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茂伟
【摘要】作者对天一阁收藏的三个《通纪》版本，与“台湾本”进行了对比研究，重新探讨了天一阁三个版本的《通纪》价值。
【关键词】天一阁;《通纪》;版本;价值
明代史学，嘉靖之前，理学化色彩浓，史学的发展显得苍白;嘉靖以后，逐渐走出低谷，走向高潮，叙事史学成为史坛的主流。[1]陈建(1497-1567)《通纪》作为第一部叙事型明代编年史，出手就不凡，曾影响了晚明史坛近百年。我接触陈建《通纪》，是1985年的事。那时，我准备主攻明代史学，阅读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其称“明代史学，自陈氏《通纪》流传宇内，人各操觚，遂成一时风气”。[2]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成为我研究明代史学的切入点，陈建《通纪》也就成了我研究明代史学确定的第一个课题。
《通纪》刊刻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自隆庆五年(1571)遭禁毁以后，《通纪》原版流传越来越少。万历以后，虽然出了不少重刊本或续补本，但多非原貌。我在原杭州大学图书馆阅读的第一个《通纪》本子，就是岳元声订合本《皇明资治通纪》。这是一个续补本，与原著面目差距相当大。此后，我一直关注《通纪》的原著寻找工作。20世纪90年初，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了解到天一阁有《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卜世昌等订合本《皇明资治通纪》、《新锓校正标题皇明资治通纪》。于是，我得以一睹与《通纪》原著内容较大程度接近的刻本。在多年积累基础上，我写了《陈建史学研究》4篇系列论文。[3]1995年前后，我甚至想据天一阁三个版本，冒险将《通纪》原著恢复出来。2005年上半年，我有机会到台湾半年，在台湾的“国家图书馆”中阅读到了海内外唯一的嘉靖原刻足本《通纪》，这使我兴奋不已。20年的搜寻之功，终有结果。我决定将之复印回大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阅读此书。同年12月，“《通纪》整理”列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直接资助课题。2006年上半年，我全力将《通纪》标点成稿。标点工作接近尾声时，我重新借阅了天一阁收藏的三个《通纪》版本，与“台湾本”进行了对比研究。由于有了原刻本做参照，我对天一阁三个版本的《通纪》价值有了更为合适的看法。现将《通纪》三个版本及其他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结果，写成此文。
一、天一阁《通纪》诸版本
现存各种名目的《通纪》版本有20多种。笔者将这些不同版本区分为原刻本、重刻本、续补本三大类。《通纪》研究中最难工作之一是鉴别不同版本，确定哪一部是原刻本，哪些是重刻本，哪些是续补本。现在，已经可以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了。
原刻本，前面有《皇明通纪序》、《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编卷目》、《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后编卷目》、《采据书目》、《皇明通纪凡例》。在内容上，分为前编8卷、后编34卷，总共42卷。一是题名不一，前编称《皇明启运录》，后编称《皇明历朝资治通纪》。二是作者署名不一，由于退休，所以，前后编署名方式也不同。《皇明启运录》题“粤滨逸史清澜钓叟臣东莞陈建辑著”，《皇明历朝资治通纪》题“东莞陈建辑著”。三是版心不统一，前编刻“明录”，后编版心刻“明录”，双鱼尾，白口。四是版式前后字行数不统一，前编10行22字，后编11行22字。字体是方方正正的仿宋体，横轻竖重，比较扁平，行格疏朗。
