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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形象史

时间:2022-08-0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对此,世人不仅关注,而且议论纷纭。实际上的孔子,那个两千五百年前活动在齐鲁大地上的古山东汉子,应该是一个身材颀长、体格强健的人。还有一次,叔梁纥星夜率三百骑突破敌人重围,将鲁大夫护送出险境。

不管情不情愿,在曲阜孔林孔墓中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孔老夫子到了2006年,注定要再“摩登”一次,让世人再追捧一回—

2006年7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组织评选制定 孔子标准像。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6月13日,山东(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和中国孔子基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正式推出孔子标准像雕塑初稿。对此,世人不仅关注,而且议论纷纭。到了9月23日,即孔子诞辰2556年纪念日前夕,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向全世界正式发布了孔子标准像定稿。

标准像究竟什么模样?报载:“更加慈祥,宽鼻、阔嘴、浓眉、长髯,国字形脸,眼神也更加温和,是一个具有山东人相貌特征的忠厚长者。”创作此像的负责人说:“我们重点从形象定位和精神气质等方面作了修改完善,更注重体现孔子‘仁’和‘礼’的思想内涵,表现他的博大儒雅。”

从传媒刊发的照片看,“孔子标准像”也确如上述报道。

原以为一锤定音,孰料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孔子究竟长什么样,有无必要和可能制作一个“标准像”?是谁将孔子像的“标准”授予制作方的?……围绕这些问题引发了沸沸扬扬的议论。

笔者倒是从来也没费脑筋去想过孔子到底是什么样,其实这根本就是个无解方程,一个千古之谜。从小到大,在书本、图册、孔庙、碑刻等载体上见过千百年来留传下来的无数个孔子的画像、塑像,这些孔子像自然无一“标准”,各不相同,正合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审美定则,唯其哪个造型都没标榜为唯一“标准”,所以谁见了也不会太当真,非得刨根究底问一问“像否?”这中间最为人们所熟悉、所接受的大概还得数唐代吴道子画的孔子像,画中,孔子雍容凝重,温厚质朴,拱手而立,腰佩长铗,体现着他一生看重和践行的“礼”与“义”,身着宽袍大袖,的确是“吴带当风”,观之印象深刻。

端详着孔子现在的“标准像”,却让人恍兮惚兮:这个憨厚拙朴的山东老者,就是史学巨匠司马迁礼赞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谓至圣矣”的孔圣人吗?就是宋代名相赵普对之五体投地,以“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之语极赞之的孔先师吗?就是那位被历朝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供于殿堂之上、尊为“万世帝王师”的“素王”吗?就是那位千百年来一直深入到民间私塾、三尺小童入学时第一个要叩拜的“至圣先师”孔夫子吗?就是那个以四书五经支撑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被定于一尊的儒家学派的祖师爷吗?就是那个以巨大身影投射到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留下不灭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吗?……

说来也巧,几乎与孔子标准像发布同时,在号称西方思想文化发源地的希腊,官方于10月24日发布了一幅古希腊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半身雕塑照片。这是日前在雅典卫城山脚下发现的古罗马时期的雕塑。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他与另外两位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在思想上有着师承关系,他们三位生活的年代几乎与从孔子到孟子这段时间平行。在希腊官方公布亚里士多德雕像照的前几天,我们中国新闻代表团正在雅典访问。在那三位哲人的故乡,见到他们的雕像复制品自非难事,—其实在国内,在有关古希腊的印刷物上早已拜识过多次了。待到回来,将新公布的亚里士多德雕像与早先见过的一比较,尽管角度、表情不一,但绝对就是一个人。古罗马紧接着古希腊。真多亏了古希腊罗马时期那令人或许至今还难以企及的艺术大师,可能就在这些哲学大师们生活的当时,艺术家们神乎其技的魔手就已对之摄魂勾貌,留下他们逼真的形象了。所以两千多年后,我们还能一睹大师们的真实风采。—这里不存在任何“真否”、“像否”的质疑。

这无疑是亚里士多德比孔子幸运的地方。

不过,也正是在看了亚里士多德那形貌、表情惟妙惟肖的雕像照片之后,我才明白,孔老夫子几千年来尽管化身千亿,仿佛无处不在,实际上却已真身隐去,弥散在千年时空隧道中了。我们捕捉到的留在印象中的无非是老夫子生前死后发出的各种信息,在人们想象中形成的形象碎片而已,然而即便是碎片,也达到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境地。

这么看来,还是没有留下真容的孔夫子更神秘,更耐人寻味,更鲜活,也更幸运吧。

难怪在已经有了荧屏美女、时装美女、香车美女、篮球宝贝等“美眉”的当今,又冒出了“国学美女”,且发出了要勾引孔子以发扬国学的热辣宣言!是否在伊们的想象中,号称“圣之时者”的孔老夫子已变成翩翩少年郎了呢!

幸耶?非耶?

不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孔子都绝对是老天戛戛乎独造的“唯一”。

那是一位不可复制的逐日夸父般的巨人。

然而在当时,孔子同时代的人既没把他当成“唯一”,更没把他当成巨人、伟人而向他顶礼膜拜,尽管他那时已相当地有名气。

俗云:仆人眼里无伟人。同时代人眼中也没有伟人吧?除非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一场造神运动。但在中国古代,所谓巨人、伟人几乎是半神话式的人物,不是活在远古洪荒年代,就是活在传说之中,如尧舜禹和周公这样级数的圣王先贤。而出身贫贱,又几度落魄、常与凡夫俗子厮混的孔子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却未免平民化、生活化、情绪化了,离现实太近了,偶像化也难。

