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写的人

邓　泳　邓　庄　邓　煌　邓　颐　邓　钢

邓叔群
（1902～1970）

微生物学家。1902年12月12日出生，福建福州人，1970年5月1日去世。1923年清华学堂毕业。1928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被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70年5月初的一天，在被称为“特楼”的中关村14楼102号的一个房间内，只有几件经数十次抄家劫余后的破旧家具，邓煌、邓钢和他们的母亲围坐在一起静静地聆听着一位卧床老者虚弱的声音。在“医疗卫生为政治服务”的政策下，经历了四年炼狱般的身心摧残，老者已奄奄一息。也许意识到生命将尽，他强忍着撕心裂肺的内、外伤痛，断断续续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我是严祖母用米糊喂养大的，严祖母背着襁褓中的我给人帮工挣钱养家；当我稍大时严祖母白天带我去劳动——上山砍柴、种菜、挑水、挖竹笋，晚上在油灯下教我读书写字；再长大些后便把我送入私塾学习，并以祖传狮座水晶印和民族英雄岳飞、林则徐等人为民族强盛献身的事迹教导我：要像水晶一般地坚贞纯洁；要像雄狮一般地为振奋中华勇猛拼搏。还把我立为福州市第一山房的产权所有人……”

这位老者便是我们的父亲邓叔群（字子牧，1902～1970）教授，中国著名的植物病理、真菌学和林业学家，中国科学院特级研究员和院士（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1956年）。1902年12月，他出生于福建省闽侯（现福州市）一个清贫多子女的中学教员家庭，六个孩子中他排行老四，刚出世就为严氏收养为孙，取名严农荪，意谓农家的子孙后代。父亲七岁时，严祖母突然过世，从此他不但失去了童年的欢乐，更失去了经济来源、被迫终止了学业，被生父领回改名为邓叔群。

父亲13岁时独自一人远离福州家乡，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在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里度过8个春秋之后，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求学。5年后，他获得了广博的知识，载着全美最高科学荣誉——PHIKAPPA－PHI和SIGMA－XI两枚金钥匙证章，怀着“科学救国”的鸿鹄大志回到了贫穷落后的祖国。

父亲童年的孤苦伶仃和家境的贫困使他形成了不苟言笑、生活简朴、吃苦耐劳以及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孤僻性格。但他幼年受到的民族英雄精忠报国的教育却使他视自己的生命是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存在的。父亲不仅是一位为国争光、享有国际盛誉的优秀科学家，在我们子女的心目中，他更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终生恪守自己的座右铭

父亲的座右铭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

1．威武不能屈

母亲曾经告诉过我们一件事，1933年的一天，父亲收到福州爷爷的电报，说叔叔邓拓被当局逮捕入苏州反省院，让父亲想法救出来。父亲当时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就职，闻讯后他立即托人打听，得到的结果却是：“你弟弟犯的是共产党的案子，恐怕不好办，劝你还是别管的好，否则会给你自己惹麻烦的。”父亲听后很生气，说：“我不管我弟弟犯的是什么案子，我只知道他是个好人，没做祸国殃民的事，凭什么把他关在监狱里？！我光明磊落不怕惹麻烦！”父亲当晚就找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请他出面营救，并让母亲变卖陪嫁首饰及值钱物品用于疏通。几经周折，最终将邓拓保释出狱。

邓泳至今清楚地记得：在父亲从中央研究院借聘到甘肃省（约1940～1945年）期间，一天家（兼作父亲办公室）里来了一个人找父亲，我像往常一样给来人端上一杯茶。当来人离去后，父亲情绪激愤，把我叫到跟前说：“以后这个人再来，你不许给他倒茶！应该连大门都不许他进！”这时正好父亲的助手周重光（解放后任浙江省林科所所长）走进来，父亲指着桌上的两张表格气愤地对他说：“这是岷县国民党县党部刚派人送来的，他们软硬兼施非得让我加入国民党，最后非得给我留下这表格，表格上他们还填上了我的名字，还说让我自己看着怎么办。好吧，我自己就这么办！”父亲说着就抓起表格撕成几片，感觉还没解气，又将碎纸片揉作一团扔进废纸篓，一边还说：“就这样的党，把国家和老百姓搞成这样，想强迫我加入？休想！我就这样自己看着办了，看他们能拿我怎么样？！我不怕！”