此外，内容校勘不精，有较多的错字、漏字或衍字。标题不统一，后编《皇明历朝资治通纪》，一般作“卷×”，但卷之十五与卷之二十一却多“之”。多处文字排成双行小字，可能是漏排造成的。卷二十四成化二十年(1484)秋“东厂太监尚铭有罪，褫职，以太监陈准代之”条，下面括注“此条当在前”。这些随意性、不规范性，正是原刻本才会有的现象。“采据书目”有三处挖刻痕迹，这是家刻本为省钱舍不得别刻的表现，证明《通纪》是陈建家刻本。
目前，原刻本存世有两部，一个足本，一个残本。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皇明历朝资治通纪》(误题为《新刊校正皇明资治通纪》)应该是原刻足本(见图一)。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所藏《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残存《皇明启运录》卷三至卷八，后编存卷一至卷十一、卷十五至卷二十九，共32卷，12册。这个版本，应该与台湾“国家图书馆”本同出一源，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原刻本。
图一 《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首
图片来源: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皇明历朝资治通纪》。
天一阁收藏的《皇明资治通纪》，属于重刻本。重刻本的特点是，内容上与原刻本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排版格式，重刻本前后编版式统一，且没有双行小字，字体也不同。由于重新排版，所以校勘更精致。重刻本目前有两部，一个足本，一个残本。北京大学有一部朝鲜刻本《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后编统一为10行18字，共17册，是一个足本。
天一阁藏《皇明资治通纪》，前后统一排版12行25字，前编称《新刊皇明启运录》，后编称《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见图二)，版心统一为“皇明资治通纪”，单鱼黑口，是一个残本。前编八卷完整，后编有残缺，存卷一至卷十六、卷二十至卷二十九，共34卷，10册。从编号来看，全书应有12册，缺2册。天一阁收藏本是何时翻刻本的?笔者曾将天一阁本定为“嘉靖翻刻本”，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从种种情况来判断，应该是万历初年以后的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至隆庆五年(1571)的17年间，正是原刻本《通纪》正常销售的时代，《通纪》家刻板本存世，根据市场需求，随时可以加印，书商翻刻的概率比较小。隆庆五年九月，《通纪》突然受政府注目，陈建家所藏板刻被销毁。《通纪》成为禁书后，实际上由政府出面做了一次免费广告，名声越来越大。禁书越禁名声越大，这也是规律性现象。由于陈氏家藏板刻被销毁，于是，就有书商开始重新翻刻《通纪》，出现出版权转移现象。经由书商的市场操作，销售力度显然更大，于是，《通纪》的影响面更大。朝鲜活字本《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具体的刊刻年代不详，但用的是“乙亥字”，相当万历三年(1575)，可以肯定是万历初期的版本。[4]天一阁的《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时间也应是在万历初年前后，主要根据是字体略偏长，字迹清秀，版面清楚，印刷质量明显提高。一般说来，嘉靖时代的本子，印刷质量不高，字迹略粗，版面偏黑。
图二 《皇明资治通纪》卷首及目录
图片来源:天一阁所藏《皇明资治通纪》
续补本一般由陈建《通纪》订补和续补两大部分而成。除了续补部分不同之外，《通纪》订补与原著相同部分内容的不同主要表现为批语、按语不同。陈建的作品，有一定的学术色彩，保留了引语，但到了《法传录》之类续补本，删除了这些引语。为了追求所谓的客观，而删除了主体色彩较强的按语，那样的结果，将陈建作品的思想性抛弃了。这是最大的不足。此外，某些内容也有增加。总的说来，内容上做加法，按语上做减法，这是续补本共同的现象。续补本数量比较多，有一些是坊刻本，其中，有几部是学者订补的，如岳元声订本、沈国元订本、高汝栻订本，质量相对高一些。
