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通约性

(一)“意”“象”语义辨析

在中国文化中,“意象”最早是在哲学层面上提出来的,《周易·系辞上》有“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此处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颇有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语)的意蕴。因为书不可尽其言,言不可尽其意,故而圣人通过“立象”而“尽”其“意”。在“圣人之象”的表述中,“象”又有特定的含义,对此,《周易·系辞上》有言:“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对于“言”“意”“象”相互之间的关系,魏晋玄学家王弼在其《周易略例·明象》中有一段明确的论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到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从文学审美的需要出发,强调文学构思须以物象与意趣、情感相结合,他在《文心雕龙》中要求“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自此,“意象”便逐渐被广泛用于文学艺术,表示借物抒情而需要的寓“意”之“象”。在讨论文化基本特性的特殊意域,“意”表示主观理意、义意与“心”之意;“象”表示客观物象、现象与“形”之象,结合前面对文化本质的讨论,可以认为“意”即表示主观信息,“象”即表示意会符号,“意象”则表示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象的状态与意的智识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范围统一体。

(二)“通约”词义浅释

“通约”在古汉语中表示“总括”“共同约定”的意思,如《墨子·经上》曰:“君臣萌,通约也。”孙诒让《墨子间诂》有“……谓尊卑上下,等差不一,通而约之,不过此三名。”以意象通约性概括文化的基本特性,这里的“通约”或许与“共同约定”“通而约之”的含义略有联系,但肯定不含有“总括”的意思。在古代西方文化中,“通约”最早源自于享“几何之父”盛誉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他提出的通约性和不可通约性概念后来被广泛引用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以至于到后来使用最多的其实是关于社会、文化和哲学的通约概念。作为最初的数学概念,“通约”表示如果两个数之间存在公约数,即为可通约,用严谨的数学语言表示即为“假若两个不等于零的实数a与b的除商a/b是一个有理数,则称它们互相是可通约的。具有通约的特性则称为通约性。”作为通行的文化研究用语,“通约”表示两种或两种以上各种各样的文化原素或元素,只要存在着趋向于互相识别、互相理解、互相交融的共同特性、共同价值或共同标准以及共同尺度,即为可通约,这种可通约的特性,即为可通约性。

(三)意象通约性的理解与应用

讨论至此,我们即可得出意象通约性的完整表述。即所谓意象通约性,是指不同的文化通过异质主观理意、义意和异类客观物象、现象所表现出的在特性、价值、标准、尺度等方面趋于共通而可相互识别、理解和交融的那么一种品性。简言之,即不同文化中的主观信息和意会符号可通而约之的特性。

根据不同的标准,全世界的文化种类可以无穷无尽,而每一种可以自成体系的文化都有自己独有的特征、价值、标准和尺度,这些独有的特征、价值、标准和尺度是各种文化自身生命力和灵魂的集中体现。比如爱斯基摩文化之所以是爱斯基摩文化,是因为它具有适应北极苔原、冻土生活的“白色文化”“冷文化”等特征,具有原始社会晚期新石器阶段或铁石并用阶段的文明水平,具有建立在渔猎及驯鹿以及半地穴式居住等经济基础上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除去了这些体现爱斯基摩文化的特征,爱斯基摩文化就不再成其为爱斯基摩文化。不仅爱斯基摩文化是如此道理,其他任何一个种类的文化在其道理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

不同种类的文化各有其不同于它类的自身特征,而且不同种类的文化其内涵与外延的丰富程度各不相同。在千状万态的人类社会中,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或类同现象是肯定存在的,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可能比较小、而类同性可能比较大,这样的文化相互之间的可通约性便比较强,不同的文化主体对异质、异类文化的接受、理解程度便比较高。如韩国的韩医学、日本的汉方医学、越南的东医学等都与中国的中医学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别,但都属于与中医学一脉相承的文化,相互之间具有较高的可通约性,不同的文化主体对建立在一脉相承基础上的异国、异族医学文化的接受、理解程度自然比较高。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可能非常大而类同性可能非常小,这样的文化相互之间的可通约性便相对比较弱,不同的文化主体对异质、异类文化的接受、理解程度便比较低。比如,有声的汉语语系、日语语系、印欧语系……与无声的哑语语系,它们肯定分属于不同的语言文化,如果完全不借助媒介工具而直接交流,人们肯定是极难适应的。

(四)意象通约的实现途径

对于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来说,建立和实现文化沟通最有效的媒介工具是语言——包括书面语言、肢体语言、机器语言和口头语言。然而,全世界数千个民族、数千种语言,要完全靠语言实现人类的文化交流无疑是十分困难的,更何况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人们的意识、思维等主观信息都是借助于语言而建立起来的,语言的隔阂对于人际交流和文化交融胜过任何鸿沟垣墙,因此,要实现文化的意象通约,语言翻译无疑是一条非常有效的途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确实是通过语言翻译实现的,仅凭社会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翻译现象,即可充分说明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意与象的可通约性。

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习俗的人来说,建立和实现文化沟通最灵动的内置工具是心灵,因为凡是人,皆有着趋向于真善美爱天性的自然本能和文化基因,可以说向真、向善、向美、向爱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本性。尽管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过不少的人胡作非为、危害他人,有的甚至罪恶滔天、十恶不赦,然而人类的本质仍然是趋向于真善美爱的。人们的外显行为是内隐心灵的生动投射,有形可见的一举一动,其实都是无形可显的心灵最直观的表现,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取的一切产物,都必然熨烙上受心灵支配的深刻印迹。比如,万里长城是古代中华民族伟大实践的产物,它所昭示的心灵印迹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保家卫国、共御外侮的爱国情怀;红十字是全人类医学社会实践提炼出的抽象产物,它所昭示的心灵印迹是通过救助、呵护伤病者而表现出的博爱、同情和人道主义。在这里,万里长城和红十字皆为有形之“象”,是全人类都可意会理解的符号,而通过万里长城和红十字所代表的爱国情怀和人道主义皆为无形之“意”,是全人类都可接受、认同的主观信息。尽管全世界各个民族的人们可能语言不通、文化不同,但通过类似于由万里长城而理解爱国情怀、由红十字而理解人道精神这样的无穷事例而实现文化通约的心灵基础是普遍存在的。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意象通约性确实是文化的一个基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