邓泳还清楚地记得：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的一天晚饭时，父亲对母亲说：“朱家骅（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亲自来上海动员正研究员以上的人去美国或台湾，院士可以带家属一起走。我决定不走。”几天后，我当时就读的上海位育中学老师张士魁（上海市国民党青年军大队长）一大早手里拿着我的周记本走进教室怒吼：“邓泳，站起来！谁教你这样写的？你家里一定有共产党！”因为受父亲言行的影响，我在周记中写了“国家经济衰落，民不聊生……”之类的话。张士魁大发雷霆当众训斥我一番，并当场把我的周记本撕得粉碎丢到地上。我很害怕，晚上就将此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镇定地说：“别怕，事情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不肯去台湾。今天有个姓张的，大概就是你们学校的张士魁，腰上还挎着手枪到办公室找我，见面就问‘你是邓泳的父亲？你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现在不少院士已经去了台湾，你为什么还不走？’他还想骗取我一张照片，我没给他，他又威胁说：‘你不去台湾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会后悔的，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然后气呼呼地转身走了。”听父亲说后我更紧张，害怕给家里惹来大祸，父亲见状便安慰我说：“你怕什么？坚强些！我们没做错事，我们理直气壮！事情有我顶着呐！”幸好没过几天学校内就传出，张士魁已奉命去台湾了，我们全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也都记得：在十年浩劫中，曾经因工作严重失职而被父亲严厉批评过的某些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积极跻身于父亲的专案组并成为骨干和掌权者。他们以叔父邓拓的“罪名”为起因，又给父亲罗列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这些人性泯灭的专案组成员及其打手们借“革命”之名，行报复之实，多次私刑拷打、残酷折磨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他们对父亲刑讯得愈厉害，就愈在群众中宣传：“我们从来也没碰过邓叔群一个指头”。在被禁止求医问药的情况下，父亲身上始终带着新、旧伤痕，所受内伤更是不言而喻。直至1970年5月去世时，父亲的遗体上还遗留着大面积淤血未褪尽的暗紫色、青黄色的斑驳痕迹。

父亲“文革”中大部分时间是被非法拘禁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经历了全院和全所范围的无数次批斗，白天被强制进行艰苦的体力劳动、晚上遭受私刑逼供。刑讯时他们强令父亲脱去衣服、不许动、不许出声，任由他们施暴。例如在一次连续七个多小时的刑讯中，他们七八个人拳打脚踢、用皮带猛抽父亲，竟然抽坏了三条皮带！他们用烟斗狠敲父亲的头，直至烟斗敲断！最长一次的刑讯逼供竟连续进行了14个小时，专案组三个骨干用鸡毛掸把、塑料鞋底轮番抽打他，讯问他“为什么要回国？”“为什么不去台湾？”逼迫他承认是“三反份子”、“里通外国、卖国”、“国民党潜伏特务”等等，逼父亲按他们的口述立字据，不从则打，边打边骂：“你这老东西为什么还不死？打死你活该！”他们知道父亲患脑动脉硬化症，就专打父亲的头并罚他大弯腰倒控，致使父亲头部巨痛、双眼血管破裂。他们命令父亲跪下头着地，用穿皮鞋的脚使劲跺、踩他的头，说：“你不是学识渊博、脑子好使吗？看你以后脑子还好使不好使！”又使劲踢他的腰和肋，父亲被踢倒后，还说：“躺下装死，还得打！”……由于父亲始终不服“罪”，因此像这样连续数小时的私刑暴虐，不知他经历了多少次。从父亲身上从未褪尽的累累伤痕以及被经常撕拧得流血的耳朵上我们也足以感受到父亲所受到的痛彻心肺的折磨和摧残。他们借口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硬逼父亲在泳池深水区浸泡数小时不许上岸，并说“不准上来，淹死活该”；他们在大风天硬逼父亲站到四层楼的窗外去擦玻璃而拒绝提供哪怕是一根绳子做“安全绳”，还说“你自己摔死才好呢”……他们就是这样处心积虑地要将父亲置于死地。但即便如此，直到他最后一息，父亲都从未以任何形式承认过横加给他的诬陷。虽然每月只发他12元生活费，他却始终坚持按月交纳党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个月。