实际上的孔子,那个两千五百年前活动在齐鲁大地上的古山东汉子,应该是一个身材颀长、体格强健的人。这可证诸其父叔梁纥的威猛,史载叔梁纥是个“以勇力闻诸侯”的“武士”,曾在一次攻城战斗中,手托落下的城门,让被困的部队撤出来,避免了重大伤亡。如其主帅孟献子所言:“《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还有一次,叔梁纥星夜率三百骑突破敌人重围,将鲁大夫护送出险境。这么一位“有力如虎”、屡建军功的壮士,体格必然健壮,在其63岁上,娶了一位不到20岁的姑娘颜征在为妻,“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从生理学角度看,健康的基因遗传、悬殊的年龄差距、激情的云雨交合必将诞育出强壮的新生命。晚孔子数百年的司马迁在拜访了孔子故里,广采史籍和博闻故老传说之后认定,“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足见在时人眼中,已对孔子这位“长人”另眼相看了,虽然早年“贫且贱”,管过仓库和牛羊,壮岁又以布衣而入仕,由中都宰而为司空,由司空而为大司寇,在鲁国动乱的政局和与周边国家复杂艰险的关系中费心竭力地周旋数年之久,末几,迫于时势,又不得不弃官离鲁,开始 了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十多年的列国周游— 路上风餐露宿,备尝艰险,“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好几次命悬一线,但“长人”孔子坚忍地一路走过来了,晚年继续孜孜不倦地从事教育和古籍的编纂,终年72岁。这在平均年龄不过三四十岁的春秋时期,不能不说是少有的高寿了。于此可见其毅力的顽强、体魄的强健。

想到这些,我觉得周游列国时的孔子在外形上颇类鲁迅《理水》中那位舍命治水的大禹:瘦长粗莽,面目黧黑,衣服破旧,即便在旅途中下车小憩,也“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干过粗活,又在十多年的艰辛奔波中日晒雨淋饱经风霜,我们的孔夫子如果不是如大禹这样,难道会是细皮嫩肉的白面书生么?

然无论怎样揣想他的状貌,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学识、才华、能力一如他的身高,在当时活跃于政坛、学界的诸子百家精英中,都是高出一头、鹤立鸡群的“长人”。

但是,这只是对他外观想象所得的感性印象。一旦这位黑瘦颀长、粗手大脚的长者和他的一大群弟子向我们走近时,我们却会感受到有什么东西拂过我们的灵魂,有什么东西沉到了我们的心底,—他的移动左右着我们的视线,我们不能不注视着他。

那是他几十年育人、从政、治学、求道生涯中形成的博学、睿智、仁厚、爱人的精神境界中散发出的人格魅力之所致。那是老天雪藏已久的千年佳酿,凡是闻到些微酒香的人都会为之迷醉的。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

这些因《论语》而流传下来的耳熟能详的至理名言,以一种只有孔子时代才能具有的高度凝练高度概括的先秦语言风格,将孔子的“仁”“义”精髓、政治理念、人生哲学完盘托出,其微言大义深入浅出,成就了后世那些以注释它为能事的汗牛充栋的高头讲章。

然而,了解、熟知孔子的人,尤其是在鲁国跟他同执政柄的同僚和跟他一道周游列国的弟子们却知道,他们这位“夫子”并非总是“温、良、恭、俭、让”或一味的峨冠博带、道貌岸然、色彩单一、枯槁乏味之人,否则,也就没有《论语》和有关典籍记载中那个如多棱形金刚体般闪烁着异样光彩的孔子了。

他厚重则厚重,仁爱归仁爱,但也有撂脸子、动杀机的时候,诛杀少正卯就是一例。那是在孔子被赏识他的鲁国国君姬宋任命为代理宰相不到3个月之时,孔子处死了一位相当有名望的文化人少正卯。事后宣布少正卯所谓的五大罪状:居心险恶,善于迎合人意;行为邪异,不肯接受劝告;谎言惑众,却标榜全是实话;博闻强记,但所知全是丑事,陋闻;自己犯错,却文过饰非。—历史上,这件事自然是反孔派抓住不放的劣迹,尊孔派则讳莫如深。直到两千多年后的我辈也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孔子究竟是出于什么心态要下此辣手?难道权力真有如此魔力,能使执掌它的人迷失本性,连圣人也不能幸免乎?!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位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迂直的夫子,好容易逮住用权的机会,岂能不兑现他的施政原则。

其实在此之前姬宋与齐国国君的夹谷之会中,以礼仪专家身份亮相的孔子就曾以“平民轻视国君”的罪名,命鲁国卫士将因表演了宫中轻喜剧的齐国男女演员抓到台下断以手足。为了他坚守的“礼”,对艺人尚且如此苛酷,况乃政敌乎!

他不语怪、力、乱、神,但信天命,并且和自己的政治主张、道德品格融为一体,从而充满自信地奔走呼号以实践自己的理想。周游列国时路过宋国,孔子那天正在和弟子们在大树下演练周礼,与孔子闹过纠纷的宋国司马桓赶来砍倒大树,追杀孔子,弟子们为老师担心,已是59岁的孔子却认定:“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何?!”经过匡地,因孔子长相与茶毒匡民的阳货相若,于是人们将孔子拘禁起来,“弟子惧”,孔子又一次显示出他的自负与自信:“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实,天也罢,命也罢,在孔子那儿,不过是一种信仰而已,他并不听天由命或靠天行事,我以为,他只是坚信冥冥之中有一种支持他信奉的理想的神秘力量在,因而能以天下为己任,临难不苟,遇宠不骄。至于当时人十分迷信的鬼神,孔子则持回避态度,而将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这实在是一种十分睿智的态度,于中或许能看出孔老先生的几分调侃吧。

的确,孔子不乏幽默感,而且是一种和乐观与共的幽默。就在桓追杀孔子之时,弟子子贡焦急地四处寻找老师,有人告曰:“东门有人,其颡类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将此话转告孔子,孔子 竟未动怒,却开怀一笑说:“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承认自己状类丧家之犬,足见孔子此时已狼狈到何等地步。不过,这样级数的名人以狗自况,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这也表明,狗在当时还没背上后世人们加给它的种种恶名, 因而人与之并列也不以为是多大的羞辱吧。

孔子似乎也不免于凡人的七情六欲,在卫国时,卫灵公夫人南子颇有美色,然为人不羁,又干预国政,名声不佳。却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必欲召见孔子。是要向孔名士卖弄风情,还是要在文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威权?不得而知。“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然。”在司马迁笔下,好一幅活色生香的图景,好像他亲眼所见似的。那位后来战死时还要系紧帽带而死的子路对此大为不悦,孔子百口难辩,只好对天起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一情节,“五四”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大背景下曾被激进学生以《子见南子》之名演于舞台,盖在刺孔之好色也。“文革”中,又被以污言秽语包装起来,以从道德上将孔子搞臭。其实,孔子虽圣却也是人,在当时投奔卫国的情势下,既然“寡小君愿见”,又请之再三,总不 能佯装没听见吧?也不能太没绅士风度了吧?