天一阁收藏卜世昌、卜六典订合本《皇明资治通纪》、《新锓校正标题皇明资治通纪》，属于续补本。
卜世昌等订合本《皇明资治通纪》刊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卜世昌，浙江秀水人，应该是史家卜大有(1512-?)同一家族之人，诸生。此人喜欢历史，“甫束发即嗜读班氏书，且时时从长老问朝家典故及诸巨卿琬琰家乘之详”。[5]卜万祺称“臣兄昌，少负轶才，博洽娴文”。[6]全书《皇明资治通纪》14卷和卜大有《续纪》3卷组成，版心称“皇明资治通纪全书”，共6册。
卜世臣《皇明资治通纪全书序》称:
粤陈建汇为《通纪》，遂执稗官牛耳。偕薛晋陵《宪章录》，颉颃纸价。奈绝笔武庙，兼岁久蝇头漫漶。禾郡魏塘支君始辑《永昭两陵编年史》，颖端衮钺，何必减涑水研摩!但性好臧否，志狃激扬，间或操议稍偏，用刑太峻。觉襄晦翁《纲目》尺许，大抵□造此等书。要如亚夫将兵，无天于上，无地于下。讨罪虽亲立诛，存一护庇心不得;褒勋虽仇亟奖，存一弹射心不得。贵核弗贵多，贵平弗贵刻，个中肯綮，倚狐后罕能领略者。吾家雁行，圣瑞氏、玉梁氏，佥富有才情，尝锓《经世策括》，为握椠前茅，入彀士强半借资。复偷隙驹之暇，手订嘉隆实录，并《通纪》，鼠□更亥豕，以勒梓人。
所谓圣瑞氏、玉梁氏，应该就是卜世昌、卜六典。这位卜世臣，应该是卜世昌弟辈。这篇序的大意是说，陈建《通纪》“执稗官牛耳”，与薛应《宪章录》同样为当时所重。惜仅写到正德。后来，支大纶补写了《永昭两陵编年史》(又称《世穆两朝编年史》)，但评价过于偏激。他们理想的作品应该是“贵核弗贵多，贵平弗贵刻”。于是，卜世昌、卜六典参考世宗、穆宗两朝实录，删补成此书。这里似乎表明，卜大有《皇明续纪》上中下三卷，是卜世昌、卜六典编纂的，实际署名是卜大有。那么，卜大有《皇明续纪》是否是根据支大纶《永昭两陵编年史》改写而成的呢?应没有直接的证据，在此仅提出问题，供人思考。
《新锓校正标题皇明资治通纪》，版心题“皇明通纪大全”，半叶11行27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坊刻本。这个本子，前10卷为陈建《通纪》，后1卷为嘉靖隆庆续补部分，共11卷，10册。纸质偏黄，属于价廉产品(见图三)。
图三 《新锓校正标题皇明资治通纪》卷首
图片来源:天一阁所藏《新锓校正标题皇明资治通纪》
二、《通纪》作者及书名
(一)由杨慎“率意”引出的《通纪》著作权之争
《通纪》是陈建编纂的一部明史著作，按理不存在著作权的问题，但因同时代著名大学者杨慎(1488-1559)的信口开河而出现了不必要的麻烦。
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七《野史不可尽信》曰:
古今政治之盛衰，人物之贤否，非史不足以纪治乱，示褒贬，故历代皆有国史，而往往不无舛漏，于是岩穴之士，网罗散失，捃摭逸事，以为野史，可以补正史之阙。然野史不可尽信，……岭南梁亿，乃梁文康公之弟。文康与先太师同年同官，本无嫌隙，特所趋不同耳。亿著《皇明通纪》，隐没先太师之善，如正德庚辰、嘉靖辛巳改革之际，迎立之诏，江彬之擒，皆匿而不书，乃以宸濠护卫之请，谓先君与之。时先君丁忧于家也。先君不草威武大将军敇，几陷于危，乃举而归之梁公，不知写威武大将军敇者，梁公也，内阁有敇书稿簿缀撰者姓名于下，岂可诬也，无乃欲盖而弥彰乎?………
由于杨慎在明代学术史界的特殊地位，他的话为胡维霖《墨池浪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所引用。沈德符称:“杨升庵云《皇明通纪》为梁文康弟梁亿所撰，其言必有据，岂亿创之，而嫁名于陈建耶?况梁亦为广州之南海人。”[7]清初青年史家吴炎也深信不疑，进而称“子虚乌有之陈建”。[8]
这里要辨析的第一个问题是，杨慎的话是否可靠?由上面引文来看，杨慎是从“野史不可尽信”角度，举例时提到《通纪》的。杨慎讲此话的重点并不在于考辨《通纪》的作者问题。在杨慎看来，梁亿著《通纪》是常识，这是个简单的事实，并不存在陈建著《通纪》的事实。
