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阳路带古文约

古文约珍贵稀少，历史悠久。近年来，我在陇南市武都区五马乡经裕河至太平到阳坝的民间，一直在寻找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功夫真不负我啊，在五阳路一带的山间民舍，真还发现搜集到不少故纸文约，这说明当地在清朝或更早的年代，民间就有了契约文字的出现。

我在整理这些从民间搜集到的文约时，将一些故纸原文制作成照片，并在图片下撰有简约文字，便于读者对比理解。所收文约，最早的订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最晚的为1952年。按年代顺序统计，其比例约为清朝50%，民国40%，中华人民共和国占10%。从法理上看，这些故纸文约虽然只是民间自由订立，但就现在来讲等同于合同，是以书面文字来约束双方的承诺。

五阳路上的裕河小镇，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历史文明中的一颗小微粒，随着封建所有制的发展，私人土地、房屋的买卖、典当、租佃，以及家庭分割、银钱借贷等，便形成了大量的文约。同样，文约本身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生活，也再现了当地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些史料的问世，将填补地方文化的空白和遗缺，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地方的重视，为中国农村文化研究充实鲜活之水。

肯定地讲，有人考古，一般是以找到的文字凭证作依据。作为古人的契约文书，记载的事儿非常详细，凡办成大小事情，双方必先找中人和执笔者起草文约，然后互相捆绑责任，写上应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经审视，我手头收集到的古文约，根据性质内容不同，分为：财产、记事、买卖、抵押、借贷、租赁等文字条款，协议订立事项全面。同时，它的运行作为一种特殊手段，控制了交易行为。

记得我第一次发现这些古人文约时，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内容，还有标示的年份。俗话讲，千年的文字会说话，时间跨越清朝至今三个世纪，引发我反思的是这东西能把不同的时代联结在一起。鉴此，通过整理归纳，在尝试读懂其史料的理论意味后，我收编了部分字契文墨，接下来即引录以供今人参考。

第一，道光九年家庭分土地耳山文约：

这是一份道光九年家庭分土地、分树林的文约，按公元纪年为1829年。内容为“……守俸地土房前头……房后头树林一块，共地一十二块，各收各界，四至分明，日后人心不凭，立约分开为据”。同时，有“文约人董天才、董荣才”、“外见人”、“代笔人”等。文约写好后，在写上时间的骑缝左边，按双方各执一份，共拾人计算，便写了一个“拾”字，用于以后合缝防伪。毋庸置疑，这类契约在整个史料中占一定比例，相对于家庭交易，它的特点是交待内容明确，地界名清楚，立约人、外见人、代笔人姓名清楚。

第二，光绪一年分土地耳山房产文约：

此文约订立于光绪一年正月初四，按公元纪年是1875年。内容为分土地、房屋，核心数量是“地拾一块、证房三间”。同时，文约中地名写得清楚，含有树林等；立约人、外见人、执笔人姓名也清楚。两份文约写好后，最后在骑缝处写上时间，双方各执一份，用于以后合缝防伪。

第三，咸丰九年出卖土地庄园文约：

这是一份咸丰九年三月出卖土地庄园的文约，按公元纪年为1859年。契约中写有：“……请地媒王天法说合，心甘情愿将受分已项地土、房背后耳树一块……共地土八块，凭中出卖与董发富名下管业耕种，议定时值价钱伍拾壹千陆百文，彼日凭中一手现交卖主……其地界以埋石裁界四至有则……恐口无凭，立出卖约一纸，付于买主，子孙永远存照。”后书，“立卖约人董发仲”存证。

第四，咸丰四年出售土地果树文约：

此文约为咸丰四年出售土地、果树而立，按公元纪年为1854年。契约中写有：“……共地一十二块，央诸媒证王天发在证说合，心恳情愿出卖与董发富名下……议定时值价钱壹佰壹拾壹千文整，当日一手现交卖主……今恐人心难拴，故立出卖约一纸，永远存照为据。”后书“立卖约人董发先”存证。

第五，民国十一年佃租承包土地文约：

此份为民国十一年佃租承包土地文约，按公元纪年为1922年。内容为“今立出租地土文约人董义顺、董义成，弟兄二人因为使用不便，今将已身项下祖置分明，水桃子树里地一块，堂屋一间，出租于谈洪福名下过犁耕种，当日凭众言明，议定压佃铜钱贰十文整，一手现交，并无下欠分文，当日钱地两交，每年承纳包谷二小升，每年不得短少，今有人不古故亡，租约一纸为据。”并写有外见人、执笔人等，以“立租约人董义顺、董义成”结尾。

第六，同治十四年借土地文约：

这份是同治十四年的土地借约，按公元纪年为1874年。内容为“立出借地土文约人董兴，因为使用不便，今将……共地拾二块，心情意愿……借于董彪名下管业耕种，当日平众议定借价钱壹万壹千文整……其地四至有界……水石杂木果树一并在内，酒食画押一包在内。有人言说事端，借住一人承当。今恐人心难拴，故立借约一纸存照。”后书“立借约人董兴”存证。

第七，民国二十三年赊欠文约：

这是份民国二十三年的赊欠文约，按公元纪年为1934年。内容为“立出赊约人董供兴，因为使用不便，今赊到董供金名下铜钱三百串文整。当日已赊二年无利，若个二年无钱，照元日三分行利不得少，日后还钱照约息算。今恐人心难拴，故立赊约为据。”后书外见人、执笔人，以及时间、“立出赊约人董供兴”。后此约上又添加了“老约不见，寻到无用，还钱三千二百文……”等字样。