依我辈俗人心性,倒宁愿孔子真的是对南子的美感到赏心悦目,甚至怦然心动,“美眉”嘛!“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是“亚圣”孟轲说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可是孔老夫子自己说的。经过夏、商、周三代先儒们对人性的思考,至孔子已是深知人性之二重性了。此处之“色”当为“美色”而非“色相”也。现代儒家张中行援引西哲之言说:面对美人而不心动,对不起上帝—这倒像是对孔孟之言的注脚。不然,一个对美色(包括异性美)无动于衷的人,人们有理由怀疑,此公要么是生理不健全,要么是矫情,再不就是假道学,而非孔夫子也。

然而,诛少正卯也罢,子见南子也罢,对于孔子的历史评价,对于孔子这个博大精深的“人”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呢?同是在世界名人排行榜上傲视尘寰的歌德、爱因斯坦等文学巨匠、科学泰斗,也皆非一尘不染的圣人。他们和孔子一样,是巨人,但非完人,更绝非小人。他们的种种不足和缺失在只见一斑、不及其余的庸人看来,是有犯天条、罪无可逭的。“鹰有时飞得比鸡低,鸡却永远也飞不到鹰高”—列宁曾引用过的这句话用之于孔子非常贴切。孔子的思想之“鹰”究竟能飞到什么样的精神高度,请读读他关于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论述即可了然: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

世人往往称道美国二百年前的独立宣言,高度评价它提出的人权平等、社会公平等社会原则,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亦然,以为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于此尽矣。然而两千多年前孔子憧憬的大同世界、小康社会所展现出的那种和谐社会的美好图景,却是孔子对中国上古社会生活的理想化总结和概括,其饱含激情和道德评价,千载之下读之犹令人怦然心动。它为古往今来人类所共同向往和追求,在中外历代先进思想家包括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关于理想社会的论述中都可看到它的影子。甚至在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时都会油然联想起孔子的大同世界构想。这里的差别只在空想还是科学,愿望还是实践。作为一种美好崇高的政治目标,孔子关于大同世界的和谐图景,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两千多年来让无数志士仁人热血沸腾,前仆后继地去追寻、去为之奋斗。它的一些范畴至今仍为我们所乐道、所践行。至于“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人行,必有吾师”、“德不孤,必有邻”、“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妙言警语,在《论语》等典籍中直如碎金散玉,字字珠玑,随处可见,流光溢彩,其精义至理百世不殆,让我辈常常惊叹于孔子何以在那时就达到了如此的思想高度和巨大思想容量。

我常想,我们现代人往往挟现代科技和社会财富而骄矜,蔑视古人,大大低估了古人的智慧,想当然地以为,在那样蛮荒粗陋的时代,人们智性初开,能有什么深刻的思想、超卓的能力。其实,除了必须随生产力高度发展才能产生和形成的现代科技知识外,当年古人以其近乎通灵的澄明头脑已将天、地、人之间的奥秘想了个透,将人性看了个透。以致两千多年来无数人思索过的问题在深度和高度上都难超过前贤。真如歌德所说:“这个世界现在太老了。几千年来,那么多的重要人物已经生活过、思考过,现在可找到和可说的新东西已经不多了。”我们今天之所以终于超越了古人,乃是因为我们是站在孔子这类古代思想巨人的肩上。

这样一位孔子,同古希腊的哲学三杰一样,无疑是各自奥林帕斯神山上的大神宙斯。

颜回,这位孔子最为称赏的弟子,后人推为“七十二贤人”之首的“复圣”,在谈到他们老师时曾如此动情地说: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越是仰望他,就越是觉得他高;越是钻研他、就越是感到他深。你不能简单地、片面地、静止地来把握他,他或是在前导引,或是在后助力,或是在旁启蒙,他是那么丰富多姿,其思想和人格魅力会整个地笼罩着你……这就是弟子心目中的孔子、大哉高哉智哉的孔子。

那么,别人怎么看?

后人怎么看?

历史怎么看?

公元前479年夏历二月,已是72岁高龄的孔子病重。他是在前484年秋结束长达14年之久的列国之行回到父母之邦鲁国的。晚年的孔子倦鸟归林,不再奢望老天会给他一个手握权柄一展宏图实现其政治人文理想的机会了,于是重操教书育人之旧业,学生多达三千;同时作《春秋》,删《诗》,赞《易》,序《书》。这些本应列入国家重点工程的大事,皆由孔子一人完成。此时的孔子已入垂暮之年,除了偶尔还能在鲁国都城曲阜的街头巷里见到他或独自一人,或三五弟子跟随踽踽于道略显佝偻的高大身影外,就只能在杏林办学之所和编修典籍的居室看到他日渐衰老下去的华发苍颜了。然而命运的箭石接踵而至:孔子70岁时,独子孔鲤先他而逝;接着,西狩获麟旋即被杀,这在孔子看来意味着天下无道;末几,孔子最器重的学生颜回不幸夭亡;不久,跟随孔子最久的弟子子路又在卫国的一场内乱中战死……沉重的劳作和连串的精神打击彻底损毁了孔子的身心健康。当跟随他多年的子贡来看他时,他已预感到大限将至,长叹自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泰山其颓乎”,想都可以想见那真是自然界一个可怕的灾难性的事件,它震天撼地的巨响要很久才能消失,它引发的地质地貌、生态环境的改变却马上会开始,并为人们所感知……

“哲人其萎”呢?它会激起什么样的社会反应?

