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进与退的道理

高歌猛进、奋勇向前，“进”让人精神振奋、乐趣无穷。在中国的人生哲学中“进”是主调，何谓正能量？“进”就是正能量的集中体现。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言九鼎，将“进”的动能说到了根上。每个时代，劝人奋进的声音总是特别地响亮，听闻之后使人怦然心动、跃跃欲试。“进”就要争，为国家争、为民族争，事事争先，无可非议；为自己争，为妻、子争，争名、争利，这样的争，常常为人诟病。因此“退有退的好处”，“退一步海阔天空”，此类声音指向虽然迥然有别，却也获得了不少人的响应。急躁冒进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这是善意的提醒。但“进”的好处似乎更实在、更诱人，所以说归说，与退相比，人们还是乐于“进”。

知退、肯退的古人蔺相如所以受到钦敬，大约也与人性唯知进、不愿退相关。假使蔺相如与寻衅滋事的廉颇硬碰硬，将相失和，兄弟阋墙，赵国本是弱国，周边有强敌环伺，后果之不堪可想而知。蔺相如不愧为智者，深明大义，遇着廉颇处处退让，这一退，退出了将相一心，退出了一个弱小国家的安全。无独有偶，清代高官张英也曾在乡间亲属与邻居关于地产的争持中表现过退的胸怀。“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七绝一首，佐证了这段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严格来说，真正的智者，是知所进退，进于当进之机、退于该退之时。上文提到的蔺相如便是古代既知退亦知进、刚柔相济的高士，他在以势压人的秦王面前，宁肯玉碎、不为瓦全，绝不退让的强硬身姿，早就定格在中国历史上不畏强暴、奋不顾身的志士之列，理应为崇让但不否定进取的本文所取范。需要强调的是，作者阐发崇让的价值，但心仪的正是蔺相如行为方式中所体现的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进退自如的境界。

在日常生活的特定情景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不该进、需要退的情形，在利益面前、在荣誉面前懂得谦让，退一退，让一让，特别能够显示出人的品质。反之，一有好处，便见猎心喜，有膻必逐，一味地争、一味地进，轻一点，人际关系高度紧张，重一点，天人共愤，最后必成孤家寡人。韩愈《答侯继书》称：“汲汲于时俗之所争，既不得而怨天尤人。”争了不一定能得，争而不得还因此得罪了人，这样的蚀本生意做多了，人生的道路会越走越窄。在大义面前当仁不让与利益好处面前非我不行，其境界不啻有霄壤之别。

讨论进退问题我觉得关键是要认识退的正面意义，随时有退的准备，如韩愈所说：“知吾之退，未始不为进；而众人之进，未始不为退。”（《答侯继书》）应该辩证地对待进退。在韩愈看来，退中其实包含了进，并非绝对的消极。该退不退，急躁冒进，反倒会遭受损失，造成更严重的倒退。要求进步是对的，但直线式的、超越阶段的发展是不现实的。20世纪50年代搞的“大跃进”、高指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了长期的战乱，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国人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要求很迫切，但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则完全脱离了实际。跃进不成，反而出现了巨大的倒退，国民经济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可见凡事都不是一蹴而就，前进要讲求节奏、把握分寸，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古人的生存智慧中就有一条，叫作“知所进退”。冒进，蛮干，貌似积极，其实与儒家先哲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性秉持差很远。不知道审时度势，好大喜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积极过了头。过犹不及，结果可想而知。

谈论进退时有人愿意将其与民族特性联系起来。中国人勤劳勇敢，积极有为，但也不是只知蛮干、徒逞匹夫之勇，缺乏进的条件时就应该退，该退的时候，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做出决断，退是为了进。从趋势讲，进是应该坚持的大的方向，但在操作层面，有进有退是生活的常态。毛泽东在江西创建红色根据地的情形很值得借鉴。与当时对根据地进行围剿的国民党军队相比，红军力量十分弱小，根据地军民面对强敌，保持了昂扬的斗志，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在制定红军的具体战略方针时，则确定了一个十六字的军事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敌众我寡，红军将领们明白，力量对比悬殊，与强敌硬拼是取败之道，退就能集结力量、寻找有利战机，出其不意、克敌制胜。毛泽东运用这种有退有进、以退为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红军队伍不断壮大，苏区局面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博古、李德等人后来搞拒敌于国门之外，与敌人搞对攻战，拼消耗，红军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到最后中央根据地也沦于敌手。由此可知，积极进取的处世方式应当包含知所进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生智慧。不作为是因为受客观环境、主观能力的限制，退往一旁，静观待变；不可为而为之，与客观规律拧着劲，结局可想而知。敌强我弱，退——“不为”的合理性就包藏于此。退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创造有所为、可以为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