第二个问题，杨慎何以关注《通纪》?杨慎是因为《通纪》涉及了杨慎父子的事迹，才关注《通纪》的。后来，杨慎孙子杨宗吾《检蠹随笔》“又有数条，乃驳陈耀文《正杨》之非及陈建《通纪》载杨廷和事之误”。[9]可见，《通纪》记录了杨廷和两件不光彩的事，一直成为杨家子孙的心病，极力加以辩解。那么，杨慎所谓两件事是否成立?第一件事，见于《通纪》卷三十二，正德九年(1514)三月。据《通纪》正德十年(1515)一月，杨廷和丁忧。《别集》卷四十五《内阁辅臣年表》也作正德十年丁忧。前后相差近一年时间，如此说来，杨慎的辩解是不成立的。第二事有一些误解。杨慎的意见，草威武大将军敇的人是梁储，不是杨廷和。但据《通纪》卷三十二，正德十三年(1518)六月，正德帝要求内阁草威武大将军敇，杨廷和称疾不出，只有梁储当面顶撞，结果，正德帝放弃了起草诏书的要求。自然，也就不存在谁是草诏之人问题。这么说来，杨慎的辩解都是不成立的。《通纪》为何没有讲杨廷和善的一面?却讲到杨氏丑恶的一面。杨慎的猜测，与作者的个人偏好有关。因为作者梁亿是梁储的弟弟，所以，扬恶不及善。显然，这是杨慎的主观猜测。《通纪》对杨廷和的直录，对杨慎的批评，是杨慎有意诋毁《通纪》知识产权的重要原因所在。
第三个问题，杨慎何以误题?《通纪》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出版的，杨慎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卒的，当时正是《通纪》热销的时代。从情理上说，杨慎应是读过《通纪》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差错，最大的可能是，杨慎本人没有读过《通纪》，仅是从别人的转述中了解的。当时，杨慎身处云南，完全有可能没有读过《通纪》。
(二)梁亿没有作过《通纪》
梁亿是否作过《通纪》?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考梁亿，广东顺德人，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进士，官至广西参议。杨慎是正德六年榜的状元，梁亿与杨慎是同榜进士。梁亿兄梁储与杨慎父杨廷和“同年同官”，即同年进士，同在内阁任职。应该说，梁氏兄弟与杨氏父子是比较了解的。据陈建及王世贞的记录，梁亿有一部《皇明传信录》，简称《传信录》。《传信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由于梁亿的《皇明传信录》不传，所以，不知是编年体明史抑或杂史。《通纪》从《传信录》转述了5段引文，分别见至正二十年、洪武元年、洪武十年、洪武十五年、洪武二十一年。从引文来看，主要是洪武一朝。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二也引用了一段材料，称“《传信录》言我朝宣宗章皇帝乃建文君子也云云，不可笔之于书……大抵出梁亿宵人，语不足存也”。查《明史艺文志》卷九十七，梁亿有《洪武辑遗》二卷，没有《传信录》，是否《传信录》即《洪武辑遗》?惜没有直接的证据。从引文内容来分析，《传信录》应是一部笔记、杂史，不是系统的明史著作。何以会发生梁亿著《通纪》之事?晚明人沈德符的推测是“岂亿创之，而嫁名于陈建耶”。这是不可能的事。有可能是，陈建关于杨氏父子的记录，信息来源于梁亿《传信录》。朝廷中发生的事，且涉及梁储的信息，只有梁氏兄弟有可能提供。
(三)陈建作《通纪》的依据
现存各种《通纪》本子，不管是原刻或续补之作，都署名陈建，从未有署名“梁亿”之例。当时及后来的明朝史家提到《通纪》时，也无一例外地署名陈建。特别是正文中按语及按语中偶尔出现的《治安要议》、《学蔀通辨》字样，思想完全是陈建的。什么都可以模仿，就是思想无法模仿。明清个别学人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四)原刊本书名问题
陈建所撰史著，简称《通纪》是可以肯定的。问题是，全称是什么?由于台湾所藏原刻本没有封面题名，所以，陈建原著全称也就成了问题。陈建自己用法就不统一:序及凡例，作《皇明通纪》;内文省称《通纪》;目录分别作《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编》、《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后编》;正文，前编仍称《皇明启运录》，后编称《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再看一下同时代或后代人用法，也不统一。