一切历史遗产的价值、作用、地位、意义均视其满足当代需要的程度,由此也决定了它的当代面貌。孔子已经消逝,作为他和他的形象的历史即由此正式展开。

自孔子去世到秦一统中国的二百余年间,天下大乱,秦、楚、燕、齐、韩、赵、魏七国争雄,逐鹿中原,伴随着纷飞的战火,列国关系处在纷繁复杂的变动之中,在政治、经济、外交各个领域相互较量,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来临。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等五家学派为最著,儒学虽因了孔子及其后人、门生的努力而居显学之首,但因为儒家推崇的以仁为根本的旨在恢复西周鼎盛时期有序状态的礼治主张和改良社会的思路并不符合当时各国当权者攻城掠地、吞并对方的迫切政治军事需要,不能成为他们攫取利益的灵丹妙药。同时,当时可供选择的思想武器五花八门,各派游说之士投怀送抱、登门献技者日众,而孔氏子孙却多恪遵“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祖训,对当时各国统治者采取了一种若即若离的隔膜态度,所以儒学虽为先秦诸子学说之首,在当时却并未一家坐大。此时的孔子虽广受尊崇,却也只不过是一派学说的精神领袖,是“人”而不是“圣”,更不是“神”。他的学派、他的后人甚至还出现了他生前始料不及的变故。

秦一统天下之后不久,秦始皇听从宰相李斯之言,以个别儒生的言论和不合作态度为由头,实行了焚书坑儒的惊天酷政,儒家和儒学遭到了初创两百余年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以致在秦末大起义的怒潮中,孔子的第九代嫡孙、当时名气颇大的大儒孔鲋竟带着家传的祭器和礼器投身于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并被尊为博士、太傅。

一种温和的学派竟被最高统治者目为乱政之说而用血腥手段予以镇压;一个旨在用“仁”学改良社会的家族竟出了一位参与用暴力“犯上作乱”造反行动的儒生。掌握历史话语权的时代风云就是这样书写当代史,为孔子及其学派塑造形象的。

夫子在天,作何感言?

然而到了汉代,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孔子及其学说历史命运的大人物终于应运而生了,识货的大买家终于出场了,孔子学说的价值也终于被看到了。由于自春秋战国至秦末的数百年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汉初天下复归于一,统治者要坐稳位子,就必须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至武帝刘彻时,经文景之治,社会财富充盈,而阶级矛盾加剧,迫切需要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与和谐君臣吏民关系的伦理观念对于统治者而言岂非“正合吾意”!于是,在汉高祖刘邦“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此帝王祀孔子之始也。”开历代帝王崇儒祭孔之先河后不久,至汉武帝,被誉为“千古雄才”的刘彻采纳了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学钦定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汉武帝、董仲舒们的这一举措还真是“顺天应民”的大手笔,它首先是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使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第一王朝。这里的秘密在于:孔子学说中的民本爱民和群臣等级思想,对于封建王朝既有支撑、巩固、维护的作用,又有一定的规范、制约之效。揆诸二十四史,就某种意义而言,遵从还是违背儒家民生民本思想原则成了一个王朝寿命长短的重要因素。史家认为,汉朝四百年命脉全系于尊儒崇孔。此说不无道理。而那些颠覆孔子民本思想的王朝实则也就颠覆了自己,没有不短命的。

儒家理论从此与帝王意志、国家权力结为一体,孔子则成为其人格化身,从此被抬上了神坛。经过孔子门生、后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经过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等历代大儒的修正、调整和发展,儒学和孔老夫子在不同时代都有了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和形象,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需要、所接受,传承不绝。而每朝每代不管是打天下还是治天下的军事枭雄、政治强人则都会不约而同地去从儒学及其经典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据传,宋初,人言宰相赵普所读仅只《论语》而已。一日太宗问赵普此说确否?赵普答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治太平。时人云,赵普其示例每决大事,启观书,乃《论语》也(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由此可见孔子、儒学、《论语》在中国古代士人和统治者心目中的显赫地位。是故,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两千多年来,一个接一个的王朝前仆后起,一茬接一茬的帝王纷至沓来,不管是大一统的汉唐宋元明清,还是分裂时的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也不论是汉人统治者君临华夏,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尽管政坛上纷纷扰扰、熙熙攘攘,波诡云谲、腥风血雨,君面千变,帝座百迁,唯独儒学作为“国学”的正统主导地位不变,孔子的“帝师”身份不变,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作为“圣地”的朝拜之所不变,历代帝王“朝圣”“祭孔”的传统不变。孔子的封号自西汉武帝时“为汉制法”的“素王”始,经历朝历代不断加封,由“师”而“王”,由“圣”而“神”,至清顺治年间定称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追赠“万世师表”的封号。

一个生前风尘仆仆、四处奔走呼号的孔子终于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只要你到曲阜孔庙大成殿或全国任何孔庙去看看,众多端坐在神坛上的孔子哪一个不是手执玉笏,头戴冲天冠,身着华衮,金面肃然!已无一丝人间烟火气,岂止是超凡入圣,实则是由圣成神了。

当我如此粗枝大叶地缕述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尊孔崇儒的历史时,不止一次想起马克思150多年前说的这一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我觉得马克思关于“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的论断,揭秘了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远不止于资产阶级登台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尊孔史就是一部不断请出孔夫子的亡灵,利用他的儒术来巩固自己统治、维持社会有序状态的历史,是一部将孔子塑造成“圣”与“神”的历史,也是一部随着形势发展,根据当时王朝的需要,不断让孔子的思想和形象“当代”化的历史。

孔府、孔庙、孔林、孔墓的连续性就是孔子的思想和形象不断被“当代”化的编年史,它正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又反作用强化了历史的这种连续性。

孔子,“圣之时者也”!