第八，民国七年写地佃房文约：

这是一份民国七年的写地卖房佃契文约，按公元纪年为1918年。内容为“立出写地土、房子一间，文约人董门堂氏。因为赔账，就今房子一间，桥家麦地里地土一奉，佃与董洪兴管业耕种……价钱壹百一拾八串四个文钱……今恐人心难故（估），文约一纸为据。”并写有外见人、执笔人等，后以年、月、日“立写约人董门堂氏”结尾。

第九，民国二十四年承包抵押文约：

此契约用纸有了印格，立约时间为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按公元纪年为1935年。内容为“立出写地土文约人董洪兴，因为使用不便，今将……地土二块，房背后耳山……写于冉良成名下，同（铜）钱四百串文正（整）。当日对象言察，其地耳山写于下半年，有力退回，无钱枝（支）约耕种，不得意言反悔……永远为据。”并写有外见人、执笔人等，后以时间、“立出写地土文约人董洪兴”结尾。

第十，民国三十七年太平乡人逝文：

此份文约属于记事类，写于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初六，按公元纪年为1947年。文中除注明逝者姓名、年龄和卒日外，其中“大民国甘肃省隶里阶州武都县太平乡第六保各里人氏”字样清楚，说明那时候太平乡不归康县而属武都管辖，这对研究乡村管理变更大有用处。

第十一，民国二十六年抵押借银元文约：

这份抵押土地耳山借银元的文约，订立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按公元纪年为1936年。此类契约是为了方便用钱，把耕种的土地拿来进行抵押交易活动。“……今来借到冉良臣名下指借银元十一个……限定冬月还回，无钱将地土、耳山交出。”后言明，立据不得反悔，有外见人作约证。该份契约明显反映出借钱、还钱的时间，为了公平，斤斤计较。

第十二，1952年土地置换文约：

此文约订立于1952年1月，内容是置换土地。从形式上分析，双方待执笔人写好条款后，将文约对角三角形裁开，然后文字立约的双方各执得文约的一半。这是因为当地处于山林，历来土地的开发和利用都达到了极致，农民的土地互换后距离缩短，有利于耕种管理。最后署有置换土地人的姓名。

第十三，宣统二年十二月立收付文约：

此件为宣统二年十二月所立收付文约，按公元纪年为1910年。内容为“立出收府（付）文字人董义顺，因为先年账目，今收到董明全名下前后账目一并收清，并无下欠。日后查出文约账簿准破无用……收付为据。”并写有在场人、执笔人等，后写时间、“立收付人董义顺”结尾。

第十四，民国三十五年收据文约：

此收据为民国三十五年收据文约，按公元纪年为1945年。内容为“立出收付文约人潘顺堂，今来收到董洪兴名下是账收清，并无下日，后查出文约账簿冲约无用。今恐人心难拴，故立收付一纸为据。”并写有外见人、执笔人等，后写时间、“立收付文约人潘顺堂”结尾。此约与前款有不同之处，特别之处在于盖有两枚个人私章。

第十五，民国二十八年官员吃扣条据：

此存条为民国二十八年立，按公元纪年为1938年。内容为“仰该保长王大发，兹因本月初五日常必队的食粮……五，政府紧查足的队长代兵吃的食粮壹万贰斗八升六合零五。再有县长出城剿匪，用经费洋贰拾八万元，……肉油壹斤、盐壹斤、查（茶）叶一斤、鸡一支（只）、酒贰瓶，至童家河安社柞衣（桌椅）板凳，查（茶）盘子，扫净甘（干净）再（在）童家河此候。用勤巧人三名，把屋里扫甘（干）净，查（茶）水烧启，今言未饮。此致！第六保孙国兴、第六甲照办。”落款“民国三十八年妙月初四日立，松柏长清寿衣”。文字中提到的“童家河”，现仍然在余家河对面。从这张纸条上不难看出官员对下级吃扣安排的情形。

裕河对外封闭，对内自给自足。从以上文约的签订时间上看，大部分落款时间集中在冬季至春季。可能是这个时段村民较清闲，但不管哪种情况，卖地、卖房是农民的谋生手段，能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和自主经营状况。现在留存的文约已日见稀少，一方面历史变迁，自然损毁；另一方面，历经解放、土改、“文革”，大都作为封建遗物被付之一炬。我收集到的故纸残简，虽然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终究是一些历史碎片，若合起来考证发掘，足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史料图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古人文约的发现，可以让我们更接近前人不经意留下的生活痕迹，每一件都称得上是历史的叙述，今人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的记录，而且可以真切地瞥见当时生活的诸多细节。

众所周知，古时的契约文书留存，一般都产生在历史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而且多为经济较好的村落签订。过去陇南的五阳路一带落后，由于封建王朝的歧视，大多生活在偏僻山区的民众几乎与外界隔离，经济文化发展迟缓，留下的契约文书十分罕见。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只注意和强调移民，很少有人能站在当地人的立场上说话，更不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及与外界的联系，不去研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性社会心理变化，以及他们在这种变化中扮演的角色。除去一些观念认识上的问题外，袖手旁观者多，缺乏内力、外力去帮助他们，去转化推进先进的生活与生产方式。

五阳路一带发现的这些古人文约，让人可以对清朝及民国年间当地的经济生活有新认识，熟知古时土地、林果买卖和租佃关系，了解生活于崇山峻岭之中的村民的生存状况。这些文约特殊，其反映的经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策略规律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比单纯的政府行为更有生命力。古文约为民俗、经济、林业、文化等方面，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原始资料，给研究五阳路上的经济、生活、林业发展，带来重要的行为价值观。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