现在所见《通纪》全称有三种:《皇明通纪》、《皇明资治通纪》、《皇明历朝资治通纪》。第一种称《皇明通纪》者，如时人邓元锡说“陈东莞建仿荀氏《汉纪》撰《皇明通纪》，于人才、风俗、政体、边防三致意焉，视宋李焘《长编》有过无不及矣”。[10]万历《粤大记》卷二十四《陈建传》有“裒辑圣祖启运以来迄于正德，为《皇明通纪》，凡三十四卷”。高汝栻本称《皇明通纪法传录》，序称“是以陈东莞编其要为《皇明通纪》若干卷”。第二种作《皇明资治通纪》，如岳元声订本，就直接称《皇明资治通纪》。第三种称《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北京的国家图书馆藏本作《皇明历朝资治通纪》，两个重刊本《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多“新刊”两字，中心题目仍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至于《明朝通纪》之类，则是清朝人的称呼，可以不必理会。《皇明通纪》、《皇明资治通纪》、《皇明历朝资治通纪》这三个名称不同之处在于:是否有“资治”?是否有“历朝”?到底哪个合适些?考虑到陈建自编的目录称《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编》、《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后编》，北京的国家图书馆藏残本直接作《皇明历朝资治通纪》，两个重刊本《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多“新刊”两字，中心题目仍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那么，《通纪》的全称应该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比较合适。著名版本专家王重民也倾向于认为陈建合前后编，总题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11]我一直来倾向于认为《皇明资治通纪》比较合适，没有“历朝”两字，现在看来，定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比较合适。
三、《通纪》史料的来源及价值
《通纪》的史料价值，曾受到部分人的怀疑。其书史料价值到底如何，今人有必要给一个说法。
(一)《通纪》史料来源的多样化
《通纪》史料来源的特点是，以政书、方志、编年史、传记、杂史笔记、文集、奏疏为主。陈建写历史，有“采据书目”117种书。这117种参考书，分为7大类。其中，以杂史笔记、文集、方志、奏疏为主，几乎搜集到了当时所能看到的图书。前人用“野史”来概括《通纪》是不合适的。
政书8种:
《五伦书》《御制大诰》
《皇明祖训》《皇明玉牒》
《皇明诏令》《大明会典》
《皇明政要》上饶娄性辑
编年史3种:
《续资治通鉴纲目》《龙飞纪略》诏安吴朴著
《历朝圣政记》
传记5种:
《皇明开国功臣录》定远黄金著《皇明名臣录赞》莆田彭韶著
《皇明名臣言行录》丰城杨廉《理学名臣录》杨廉辑
《近代名臣言行录》海盐徐咸
奏疏12种:
《皇明经济录》《莆阳大奏议》
《于肃愍奏议》钱塘于谦著《商文毅奏议》淳安商辂著
《马端肃奏议》钧州马文升著《胡瑞敏奏议》钱塘胡世宁著
《夏桂洲奏议》贵溪夏言著《孙毅庵奏议》孙懋著
《渭厓疏要》南海霍韬著《南宫疏略》分宜严嵩著
《皇明群书题要》金陵李允植著《皇明屡朝时务策要》常山詹涛著
杂史笔记47部:
《国初事迹》《翊运录》青田刘基著
《三朝圣谕录》泰和杨士奇录《殿阁词林记》蒲圻廖道南著
《殿阁词林续记》黄佐、廖道南同著《革朝遗忠录》
《革除遗事》岭南黄佐辑《诚谠录》昆山秦鳌著
《燕对录》长沙李东阳录《舆地图纪》安仁桂萼著
《密勿稿》东莱毛纪著《九边图论》灵宝许论著
《草木子》浙江龙泉叶子奇著《群书类考》兰溪凌瀚著
《空同子》汴梁李梦阳著《孤树裒谈》
《水东日记》昆山叶盛著《今献汇言》衢州应鸣凤辑
《可斋杂记》安福彭时著《灼艾集》万表辑
《菽园杂记》昆山陆容著《双槐岁抄》香山黄瑜著