在我的老家—岳麓山脚下,紧靠岳麓书院有一圈红墙围裹着一座耸然而立的覆盖着黄绿相间琉璃瓦的古老建筑物。这是一座孔庙。不知何年何月始,它成了一所小学的校舍。我的童年启蒙求学就是在这儿完成的。那当年想必供奉着至圣先师文宣王神位的大成殿被隔成了几个教室,天天书声琅琅,下课则笑语喧哗,那是我们这帮少不更事的孩子们的乐园。只有每天上学时看到石门旁立着的“文武官员到此下马”的拴马桩,才会朦胧意识到这儿的旧主人曾享有至尊至贵的地位。不过也仅此一想而已,这儿留给所有学生的永远是温馨。

几十年后的现在想来,被搞得那样森严可畏;连官员们都要“到此下马”的文王庙原来一旦装进新内容,也是可以这样令人亲近的。

其实这正是孔子及其学说的另一面,即平民化的“草根”一面。虽然曾一度官居大司寇之尊,在当时鲁国官场和列国政界也算是个风云人物,但你要孔子不草根都不行。据说孔子血统高贵,因为在其后人编修的《孔子世家谱》上,孔子的四十七世祖竟然是中民族的始祖之一黄帝,而四十三世祖契则是殷商的始封祖。这身世够显赫的吧!自此一路下来,各世祖均为政界头面人物,直到六世祖孔父嘉因参与宋国国君废立之事被杀,导致抄家没产、祸及家族,其后人才被迫去国离乡,避祸鲁国,这一门显贵自此家道衰落。其后孔子的五代祖先(包括其父叔梁纥)在鲁国或为家臣,或为地方小官,再无腾达之时。

培养一个贵族也许需要经过三代人的积淀,但毁掉一个贵族之家却一击足矣。即便孔子血液中真有黄帝一脉的DNA贵胄因子,那也远远敌不过现实社会中平民生活对一个人的影响。孔子三岁时其父叔梁纥去世,其母颜征在携孔子居于鲁都曲阜的阙里,完全融入周围的平民生活当中。其间上过一段平民学校,15岁后可能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一边自学,一边干活,即孔子自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曾为人“委吏”,即管理仓库,又为人“乘田”,即管理牛羊,在当时上层人士看来这个姓孔名丘的年青人尽管文质彬彬,但已与“贵族”八杆子打不着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识文断字的乡巴佬罢了。

考诸孔子一生,除青少年时期为生计所迫边自学边干活,50岁后一度短暂从政,之后周游列国十余年之外,他将生命的大部分章节都献给了教育,特别是人生中的黄金季节壮年和收获季节晚年。即便是十余年的列国行,虽然政治色彩浓烈,但也是以一种别开生面的行教方式进行的—

在两千多年前的风尘弥漫的中原大地上,在沟通列国的交错迂回的古道上,不管是骄阳裂土的岁月还是风雨如晦的日子,行人们经常能见到一位五六十岁的老者,或车或行,身前身后总是围绕、跟随着一大帮弟子,他们各个难掩风尘之色,对老者则恭谨有加,因为这是他们尊敬的夫子,他们愿意一辈子追随的师长孔子。设若在下当年也曾忝列门墙,聊附骥尾,那么除了能亲眼目睹孔子与各国政要论政、议经、谈文的博学多智的风采外,更经常地、大量的是在路途上亲聆夫子与众弟子或有感而发,或随机即兴的问教、授业、辩难了,在那种场合,孔子往往一反在官场议政时的严肃、高古,而更像一位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又不失尊严的导师,态度依然是“诲人不倦”、“知无不言”,方法照样是“举一反三”、“循循善诱”,颇像现代导师之带研,思想处于最自由无羁的激活状态。孔子的博识广闻、睿智多思,此时表现得淋漓尽致。《论语》中许多思想精邃、妙语如珠的章节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道不同,不相为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等就是出自此时。咳唾成珠玉,吐纳皆文章,此之谓也乎!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这应当是孔子当时的真实写照。温和而不失威严,庄重而又安详(“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居则设帐授徒,行则随机解惑,治国宏谋、人生哲理均娓娓道来,诲人不倦,学生如坐春风,心神俱怡。孔子的这种教师形象在民间较之那个在森严庙堂中的“百世帝师”“文宣王”自然更为人们所亲近、所接受、所熟悉。作为私学的开创者,在以后的千年社会生活中,几乎凡私塾都挂孔子画像,设孔子牌位,学生入学均要对孔子牌位行礼致敬。即使没有孔子牌位,也会像当年少年鲁迅那样,“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子的平民形象深入人心,“子曰诗云”之类人们耳熟能详。至今还记得儿时时常听见父母叔伯说:“孔夫子讲哩……”或是“孔夫子周游列国时……”那语气在幼时的我们听来犹如援引家族中某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的教诲,我似乎可以嗅到那位老人家身上熟悉的气味。

中国当代的一位伟人在被问及其“亲密战友”给他奉上的四个“伟大”时,他说:讨嫌,只保留“导师”一说,其他的都去掉。想必于今有人问起孔夫子他头上那些历代冠上的高得吓人的尊号时,他或许会说,把那些劳什子都摘掉,只要“教师”这一称号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孔子的死正如他的生一样,尽管在朝野产生了影响,引起了关注,但也仅此而已。谁也没有、谁也不能估量、猜测到这个人身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的学说能否生存下去,会遭遇什么命运。就连孔子自己在去世前不久都曾诰叹:“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

历史事实是,孔子之“道”不仅大“行”于后世,而且在历朝历代朝野双方的合力作用下,经两千余年的历练,他本人也由当年芸芸众生中的“长人”长成了人类历史上、精神文化上的巨人。其故里曲阜孔林中绵延七十余代两千余年的孔氏墓地,见证了这个人影响历史的巨大能量,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文化奇观。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孔子及其学说愈来愈受到正面的、积极的、科学的评价,形成了一股研究、出版、宣讲中国文化和儒家经典的热潮,外电报道:“中国的‘孔子热潮’体现了‘中国式发展模式的自信。……孔子在中国已完全‘复活’,并兴起了传统文化潮,这是不争的事实。任何社会现象都反映了该社会成员的思想,从这一点看孔子的‘复活’是绝不容轻视的变化。”今年6月外电报道:“截至本月1日(孔子学院)已经达到了l56所遍布54个国家和地区。”光美国就有十几所。说孔子当今又在世界范围内“周游列国”似不为过。