在中国科学院核查“三种人”小组编写的一份《情况反映》编者按中这样写道：“原微生物所副所长、著名真菌学家邓叔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邓叔群同志写的遗书……是一件血泪控诉书。从中可以看出，一些人刑讯我们的科学家的手段是多么残忍。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科学家在被摧残得无法活的时候，共产主义信仰毫不动摇，坚持‘我的生命属于党’，坚信‘党是实事求是的，问题一定会彻底搞清楚，总有一天党会为我昭雪沉冤’，感人至深……”

2．贫贱不能移

1964年暑假，邓颐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通知书触动了父亲近50年前对清华学堂的记忆，这也是邓颐平生唯一的一次听到父亲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回忆：

“现在我们俩也算是清华校友了，可我上清华时却没法和你相比。小时候家里没钱让我上学，我只好一有空就跑到学校站在教室门外听里面老师讲课，还生怕老师赶我走。到了11岁时我总算是获得了在福州一中的免费旁听生的资格。后来听说北京的公费学校清华学堂来福建招生，我就瞒着家人报了名、参加了考试，直到录取名单被张榜公布后家里才知道。但家里因出不起路费而不让我去北京。后来我一个哥哥帮我说情，到入学最后期限时你爷爷总算松了口并替我筹到路费。当时我还不满13岁。”

“其实清华学堂的建立是国耻，它是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但学习和身体都合格的毕业生却可以公费到美国留学五年。家里没钱供我上学，为了求学我只能考清华。清华是八年学制，初等科和高等科各四年。刚到北京入初等科时，我只会说福州话，语言上的障碍是一大困难，经济上的困难是另一大困难。因没钱我好几次都差点失学，生活中时时事事都面临着困窘：身上只有在福州老家穿的单薄衣服，到了冬天冻得瑟瑟发抖，双手裂口渗血只能用布条缠上；脚上穿的只有唯一一双黑布鞋，鞋前头磨破了露出脚趾，只能用纸从里面堵上再用墨汁从外面涂黑，有些体育运动就没法参加；没钱买学习用具，只能捡拾同学用后丢弃的纸本和铅笔头，铅笔头太短就用废纸卷把它接长了再用。幸好学校每年都开运动会，只要得到名次就能得到奖品，奖品就是本子和铅笔，所以我每年都积极参加，用绳子把鞋捆在脚上参加短跑……”

“第一年的暑假所有同学都回家了。福建同学萨本栋也拉着我回家并主动借给我回福州的货舱船票钱，但刚一进家门就遭到你爷爷奶奶劈头盖脑的一通骂，因为你爷爷根本无力支付我的路费，那次差点没让我再回学校。从此我假期再没回过福州老家。每到假期同学们回家我就到北京香山西柳村小学去义务教书，几年后还去给清华低班同学辅导英文。”

“1923年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入学考试后我插班进入农学院林学系二年级学习。每年的寒暑假我都去郊区的农场打工，我的木工手艺就是在那儿学会的。在暑假干农活时，为了节省衣服我都是光膀子，所以身上都会晒脱一层皮，那是非常疼的呀！但是干活有工钱，除自己花还可以接济福州家人。”

“每学期我都精心、紧凑地安排课程，因此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获得了农学学士学位和林学硕士学位。最后的两年时间就用来全力攻读植物病理学博士，最终荣获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PHI－KAPPA－PHI和SIGMA　XI的两枚金钥匙证章，这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是很罕见的，尤其是PHIKAPPA－PHI更是极为罕见的。”