《寓圃杂记》王锜著《余冬序录》郴何孟春
《枝山野记》姑苏祝允明著《天顺日录》南阳李贤著
《双溪杂记》太原王琼著《守溪长语》姑苏王鏊著
《病逸漫记》昆山陆釴著《震泽长语》王鏊著
《马端肃三记》马文升著《绿雪亭杂言》清江敖英著
《困知记》泰和罗钦顺著《琅琊漫抄》姑苏文林著
《北征录》新淦金幼孜著《县笥琐探》姑苏刘昌著
《传信录》顺德梁亿著《青溪暇笔》金陵姚福著
《否泰录》永新刘定之著《古今识鉴》鄞袁忠彻著
《出使录》李实著《北狩事迹》金台杨铭著
《琐缀录》泰和尹直著《立斋闲录》莆田宋端仪著
《庚己编》姑苏陆粲著《汪循日录》休宁汪循著
《枫山语录》兰溪章懋著
方志11部:
《大明一统志》《山东通志》
《湖广通志》《广东通志》
《广西通志》《四川通志》
《江西通志》《福建通志》
《云南通志》《中都志》
《广州志》
子部儒书1部:
《大学衍义补》琼山丘浚著
文集31部:
《皇明文衡》休宁程敏政辑《高皇帝御制文集》
《宋潜溪文集》浦江宋濂著《杨东里集》泰和杨士奇著
《杨文敏集》建安杨荣著《王抑庵集》泰和王直著
《陈琴轩集》东莞陈琏著《吴康斋集》崇仁吴与弼著
《刘古直集》寿光刘珝著《陈白沙集》新会陈献章著
《琼台类稿》丘浚著《杨文懿集》宁波杨守陈著
《怀麓堂稿》李东阳著《杨碧川集》宁波杨守址著
《石淙稿》巴陵杨一清著《吴匏庵集》姑苏吴宽著
《程篁墩集》休宁程敏政著《姚东泉集》慈溪姚镆著
《张东白集》南昌张元祯著《林见素集》莆田林俊著
《罗一峰集》永丰罗伦著《桃溪集》台州谢铎著
《杨文恪集》杨廉著《柴墟集》泰州储巏著
《李空同集》李梦阳著《矩洲集》南海黄衷著
《王阳明集》余姚王守仁著《郑少谷集》闽郑善夫著
《霍文敏集》南海霍韬著
(二)间参《明实录》
《通纪》有否参考过《明实录》，这个问题有争议。孟森认为参考过《明实录》，称“明人节钞《实录》，即名为纪，盖自陈建之《皇明通纪》始。此书备科举场屋中对时务策之用。故陈建《通纪》以后，撰续通纪者甚多”。[12]笔者持否定意见，认为“称陈建抄实录成《通纪》，绝对是无稽之谈”。[13]我的理由是，在嘉靖时代，《明实录》尚是宫内秘物，外人根本不可能读到。明实录的传抄，始于嘉靖年间。当时仅个别权臣拥有《明实录》抄本。严嵩是嘉靖十五年(1536)入阁的，负责明实录传抄工作。严嵩失败后，籍没财产名单，其中有“累朝实录八部(五百七本，手抄)”。[14]这说明严嵩在替政府抄录时，同时也替自己抄录了一部。嘉靖二十八年(1549)，吕本入阁，担任《大明会典》总裁，得有机会，抄录实录中关于馆阁的资料。嘉靖四十年(1561)他在家守制时，类编成《馆阁类录》，隆庆三年(1569)修订成稿。[15]万历初年(1573)，王世贞曾在前首辅徐阶家阅读明实录，这表明徐阶家拥有实录抄本。严嵩家《明实录》显然为政府所没收，徐阶家实录抄本，虽可抄录，但正式出版却是万历中期的事。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刊于其万历十八年(1590)，《馆阁类录》刊于卒后十年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
这次，因有得机会阅读陈建《通纪》原著，对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我注意到，“采据书目”中有《历朝圣政记》一书。明朝所谓《历朝圣政记》，就是《明实录》抄本的别称。再细读《通纪》，在内容上也有所体现。
一是直接提到“国史”。有四处。
《通纪》永乐二年，“按此《实录》所记洪武初，以东胜、兴和、开平、大宁为边”。
《通纪》永乐十三年正月，前交阯参议解缙死于锦衣卫狱，徙其家于边。国史本传称:“缙文学书礼，冠绝一时，其为人旷易无城府，喜荐引士，然少慎择，且所行多任情忽略，故及于罪死，年四十七，家徙辽东，洪熙初始赦还。”
《通纪》正统十一年杨溥条，也提到国史。“国史谓:三杨同为内相，士奇有相业，荣有相才，溥有相度。”据《英宗实录》卷一四三，正统十一年七月庚辰“溥在内阁，与士奇、荣皆杨姓，时号三杨。三人者，各有所长。士奇有学行，荣有才识，溥有雅操，天下引领焉。溥尤谦小心，趋朝循墙而走，儒之淳谨者也”。这说明《通纪》是概括，不是全部引用。
《通纪》成化二十一年，“盖珝多谈论，不知者或目为狂躁。国史正为珝辨此诬云:然珝自论王直后数年，实鲜闻诤救。至是，始以仇孜省去，岂阳城之有待而然与?呂端之所谓‘小事胡涂，大事不胡涂’，珝或其俦与?”