这一次孔子是真正走下神坛,走向普罗大众、走向世界的现代之旅。跟随他的当然有72贤人乃至三千弟子,但更多、更大范围的当代粉丝们也加入了这个儒学的现代之旅。

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学说已历两千余年,这个他曾经生活过、奔走过、呼号过的世界早已天地翻覆,世事全非。经过这么漫长岁月的磨损,再坚挺的砖石建筑物如金字塔、长城等也会风雨剥蚀,再辉煌璀璨的金属器皿如金王冠、青铜鼎也会锈迹斑斑,最终将凋零湮灭,为何身为“百世帝师”的孔子在世人心目中却始终金刚不坏,为何曾经跟历代封建王朝结下不解之缘的儒家学说能将其根须一直延伸到今天,以致不死不灭?如果说,历代王朝是因为孔子学说能维护以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统治而需要它、尊崇它,那么,在封建社会已终结近百年,人们对封建残余深恶痛绝的现代社会,在经历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和“批孔批儒”的“文革”后的今天,在网络博客、手机短信、超级女声、NBA联赛等时尚风靡世界的张扬个性的时代,孔夫子凭什么会重新被人们从历史的深处推向现实的前台?

这个秘密还得从孔子及其学说本身去探寻。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当两千四五百年前的某一天,孔子如此回答弟子的问题时,其内心也许波澜不起,从容淡定。因为对于“仁”的精义,孔子思考多年已烂熟于心,“爱人”几成其下意识了。然而他当时肯定没意识到,这似乎脱口而出的两个字,就如“苛政猛于虎”的激愤之词一样,会给千秋后世的芸芸众生以怎样的启示和震撼。

“仁者爱人”是孔子学说中最可贵的民主性精华,“仁”是其思想的主要范畴,也是孔子的独造。所谓“爱人”、“泛爱众”的仁心仁术,就是要求统治者把人当人看,把平民即“草根”们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孔子将这种仁心仁术作为政治和道德的基础,诉诸政治就是行仁政(“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诉诸个人就是做仁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做人为政达到极致,天下就会臻于理想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这是中国儒家民本思想的源头,其后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到黄宗羲的“向使无君”,“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民本民主思想,皆滥觞于此。

在孔子博大的胸怀中,人的生命获得了极高的价值和尊重。这在视奴隶如草芥、杀人如屠猪狗的当时,无异于阴霾中的一声春雷。在孔子看来,一切财物都比不上人的生命可贵。马厩失火,他不问马而问人。他反对当时传之已久的人殉制度,即使用俑殉他也痛心疾首,斥之曰“俑者不仁”,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不要说是中国史,就是查诸世界史,在两千多年前奴隶制向封建制嬗变的血火年代,有什么思想家、政治家对漠视人的生命、亵渎人的尊严如此深恶痛绝?思想能如此超前?

真该衷心感谢孔子。因为有了他,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类社会中的永恒主题那么早就被提出,被确立。即如关于对生命的顾念和尊重,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考量这样的问题,让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萌生出对生命的敬畏之心,也让志士仁人、专家学者思考了两千多年。“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类市井箴言、江湖俗语都看得出它的投影;而且还有不少具有罕见超前性的进步思想和命题,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淘漉后愈见其生命光辉,令我们这些现代人心动。

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周易》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是天地生成,应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而《周易》正是孔子极感兴趣并加整理的上古典籍之一。“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周易》这个思想也直接体现在孔子的言行中。他说:人是“天之所生,地之所养”?而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就是讲,虽然人类为了生存,不能不伐木猎兽,但是这种维持人类生存的活动也必须遵循自然界生物生长发育的规律,若果违背规律贸然行事,那就像对父母不孝一样是对大自然的不尊重。这种思想,经孔子传人孟子等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关于宇宙万物发生和相互作用而构成系统整体的阴阳学说,与现代生态学完全吻合。也是其仁学仁心的延伸吧。

又如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理念。“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以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是孔子一贯的思想。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刑法虽必不可少,但道德教化的范围更宽泛,作用更根本,可以从约束行为到净化心灵。所以孔子自己虽然曾一度官居鲁国大司寇,掌管鲁国司法、刑狱和社会治安,但他并不一味唯刑。“听狱必师断”,多听各方意见,再做决断,颇有点民主作风。在他任上有一件记载下来的事例:“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父告子不孝,3月之后,孔子赦免了其子。此事引起季氏不悦,言孔子欺己—:“(子)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今杀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孔子闻之慨然叹曰:“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孔子之意谓行孝当以教化为本,教化不行,独行杀戮,无异滥杀无辜。这是孔子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理念的具体体现。而现代西方法律制度中关于证人作证义务特免权的规定,有的(如亲属间作证义务的特免权)竟然可以到孔子那儿去找依据。面对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儒家追求“无讼”的最高境界,主张“德主刑辅”的轻刑政策。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即是说,作为刚正不阿的法律,也应该包含人文关怀,应当尊重父子间的血缘亲情,免除直系亲属间作证的义务。当然,作证义务的免除并不等于允许包庇犯罪行为,而仅仅是免除在审判阶段作证的义务。此事虽小,但同样映现出孔子仁学的超前性和人性的光辉。

再如“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体系。这是孔子一生中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也是被尊为“万世师表”的根本原因。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仅凭这一点,孔子就足以成为中国历史上颠覆贵族教育制度,第一个使教育面向平民、面向社会的大功臣。虽说是潮流所至,然孔子的勇气和超前眼光仍使今天的我们为之钦佩—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仍然是这种教育理念的受益者。和谐社会的丰厚内涵中,理所当然地就包括了教育均衡教育公正的原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举一反三”、“温故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见贤思齐”等等这些今天我们还记忆犹新,朗朗上口的妙言警论,体现着孔子倡行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具有江河可废,此论不磨;放诸四海,概莫能外的超时代、超国度、超种族的普世意义。

