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卫东
1977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平地一声春雷，兴奋了整个中华大地，正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更是奔走相告，涕泪交加，激动不已。但是，当母亲兴冲冲地赶到江北庄桥公社第三农牧场，通知我回母校复习迎考时，我却异常平静地拒绝了。
我是宁波效实中学——当年的宁波市第五中学77届高中毕业生。7月份一毕业，就去庄桥公社务农了。其实，那年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已有很大松动，只要找个合理的借口是可以暂时留在城里的。但我是学校的团委副书记兼班级团支部书记，早早就写下了积极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的倡议书，所以毕业的当月就毅然决然地去了农村。说实在话，没去农村之前，心里多少有些害怕；去了之后，尽管每天挑粪、开地，劳累不堪，但是收工回到知青楼，年轻人一起说笑弹唱，逍遥快活。因而，我很享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大学于我又何有哉？
母亲是效实中学的老师，看着好多同学都回校复习了，焦虑得不行。一天回家，母亲见面就说，校长和书记都亲自找她，希望我能回校复习，参加高考。之后便是一番苦口婆心的规劝。我心一软，竟答应了。那时，母校高复班已经开课两个星期了。
人是回到了学校，心中却一片迷惘。我该复习什么？我要考什么专业？对此我毫无主见。其实，那时连我父母甚至老师，心里也都空空如也，毕竟中国的高考制度中断了整整11年，谁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先是音乐张老师建议我报考音乐学院的二胡专业，因为我跟张老师学过二胡，是学校民乐团的成员。于是，我就开始闭门练习二胡曲，但拉着拉着就困惑了。问张老师，如果考进了，毕业后做什么工作呀？老师笑着说：“多半是分配到剧团里拉二胡吧。”啊？我一听心就凉了，因为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再说，就我这水平，要考上估计也够呛。于是“鸡鸡鸭鸭”了一星期便作罢了。好心的美术老师知道后叫我去画画，说是考美术学院应该会比较容易些。哈，谁让我又是学校美术兴趣小组的成员呢。但那时我主要是临摹一些宣传画，用于出学校宣传专栏，从没有正规地学过素描、写生之类，所以关在画室里，越画越没劲，几天后又自暴自弃了。那时，离正式高考的日子已不足一个月，再没有时间可以瞎折腾了。最终，我无奈地听从母亲和语文老师的建议，走进了文科复习班。
高考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复习异常紧张。一是复习时间实在太短，二是很多课程以前没有好好学过，欠债太多。说句实话，从1967年到1977年，我们这批所谓的“文革”少年真正读过什么书呢？尤其是中学阶段，初中两年，提倡“读书无用”，学习“白卷英雄”。老师在上面讲无聊的内容，我在下面悄悄地给周围同学讲水浒故事。那个年代，很多中外名著都被当作禁书，或焚烧或封存，幸运的是我家里还留有一套《红楼梦》和七十回本的《水浒传》。那时我对《水浒传》尤其钟爱，在小学已经看过七八遍，几乎达到顺背如流的程度，所以讲起梁山好汉的故事来头头是道、津津有味。更多的时候，则是背着老师，偷偷地看《苦菜花》《红与黑》之类的“黄色书”和《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之类的手抄本。高中两年，学校大搞学工学农，开门办学，等到开始抓教育，却已临近毕业。所以，尽管我中外名著看了不少，但是学科知识积累不多，要在短时间内学习和掌握大量的备考内容，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
复习时间本来就不够用，偏偏我又极不理智。就在高考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察觉到父母貌似要瞒着我去宁波逸夫剧院看电影，而且是一部被禁演了10年的“黄色电影”，便百般纠缠，非要一起去看不可。当晚放映的是《刘三姐》，那真的是人美、歌美、景美、情美，美得情窦初开的我好几天都无法平心静气地复习功课，但我至今都没有后悔那晚的选择，《刘三姐》一直是我心中最美的电影。
在热切的期盼中，终于拿到了高考准考证——一张对折的红色纸片。但翻开一看，欣喜变成了惊异：我的性别栏里居然填着“女”！这也是醉了，我准考证上的照片有那么俊秀吗？最后，自然又是母亲急急忙忙地找到招生办公室，把准考证上的“女”改成“男”，然后盖上“宁波教育局”的红印。当时拿着这样的准考证去参加高考，多少有点影响我的小心情，但今天看到只会忍俊不禁。
作者高考准考证
12月10日，1977年高考开考的日子，一个彪炳中国史册的日子！那一天，有570多万考生，怀揣着上大学的梦想，走进了考场。从当年8月6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拍板决定恢复统一高考，到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再到12月10日打开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前后仅仅只有4个月。[1]由于时间太过紧迫，所以那年高考由各省、市（自治区）单独命题。浙江省文科的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我除了记得语文试卷中的作文题是“路”以外，其他试题都已忘却，考试时的情景和答题时的心情也已记不清了。