二是某些内容与实录同出一源。如:《通纪》龙凤六年许瑗见朱元璋一事，与《太祖实录》卷八庚子五月丙辰一段对话相似，惟个别词不同而已，《通纪》作“予用英雄，有如饥渴”，而《明太祖实录》作“予思群贤，有如饥渴”。《通纪》不少对话非常生动，这些生动的对话，必定出自国史，否则，不可能那么详细。
由此，可以肯定的是，《通纪》参考过实录。问题是，到底参考了多少?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通纪》实际状况来看，某些年份的事迹记录十分简单，特别是后编，可以说，越到后来越简单，这应该不是参考实录才会发生的事。如有实录可参考，一定会详细，不会简单到如此程度。我以为，陈建所谓《历朝圣政记》，可能是《明实录》的节抄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至今仍有《永乐圣政记》、《文庙圣政记》(存9卷)、《宣宗圣政记》(存12卷)、《圣政记》(不分卷，清抄本)、《洪武圣政记》(12卷)、《新刊皇明圣政记》(10卷)。甚至可能仅洪武朝实录，如嘉靖时期的陆深给儿子的信中就提到“寄回《圣政记》一部，十二本，此即《太祖实录》，要熟看，中间颇有误字错简，阙疑可也”，[16]说明《圣政记》即《太祖实录》。作为一个下层官员，又退休在广东，陈建要想看到完整的《历朝圣政记》抄本是比较困难的。由此可以肯定的是，《历朝圣政记》绝对不应是《通纪》的主要参考物，而仅是部分参考而已。如果是主要参考物，应该列为参考书目第一位。
如此说来，陈建撰写《通纪》过程中，搜集到了所有能够搜集到的资料，既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修的作品，也有私人修的作品，并不完全是“野史”。所以，从材料来源来说，《通纪》是“不苟”的。
(三)关于《通纪》的史实错误
《通纪》作为第一部明朝历史著述，内容上当然可能出现差错，所要讨论的是差错率高低问题。据笔者研究，前代学者批评《通纪》者并不多，就王世贞《史乘考误》有五处提到了《通纪》: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资治通纪》言太祖初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红罗浮来，遂取衣之。郑氏《征吾录》及故所居名红罗障。及髙氏《鸿猷录》亦因之。《实录》载瑞兆多矣，独不载此，恐亦传闻之误。”《史乘考误》怀疑朱元璋早年一段经历，但没有直接证据，仅提出怀疑而已。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四:“《通纪》言擢监察御史韩雍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非也。韩公还朝后，迁浙江按察副使之任。半岁，以陈芳洲荐迁。今记载于十四年土木之变前，亦非，乃景泰元年事。”据《明督抚年表》卷四尹直《韩公雍言行录》(见《明名臣琬琰录》)就有“己巳，少保陈先生循知公之才，特荐升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也就是说，韩雍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事在景泰二年十二月丙戌。于此可见，《通纪》也有来源，不能说错。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五:“《资治通纪》言五月上崩，九月李孜省有罪伏诛，僧继晓发原籍为民。按:孜省下狱谪戍矣，后复逃还京师，始复拷死于狱，原非论斩也。继晓先以取药诈还，为有司执送，斩于市。今纪似俱未真。”这条见成化二十三年(1487)，转述略有误，“上崩”在八月，非五月。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五:“《资治通纪》弘治元年冬，礼部尚书周洪谟致仕。洪谟被论，与少詹事程敏政、右庶子王臣同免，今不载。”这条属于补充。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六:“《通纪》言左副都御史邵宝罢，后起为礼部侍郎，以母老乞终养。按:宝再起为户部右侍郎，转左侍郎始，乞终养。今言起为礼部及不出者，误。又言许尚书进卒于五年十二月，马尚书文升卒于七年，俱非也。二公俱卒于刘瑾未诛之先，马卒六月内，寿八十五，许卒七月内，寿七十六。又云:诏益秦藩封壤，既而不行。按:秦所请者牧马草场地耳，非封壤也。”
笔者在标点时，也注意到《通纪》永乐十四年(1416)四月至九月间“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纪纲以卖权作威，伏诛”条，时间过于模糊。据《明太宗实录》卷一七八，纪纲伏诛时间在七月乙巳。《通纪》列在四月以后，让人误以为就是四月之事。
总体上看，《通纪》内容上的出入数量不多，在正常的误差率之内。《通纪》是一部可信的明史著作。
(四)《通纪》的史料价值
从今天眼光来看，《通纪》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它的史料价值表现为:
历史评判价值。如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丁巳胡广卒，《太宗实录》卷二百讲到胡广，肯定多，但《通纪》却是批评多。这正是实录与史著不同之处。《实录》是政府场域的作品，《通纪》是历史场域的作品。前者体现的是现实评论，后者体现的是历史评价。
稀见史实记录。《通纪》写作时，参考了杂史，故而也不同于实录。如成化二十三年，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事丘浚进所著《大学衍义补》，得到皇帝的肯定，“仍命礼部发福建书坊刊行”。这里提供了两条信息:一是《大学衍义补》首刊于福建;二是当时明朝政府习惯将书籍发到福建书坊刊刻，从“仍”字来分析，应是常规。
书中某些特殊见识，也有可取之处。如理学家陈选这个人物，前人注意不多。陈建对陈选理学地位的评价相当高，后编卷十八，天顺二年(1458)称“我朝理学之士，薛文清瑄、陈克庵选为最”。这个判断基本准确，刘宗周接受了这个观点，称“愚按先生躬行粹洁，卓然圣人之徒无疑。其平生学力，尽见于张聚一疏，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通纪》评理学未必尽当，而推许先生也至矣”。[17]陈建何以如此高估陈选?原来，陈选担任广东左布政使期间，有功于广东。后编卷二十四，成化二十二年(1486)条，“广民疲困，为除徭役，罢和买，备赈济，务为惠养计。……选立志以古圣贤自期，待自奉甚俭，操履诚悫。其居此官，必欲尽此职。其行此事，必欲尽此心。其视去就为甚轻，一在于生灵国家，余不恤也。宦辙所至，无不感动响应者，名重海内。士大夫无问识与不识，论一时正人，必佥曰陈某。”如此言行一致的模范官僚，自然应该受到重视。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的地方官政绩，只有各地方上人才会如雷贯耳，其他地方一时难以体认到。广东士大夫陈建向大家推荐了这么一位优秀的理学家人选，其见识是合理的，自然应该受到重视。
陈建《通纪》是一部集叙事、致用、学术三位于一体的优秀史学作品。[18]笔者《传统中国的历史叙事遗产:以陈建〈通纪〉为中心》将专门作讨论，此不详。
参考文献:
[1]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8.
[3]陈建及其《皇明启运录[J]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92，(1)通纪》:一部富有时代色彩的史著[J]，浙江学刊，1994，(1);陈建社会改革思想述略[J]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93，(2);陈建《通纪》及续补诸家略考[J]文献，1993，(3);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其影响[J]史学史研究，1993，(1).
[4]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冯梦桢，通纪述遗序[A]见卜世昌，屠衡.通纪述遗(卷首)[C].
[6]卜万祺通纪述遗序[A]见卜世昌，屠衡.通纪述遗(卷首)[C].
[7]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C]著述·焚通纪[A]
[8]吴炎.吴赤溟先生文集·答陆丽京书[C].
[9]四库全书总目(卷132)检蠧随笔提要[A]
[10]邓元锡.函史(下编卷13)[M]经籍记[A]
[11]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06.
[12]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C].书明史钞略[A].
[13]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28.
[14]天水冰山录[A]武宗外纪(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C].上海:上海书店，1982.134.
[15]吕本.馆阁类录序[A].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影印本.
[16]陆深.俨山集(卷96)[C]江西家书[A].
[17]黄宗羲.明儒学案(首卷)[C]师说·陈克庵选[A]
[18]钱茂伟.皇明资治通纪[A]见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二卷)[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334-343.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史学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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