毫无疑问,不论孔子个人如何具有人格魅力,其学说怎样超前,儒学作为一种萌生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嬗变历史时期,又贯穿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国学”,其历史局限性自不待言,其中的封建糟粕也理应扬弃。近代、现代的批评者指斥儒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超强稳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缓慢停滞等起了负面作用,因而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应予排斥。但是需要提请世人注意的是,虽然我们在走向现代化,但我们的历史传统没变,文化背景没变,而儒学正是构成这传统和背景的重要元素,如果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根本就是排外、泥古的,是自闭、僵化的,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不可能实现;而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外来的理念、机制、资金、技术、人才等之所以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效果、发挥作用,就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能包容、适应这一切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这也正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证明,也是今日儒学复兴和孔子学院办到世界去的题中之义。中国崛起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文化的,在这种崛起中就有孔子提出的那些普世的理念,如“和”“和谐”等范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命题,是在当今崭新历史条件下,根据中国和世界的现实状况,对孔子和儒学这种理念的发展和创新,在国内国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法国国际问题专家皮卡尔称:“我个人很喜欢和谐这个词,和谐概念包含在孔子思想和中国传统理念内,不过同时也具有现代意义,因为和谐承载着深刻的价值理念,意味着对强权逻辑说不。”而德国学者则认为,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建立“和谐世界”的构想最终能够成为人类共享的理念和理想。

看到洞明世事、练达人情、聪明绝顶的孔夫子那么早就能把握住未采世界存在的真谛,我们只能说“OK”了。

有趣的是,当孔子花费14年时间,领着一群破衣烂衫的弟子一个一个地叩开列国之门,兜售他的政治主张时,总是不由得使人联想起现今的招聘、应聘、解聘。孔子跟国君政要们谈政论经说文,意见合则留,不合则走,你炒我鱿鱼,我也炒你鱿鱼没商量,虽说一路上“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 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庄子·让王》),备历艰辛苦楚,但至少留去自由。从这点看,孔子当是中国古代最早最大的打工者。而孔子之所以会辗转这么多国家,就是因为他“克己复礼”的社会改良方案,不合时宜地照顾到平民阶层的利益,注定为代表贵族利益的各国执国柄者所不容。孔子的这个政治主张实际上以其民本思想和礼治体系为当时正在萌动的封建制度的雄起和延续奠定了基本原则,当时没落的贵族集团又怎么能赏识?!

现在看来,这些列国君主们还真是做了件好事,就因为他们没重用孔子,让孔子套上政治的小夹板在官场沉浮并终老是乡,才使中华民族有了思想文化巨人孔夫子;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少了一个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官员,整个人类却有幸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欣赏到古代东方文明那次辉煌日出的瑰丽。据说,历史有时会走错房间,因而出现意想不到的突变。孔子本想走进政界官场,最后却滑落于学界。这一不小心之错,终使他永垂于青史。

时代抛弃了他。历史选择了他。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可谓独步千载。

在世界历史上,也罕有可比肩者。

古希腊哲学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庶几可比之。苏格拉底在哲学上改变了以前哲学关于万物形态的本原观,把人类对万物统一性的认识提高到了一般与个别、本质与现象的高度,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在政治上他主张专家治国论,反对民主选举。苏格拉底一生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在这一点上与孔子相似。但孔子殁后其门人弟子辑录他的言行编撰成《论语》,与《诗》《书》《礼》《易》等典籍,一并成为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经典。这却是苏氏所无法比拟的。柏拉图则不同,他著作等身,传世有《辩证篇》《理想国》等等,其哲学体系的核心是理念论,即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理念世界,前者是不真实的,后者才是真实的,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柏拉图和孔子憧憬理想的大同社会一样,崇尚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家,认为国家就是放大了的个人,个人则是缩小了的国家等等。因其一整套政治、哲学建树,柏氏成了学园派的开山鼻祖。其后的亚里士多德更是古希腊哲学之集大成者,他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抛弃了柏拉图的许多唯心论观点,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永恒的。同时他和孔子一样,又是一位大教育家,首次提出对学生要进行“智育、德育、体育”三位一体的教育。苏、柏、亚三氏构成了古希腊哲学的主体,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其对后世影响之大,足以成为西方文明发展的源头。

去年,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希腊,在雅典卫城上,听说山下有一个石洞,曾是当年拘押苏氏的处所。我从卫城山下去寻找,终因语言不通而失其所在,可谓擦肩而过。晚上,在可以遥望被炬光照耀得一片通明的卫城帕得侬神庙遗址的下榻宾馆里,大厅悠扬动听的钢琴声如爱琴海夜涛一波又一波涌入耳鼓,我又想起了孔子。我曾到过孔子周游列国时路过的山东永城,听当地人说,那里有一个孔子当年避雨的“避雨亭”,也是一个岩洞,可惜时间仓促未能前往一探究竟。想想,如果去了,站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及其弟子曾经待过的同一处所,可能会有时间在此凝练、沧桑于此压缩的“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慨吧。

然而仔细一想,尽管孔子和苏、柏、亚三氏对东方和西方文明分别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苏、柏、亚三氏前后师承,他们的历史作用因这学业上承上启下、不断发展的师生关系而更彰显。这么说来,谈到儒学,至少也应将孔子最杰出的继承人“亚圣”孟子放进来。一般而言,谈古希腊哲学主要就是谈苏氏师徒三杰,而谈孔孟之道也就是谈儒学。二者之间的不同在于:孔孟儒家是一种更重现实、重民生、重实践的学说。对治国之道、个人修养和人性哲学的研究更甚于哲学范畴的抽象。而苏氏三雄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却尤长于完整哲学体系的构建,精于思辨之道。所以,儒学一方面被历代封建王朝供奉于庙堂,千年香火不绝,另一方面又透进百代草根的思想灵魂,成为构建中国人文化人格、心理模式的重要元素。而苏氏三雄的哲学殿堂则为西方一代又一代思想家提供了思想原料和哲学工具,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所要“复兴”的正是古希腊人文科学的精神。但唯其是精神思辨的巍巍殿堂,云山雾罩般,既与当权者有所疏隔,又超越于一般百姓的智趣,所以它在民间和当代社会的影响远远不如孔孟儒学。

在雅典,有一处当年雅典学院的遗址遗迹,它象征着古希腊哲学那高高在上、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抽象品格。除此之外,在民间似乎再难找到与苏氏等有联系的事物。而在中国,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横贯两千余年沧桑而不毁,全国各地文庙遍布,以至于孔子学院今日走向世界,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文化现象。