但是，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竟然考上了，成为全国27万幸运儿中的一名，也是当年效实中学应届生中唯一的文科生。这次高考，不敢说“绝后”，却无疑是“空前”的。它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别开生面的一次全国高考，从66届到77届，12届学生共赴考场；来自农村、工厂、部队、学校的形形色色、老老少少的考生同处一室；父子、母女、夫妻、兄妹、师生、官兵同场竞技。它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次全国高考，从有资格参加高考的人数看，何止是百里挑一；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看，录取率也仅为4.7%。它又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季举行的全国高考，但那年的冬天胜似春天，让我们如沐春风，备感温暖。
金榜题名固然开心，选择志愿却是闹心。尽管那年的本科不分重点、普通，只要上了录取分数线，任何院校你都可以填，但我感觉文科能填报的学校和专业实在是少得可怜，因而迟迟不能决定。一直拖到最后时刻，才勉强选定：第一志愿“北京大学政法系”，第二志愿“杭州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之所以敢填报“北京大学政法系”，并不是我对自己的高考分数有多自信，而是我对自己的家庭成分充满信心：爷爷是老贫农，父亲是公安干部，母亲是人民教师，入学政审肯定没问题。当年对考生的政治审查颇为严格，所以，我觉得凭着自己根正苗红，说不定奇迹真会发生。
志愿表是交上去了，但是母亲的担忧越来越多：会不会因为第一志愿填得太高而影响录取？会不会离开宁波生活不习惯？会不会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父亲还善意地提醒我：宁波某领导的儿子，以前就是北京大学政法系的，毕业后被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法院工作，一直都没能调回来，所以你可要想清楚哦。最终家庭会议决定，第二天去招生办公室，把我的高考志愿做以下修改：第一志愿改为“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中文系”，第二志愿依然是“杭州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政法系”。相信你看到这里一定跌破眼镜，这样近乎白痴的高考志愿填报，今天完全可以作为反面典型，让考生引以为戒。但在那时，这是我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要想在宁波读书和工作，自然得首选地处宁波的大学，而当时文科能选报的，唯有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中文系而已。于是，那时最不情愿的“宁波师范”成了我的第一志愿，最为心仪的“北大政法”成了自我安慰的摆设。这种无可奈何、颠三倒四、哭笑不得的选择，着实让我懊恼了好一段日子。
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学生证
没有悬念，我被第一志愿录取了。1978年3月，我走进了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中文系，那年我18岁，是系里极少几位应届生中的一名。我的同学几乎都是我的大哥大姐，甚至有的三十而立，早已为人父母。这也成为当年大学校园一道奇特的风景。
心怀喜悦和感恩，入学后我给效实中学语文组老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还被母校抄成大字报，贴在学校大门口。信中的话现在只记得一句：“烟花三月上大学。”或许是唯有这句话还算有点文化味的缘故吧。
这就是1977年我的高考选择。当年无奈、迷惘、无知的选择，40年后再回望审视，竟是如此的正确、明智。因为，正是选择了高考，让我成为一名77级的“天之骄子”；正是选择了师范，让我成为一名继承母亲事业的人民教师，而且现在还是一名培养和培训教师的教师。我真心为当年的选择感到欣慰和骄傲。今天，也唯有加倍敬爱我的教育事业，才能无愧于40年前的这份幸运和荣耀。
徐卫东 宁波教育学院教授，文科教研室主任。
【注释】
[1]1977年高考各省市的考试时间并未统一。全国范围内开始于11月28日，结束于12月25日，历时近一个月。浙江省的开考日是12月15日，部分省市如山东省等是12月10日开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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