父亲的讲述给了邓颐极大的震动：人穷志不能穷，父亲竟是以如此坚韧的毅力从一个贫苦的孩子成为了著名的科学家！

3．富贵不能淫

父亲的收入不算低，但他一向生活俭朴，从不图物质享受，他对国家只作贡献不计报酬，对于向他求助的人从来都是慷慨解囊相助。他不但自己这样做，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我们，教育我们要去努力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解放后他三次自动提出减薪。他把为《植物学报》等多种刊物审稿所得审稿费全部交了党费。1960～1962年他受林业部委托培训了50名森林病理学研究生，从编写讲义到讲课，从室内实验到野外实习，无不亲自设计亲自参加，历时两年半，但结业时却谢绝了上千元的酬金，仅留一张师生合影照片作纪念。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不但从不享受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照顾，更不许母亲和我们子女沾他特殊照顾的光。一次邓泳回京探亲，母亲准备用父亲的照顾票带她去吃顿饭，父亲听后便批评邓泳：“现在是国家困难时期，你该是什么态度？何况你还是共产党员！”与此相反的是，父亲将全家节省下来的粮票、布票都拿去支援了他人，就连后来在“文革”中将他置于死地的专案组骨干徐某及其家属都曾受到过他多次物质上的帮助。父亲一生获得过很多荣誉，但对于从早年起就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民的他来说，荣誉不意味着目的，他从来都自称只是一名“科学工作者”，把自己所有的荣誉证书、证章都放在衣箱箱底，不让我们看到，以免助长我们的虚荣心。但令我们极其遗憾的是，父亲早年获得的象征全美最高科学荣誉的两枚金钥匙证章以及中央研究院颁发的纯金院士证章在“文革”中均被抄走无踪影，而我们子女中却有人从未亲眼目睹过它们。

二、终生以中华民族强盛为己任

父亲终生牢记幼时严祖母的教诲，以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为楷模，以中华民族强盛为己任，时刻牢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父亲1915年入清华时的作文考试题目是“入清华有感”。他在答卷的第一句就写道：“清华的建立是我国的国耻”。这篇作文深得国语老师的赞赏，他不但一下记住了父亲的名字，而且专门找到父亲鼓励说：“未料你小小年纪却有如此深挚的爱国感，好好在清华读书，将来为中华民族做事……”这也正是父亲的意愿和终生目标。

1919年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父亲积极地投身其中，并从中更进一步地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增强了“科学救国”的信念。40多年后父亲回忆这段往事时对当时的许多细节还记忆犹新。

清华毕业、赴美留学前父亲坚定地选择了农林业作为自己的终生专业，为的是要解除广大农民的贫苦。虽然当时不少同学劝告他学农林会吃苦，但他仍选择了以生物科学盛名的美国康奈尔大学，并决心在仅有的五年留学期间学到尽可能多的、最先进的科学知识。

在康奈尔大学，有一次一名高大的美国学生在公众场合嘲笑中国学生是“东亚病夫”，这使父亲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愤怒之下他将该学生拦腰抱住，将其身体横过来旋转，该学生被转晕了，不停地求饶并承诺以后再不嘲笑中国学生。身材矮小的父亲用智慧战胜了高大的对手，围观的美国学生惊呆了，而中国学生个个扬眉吐气。父亲在40年后给邓颐讲述这件往事时仿佛回到了当年，仍是那么激动和自豪。

自1931年“九·一八”后，父亲就日夜不安、义愤填膺。当得知“七·七卢沟桥事变”时，他更是悲愤得不思进食，连连怒吼道：“岂能做亡国奴？颅可掷、血可流，国土不可丢！”邓泳和邓庄都还记得那一天，因为她们以前从没有见过父亲发那么大的脾气；母亲叫父亲吃饭并劝他：“你在这儿生气有什么用？饭总得吃啊！”父亲却把母亲一把推开说：“国家都要亡了，你还有心吃饭？你愿意做亡国奴？！”后来有一天有人敲门说是为赴前线的战士来募捐的，他立即将自己的衣服和手头所有的现金捐了出去。那段时期他经常自己唱、同时也教全家人唱的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和“九一八血痕尚未干，东三省山河尚未还……”。

