”。老先生真是忧患漠漠，包含一种高迈深远的卓识在里头。任何现代类型的民主与法治，任何将欲刷新政治的表现，任何改革的大手笔，若失却了本民族丰厚的人文精神去滋养发荣，必将以缺乏精神养料和成长基础而归于夭折。文化香火一旦彻底断灭。进而沦于无道德无信仰无文化的惨境，转以拍胸捋袖以大老粗相炫示威，则该民族铩羽折损的末日也就必为期不远。在回应世道巨变之际，知识分子用他们的智慧、心血、坚忍甚至生命，为动荡时期的中国文化，写下了新的一页。

中国数千年专制政治锢蔽积压，人民忍受已达极限，此时又受外力的全面侵迫，改革的呼声可谓贯彻于上智与下愚。在反抗的过程中，对于自由的生活方式，对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冀望高于一切，仿佛天鹅肉般的诱惑。此时有需做局部的牺牲，也竟出于大多数人的意愿。所以，茅茨土阶，粗衣粝食，而能安之如怡。知识分子的表现，其情形令人快慰，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战后，有的大知识分子厌倦与日俱增，乃是在付出绝大牺牲后，对政治不上轨道的严重失望，竟至结束性命，如戴季陶、陈布雷先生，实在是久闷不舒变本加厉的巨哀大悲。

原载《海燕》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