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也，进乎技者也。”

上面关于“技术”本质的看法，同样为庄子所主张；且较之于儒家，庄子对于技和道之间的关系、对于“技术”的态度，更加具有开放性。孔子虽曰“游于艺”，《乡饮酒义》虽亦云：“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然儒家所说的艺、术，主要还是指“六艺”。对于生产、生活中的日用之技，儒家似乎有所轻视，如《论语》记云：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14]（《子张》）

儒家将农圃医卜等技视为“小道”，自有其轻率之处。之所以如此，恐怕又与其如何视学密切相关：儒家论学多从伦理、政治等人伦之理入手，对于纯粹的“技术”活动，自然认为非学之所当急为；且儒家授学又以培养治世之君子为己任，所谓农圃医卜之技与此目的非为至切，有所轻视在所难免；更何况，学者倘若沉溺于农圃医卜之技，以技为技，不能通达大道，岂非舍本逐末？这种轻视日用之技的倾向历来使儒家多受非议，如孔子当时就尝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论语·微子》）之讥^[15]。

庄子则不然。在《庄子》中，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出神入化的技艺展示，如庖丁之解牛、轮扁之斫轮、佝偻丈人之承蜩、津人之操舟、丈夫之游水、梓庆之为、臧丈人之钓、工倕之旋矩、“大马之匠”之捶钩等^[16]。这些技艺皆为日常生存之技，可谓儒之所言“小道”。甚至有“匠石之斫垩”^[17]者，其技还与日用无关，似仅为“游戏”之行。但庄子并未轻慢诸技，其于上述诸技之运，多有欣赏，赋予其美感，并申之以言道；对于那些“能工巧匠”者，亦多有尊重和推崇。

庄子在“技术”上的开放态度可能与其经历有关。《史记》云庄子尝为“蒙漆园吏”。据崔大华考证，“漆园吏”有似于秦国的“漆园啬夫”：“漆园啬夫不是行政长官（大啬夫、人啬夫），而是工官（官啬夫、吏啬夫）。”^[18]崔氏又云：“……其他列国也有类似的漆园工徒和管理官吏的制度。《庄子》中多次记述到漆的生产或用途，记述了许多手工劳动者的生活和技艺，这些都可以印证庄子是一位熟悉当时的手工生产、曾任宋国管理漆园种植和漆器制作的吏啬夫。”^[19]崔氏之说诚是，“漆园吏”当系前面所说的“工正”或“工尹”之属。作为一位直接与工匠打交道的小吏，庄子熟悉相关的“制造”技艺，实为自然。丰富而深刻的技艺体验为其反思“技术”的意义创造了条件。同时，庄子位卑居微，衣食艰难^[20]，甚至还要靠织屦之技来维持生存^[21]。这种依赖性也会引发庄子对于技艺的亲切感。

原因尚不止于此。庄子毕竟是一位哲人，而非单纯的“工正”或匠人。在“技术性”的生存体验中，他对“技术”与“道德”之间的内在关系应当有着深刻的领悟。这种领悟恰恰是那些仅以技艺为谋生手段，或者视技艺仅为制器之方的工匠所阙失的。圣（按：“圣”本为“通”义）、凡之分，于斯而见。

庄子罕于直接论技，他的相关思想多隐于生动的寓言中。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庖丁解牛”。我们可从此喻入手，以窥其大体。《养生主》云：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22]，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首先，“技术”的展开应是自由运作的过程。牛作为大物^[23]，其体态浑沦，倘欲解之，非为易事。从哪动刀，如何运刀，皆不可随意为之。故常人之于解牛，必将有无所措手足之感。即使对于庖人而言，其间亦有“良庖”与“族庖”（按：实即“劣庖”）之分。以庖丁之见，庖人解牛之技的高低，可凭其刀的更换频率为据。“族庖月更刀”，显见其技之劣；“良庖岁更刀”，以见其技之有精；而庖丁之刀虽历经“十九年”^[24]之运、数千牛之解，依然“若新发于硎”，则其技实已臻于化境。技之作为能力（才），作为操作之巧，必须在“运作”中表现出来，解牛之技亦然。庄子并没有具体描述庖丁是如何解牛的，仅以其体态（“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和运刀的声音（“砉然”、“响然”、“然”）、节奏（“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来拟其技之展开。这种拟写恰恰又烘托了庖丁出神入化的解牛技艺：一方面，庖丁的动作轻盈飘逸，切合音律，富有节奏，散发着美感；另一方面，所谓身心一体，动作如斯亦是其心如斯，故“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者，固然是言刀的自由运行，何尝又不谓庖丁解牛时的优游之心！而“满志”之说亦表明：技艺的自由运作还导向心灵的“丰满”或充实。基于庖丁解牛之喻，庄子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技术”运作的自由场景，一个身心无碍的生存境界。

其次，“技术”的自由运作是“道德”的自然呈现。面对文惠君的“技盖至此乎！”之叹，庖丁对云：“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进乎技”亦即“进于技”^[25]，是谓由技而“进”之义。旧注以“过”或“用”疏解此“进”，义有未安^[26]。“进”本为“進”，乃会意。在甲骨文中，“隹”部象小鸟状；“辶”部本作“止”，即“趾”之本字，引申为“脚”。“止”（“脚”）使人得以立，亦使人得以行，且主要是供人行走之用。就“进”而言，其义本为鸟之“前行”，与“退”相对，如《诗》云：“进退维谷。”（《大雅·桑葇》）后“进”又引申为“登”，《说文》云：“进，登也。”此处庖丁所言“进乎技”之“进”，实取其“登”义：“进乎技”即谓由技而“登”（按：此“登”即“升”义）；其“所登（升）”者，庖丁所好之道也。陆长庚云：“技精而进，至于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则不得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27]技若臻于化境，自然彰显道妙，此时技已不可仅被视作技，自是道体之现。得道即为成德，道、德本非为二：德从心上说，道就行而言，《天地》云：“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