斯人逝矣,时不再来。

但是我们的目光依然会一百次、一百零一次恋恋不舍地转向、投向产生了孔子的那个时代。

孔子及其学说越是热炒于当代,我们越是有感于他遭冷遇的古代。

以孔孟生活的年代看,大致在公元前551—289年,正当春秋战国之时;苏氏三杰则生活在公元前 469—322年。与孔孟年代相重叠。为什么在几乎同一时期的中古时代,在这相去万里的两个不同国度,在社会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物质生活尚相当粗陋的当时,会产生影响东西方文明发展走向的思想界的东方圣人和西方巨子?德国作家兹尔格·齐特劳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自从有了哲学家》一书的前言中说:“大约是在耶稣诞生前6到3个世纪,许多大的思想体系和对世界的诠释就露出了端倪—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比如,远东的孔夫子、释迦牟尼和老子,我们西方的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为什么恰恰是这个时期出现了诠释世界的潮流,我们只能猜测。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肯定是生活状况的变化。”他归纳出两条:有充足的思考时间,有充分的言论自由。

然而紧接而来的问题是,像思考的时间、言论的自由并非那个时期所独有,历史表明,从古至今不少时代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条件,为何别的时代产生不出孔子和苏门三杰这样顶尖的思想文化巨人?

人们其实忽视了老翁叔梁纥和少女颜征野合的时代象征意义。

当盘古万年的历史沉积与榛莱初辟的人化自然阴阳相拥时;当新兴阶级登台呐喊的前卫伴奏与没落贵族的末世欢歌激情对决时;当社会生产力还没发展到以分工的精雕细琢使人成为分工的奴隶,一些卓拔之士得以免受分工所带来的局限、使人片面化的负面影响,从而获得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知性智性全面发展时;当中国历史从混沌的史前状态走向夏、商、周三代,而先秦思想家在总结三代历史的基础上认识到人是具有善恶二重性的类本质相同的历史主体,从而实现人类精神觉醒的思想新飞跃时,那么,在这样的经典时刻,带着人类纯真童年时代超常发展印记,“童言无忌”式直透事物本质真相的百科全书式的巨人就会横空出世。这是些和神话同时现世的,具有永不复返社会阶段的独特魅力,不可再现,但却横亘历史、光照千年的人物。

论者说得对,中国全部古代文化乃至中国人的人格心理无不深深打着孔子及儒家的烙印。不仅如此,在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之影响,不仅深刻影响了国人的精神,超越了时代,而且超越了国界,它构成了包括日本、朝鲜等国家在内的东方文明的基本内涵。直到如今,新加坡还在用儒家文化治国教民。而17至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的欧洲,孔子及崇尚理性思辨、以道德为本的儒学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我整天沉醉于孔子这位中国哲学之王的著作中,巴黎今年刚刚出版了他的著作。”另一位德国学者克里森·沃尔夫甚至由于他“过于推崇”孔子学说而被他所任教的大学解职。被尊为启蒙时代“百科全书学派”首席哲学家的狄德罗称颂孔子为哲学圣人,高度评价《论语》中的“道德警句”比欧洲的“超验哲学和经验哲学要高明得多”。思想巨人伏尔泰则说他根据中国元代戏曲《赵氏孤儿》改编的戏剧《中国孤儿》是“孔夫子思想的戏剧化表现”。他认为,“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比孔夫子更有价值的立德者了。”而德国经济学家奎奈则被其门生尊为“欧洲的孔夫子”。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不少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企业家在制定其策略和现代管理概念时,都喜欢从儒家那里取经探宝并获成功。正如20世纪80年代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会议上宣言所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两千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有新锐人士力捧当今某红女星,说“一个×××,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所以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中国文化才有未来。”又有时尚人士激情澎湃地指出:“孔子不是很伟大么,×××也是中国人的代表啊,……我们也要尊重她,崇拜她,好歹中国人就这么一张脸让人家记住了……”云云。不否认×××们的过人之处和成功之道,但让人记住她“一张脸”又能怎样呢?被全世界更多人记住“一张脸”的女星灿若群星,嘉宝、泰勒、梦露……数不胜数,但伊们能与古希腊三杰、文艺复兴三杰、华盛顿、林肯等比肩么?至于只有重视×××,“中国文化才有未来”,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如果一定譬有一比的话,那么,孔子及其学说有若博大汪洋的沧海,而×××则只是“沧海一粟”。

所以,在外国学者、作家编写的诸如《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评说人类有史以来 38位大师的《自从有了哲学家》等著作中没有留下“一张脸”真容的孔子和古希腊哲学三杰均名列其中且荣居前列。而在影响中国历史100事件、影响世界历史100事件等书中,孔子及儒家学说的创立都是必不可少要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这远比谁的脸被老外记住更重要。

孔子的“脸”即孔子的人格形象永远在历史的定格中,在广袤的人心里。

我们现在再次回过头来遥望孔子那既朦胧又清晰的形象。在封建帝王的庙堂里,泥塑木胎、道貌岸然的孔子尊捋帝王,了无生气却又阴沉威压、古老沧桑,“百世帝师”的名头恰如其分地彰显着他对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及地位。在民间社会、江湖草民中,有教无类、谆谆善诱、警言粲齿、哲理入心的孔夫子则一派长者风范,亲切谆厚,睿智过人,言行堪为表率,有着鲜活的生命力。而在人类历史上,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曾诞生过的总数达200亿之多的人口中,孔子是仍然存活在人们记忆中的,在过去几千年中对社会进程起过巨大作用,至今影响不灭的百十精英中走在最前面的几位思想巨人之一。

毋庸置疑,孔子留给我们的印象不论多么鲜活,其人其事早已消逝于古久历史烟尘的深处。可是,他分明又没有死,在我们生活周围到处都感受到他的影子和气息。当我们收回遥望历史上孔夫子背影的目光向前眺望时,宽袍大袖的他老先生竟然又在我们前面扬尘跋涉,这位“生活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二十一世纪哲人”仍在娓娓告诉我们人生的许多箴言和智慧……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说不尽的孔夫子哟。

古老又时髦的孔夫子!

(2007.1—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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