是以“道德”之成，亦可以“技术”为“进路”。此“进路”可因人而异，或为解牛（庖丁），或为斫轮（轮扁），或为承蜩（佝偻丈人），或为操舟（津人），或为游水（丈夫），不一而足，然不可弃技（事）而独冥其道。否则，所谓修道必入于寂灭之途。《天地》云：“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兼”者，“并也”（《说文》），“技兼于事”义为技与事“并行”也，技之运作亦即事之展开；况且，“并”又有“兼并”义，若从此义，“技兼于事”就是技统摄于事，亦即技“依附”于事，更不可独行。技之能有所“艺”（涵养与通达），皆在人伦日用之中。钟泰指出：“盖诚用心于一艺，即凡天下之事，目所接触，无不若为吾艺设者。必如是能会万物于一己，而后其艺乃能擅天下之奇，而莫之能及。技之所为进乎道者，在此。”^[28]技艺之成，事之圆满，非一朝一夕之故，需要长期的“操练”。正如庖丁解牛，其始习此技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与众庖无异；“三年之后”，方“未尝见全牛”，可谓为良庖；至于其技成，则身心无碍，游刃有余，事（解牛）得圆满，道德具备。黄宗羲云：“工夫所至，即其本体。”^[29]此虽就理学“本体工夫之辨”发论，借以言庄子之于道（“本体”）、技（“工夫”）的思想，不亦然乎？

复次，作为修道工夫，“技术”的涵养指向心物为一的境界。庖丁解牛之技的自由运作并非是“为所欲为”的，而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过程。“理”谓“腠理”^[30]，即肌肉的纹理，其天然如此，故曰“天理”；“固然”之“然”指“大郄”与“大窾”（二者皆谓骨节间之空隙），其亦天然如此，是为“固然”。道的运行自有其理路，此之谓“道理”，体现在事或物上，是为“事理”或“物理”。牛为一物，亦有其理，而筋脉骨节之理（“天理”与“固然”）乃为其中之一。据庖丁所述，其技艺之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曰“官知止而神欲行”。“非止不能稳且准，非行不能敏且活也。”（钟泰语）^[31]此谓神形（或曰心身）一体。神形虽一体，然以神为主，故船山云：“行止皆神也，而官自应之。”^[32]只有神形一体，方能心驰体畅。二曰“以神遇（引按：‘精神’之所‘遇’者，即牛的筋脉骨节之理）而不以目视”，此为神会“物理”，亦即心物为一。如是，奏刀运技自能游刃有余。二者中，神形一体又当统摄于心物为一，倘若心物为二，心驰体畅亦无从谈起。

庖丁之技究竟是如何成就的？《养生主》虽未具言，却也指出了技艺长期“操练”的重要性：所谓“始……解牛之时”、“三年之后”以至“方今之时”者，即谓技艺的进展是有其时间性的。庄子又有“佝偻承蜩”寓言，曰：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蹶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33]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达生》）

佝偻丈人“承蜩，犹掇之也”，其技显亦出神入化；且其技之成亦如庖丁，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经了“累丸二而不坠”、“累三而不坠”以至“累五而不坠”的修道工夫。这是否说明：只要勤加练习，任何技艺皆可自然而成？曰：此不然也。如就解牛来说，万物皆有其理，此乃常识，牛之具有“天理”与“固然”，诸庖亦不会不知，为何他们不能像庖丁那样“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如果说，长期的技艺“操练”可以协调心身关系，对于熟谙牛的筋脉骨节之理亦大有裨益，但不可因此而谓只要有足够的技艺“操练”便可达于庖丁的解牛境界。庖丁与诸庖在解牛之技上的分别，不仅在于能否做到心身一体，而尤在于能否做到心物为一。长期的、纯粹的技艺“操练”似乎可以实现心身一体，然对于实现心物为一，却无有可能^[34]。佝偻丈人与庸常承蜩者之别，亦在于此。

况且，心物为一除了表现为庖丁解牛的自由飘逸和佝偻承蜩的洒脱自如，亦有“每至于族……（则）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以及“吾处身也，若蹶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的审慎与虚静。后一方面，就是“孔子”所谓的“凝神”。唯有“凝神”，心物为一才真正可能。

由是，“技术”的“生成”包含了两个进路：一为单纯的技艺“操练”，一为涵养心神，以达于“凝神”之境。基于前者，技艺的运用可达于精熟，或曰可达于心身为一；基于后者，心与物能融会为一。这两个进路实为一体之两面，彼此交融、互为其根，本不可强作分别。此处分别，仅为勉强解说故。在庄子看来，即使是技艺已成（具有美才），“道德”已备，若要使此技充分地“发用”出来，展现神妙之功，亦须以“凝神”为前提。正如“梓庆为”寓言所示：

梓庆削木为，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35]者，其是与！”（《达生》）

在此例中，“守气”（“未尝敢以耗气也”）即谓“凝神”，亦即通过“斋以静心”达到有所“忘”（如：“庆赏爵禄”、“非誉巧拙”乃至“四枝形体”等）的境界^[36]。心之至于此，方能“虚而待物”（《人间世》），与物为一（“以天合天”），故《达生》又云：

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37]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

庄子关于“技术”的思想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理解“庸”的积极视野：修道何须于人伦日用之外？人固有分别，其所从之事亦自有不同，然人人皆可就其事以进于道。《易传》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彖传·乾》）庄子之说有似于此。后来，禅宗有“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之说，其所言者，亦是就庄说申之而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