1937年11月，中央研究院奉命从南京紧急撤往内地。父亲让母亲带邓泳、邓庄和当时的一个小妹妹随集体撤离，而他自己则准备了枪支毅然留在南京继续在实验室中工作，准备与入侵的日寇拼命。12月日军逼近南京城，在中央研究院的强行命令下，他才无奈地登上了最后一列连车顶上都趴满人的火车离开南京。随着中央研究院迁移到广西后，父亲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打算在广西加入五路军到抗日前线去，但终未能成行，他甚至懊悔年轻时未曾习武而不能去与日寇血拼。

1939年父亲的第一部专著《中国高等真菌》（614页，英文版）就是他在战火不断漫延的险恶环境里、夜以继日地将他回国后十年来的真菌研究工作进行的总结。在该书扉页上他沉重而赫然地写下了“在极其艰难的工作环境中，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谨以此书纪念难忘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东三省”的悲壮之语，向世人庄严地宣布了他将永记日寇侵华之仇。这本专著中他首次发现的5个新属、121个新种不但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真菌学“零”的突破，而且为世界真菌资源档案增添了新记录。

1949年底，父亲被借聘到东北筹办新中国的高等农林院校期间正值朝鲜战争，当祖国需要筹款“捐献飞机大炮”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捐献出了解放前多年积蓄所购得的南京私宅（现南京29中学校址）；在全校动员大会上他带头第一个在现场为前线志愿军无偿献血；在反细菌战中他荣获朱德总司令签发的奖状；他还参加了赴朝慰问团亲赴朝鲜前线慰问作战将士。尽管父亲早年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但在他的心中永远是祖国的利益、中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邓庄自1956年考取中国科学院以父亲为导师的研究生之后，至1966年的10年间，追随着父亲并成为父亲最得力的业务助手。她见证并亲历了父亲自1955年回归中国科学院工作后，为全面发展我国的真菌学而做出的奠基者的贡献。当时日本政府提出愿派专家来华协助编写《中国真菌志》，虽然被周恩来总理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但此事深深刺痛了父亲的民族自尊心。他立即在微生物所组织和主持了中国真菌专志编写工作的讨论，亲自拟定了近期和长期的工作规划并安排了具体的分工。他本人更是夜以继日地鉴定着从全国各地采集来的真菌标本，以积累用于编写专志的基础资料，他曾连续三天三夜鉴定了微生物所真菌标本室多年积压的几百号真菌标本。1979年出版的《中国真菌总汇》（戴芳澜主编）中所报道的全国已知真菌中，50%是由父亲描述、定名的。

在从事真菌分类研究工作的同时，父亲明确地提出了“全面发展真菌学”的战略思想，坚决抵制了他人的冷嘲和阻挠，坚持开展了真菌为国民经济建设需要服务的科学研究、充分开发真菌在工业、农业以及医药上的应用。例如：1958年应天津造纸工艺研究所的要求，他指导了利用真菌酶解发酵制造纸浆的研究，一年之内通过了中间生产实验，获得成功；同年，轻工业部向他提出黑木耳是矿工和纺织工人必不可少的食品，他立即将人工种植黑木耳列入食用真菌研究课题。在他的指导下，利用虫生真菌防治农林害虫的研究、利用外生菌根真菌荒山造林的研究、食用真菌和药用真菌的生物学及其人工培养的研究工作也都陆续全面地展开了，其中包括现在已经大规模种植的灵芝、黑木耳、侧耳、香菇、银耳、草菇、猴头菇等20余种大型真菌。我国人工栽培的第一株灵芝就是父亲于1957年从福州鼓山亲手采来的野生灵芝菌并亲自指导纯种分离、人工培养试验成功的，然后又指示邓庄立即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里举办讲习班、散发菌种、传授推广人工培养技术。

为促进和发展应用真菌学的研究，父亲于1963年在真菌种类繁多、菌种资源丰富、地处热带的广州创建了中国科学院中南真菌研究室（即现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为了同样的目的，在1957～1965年的九年间他亲自跋山涉水、采集研究、到民间走访调查，系统地搜集了一切他所能够搜集到的国内外有关药用真菌的资料，为中医鉴定出可用于中药的真菌种类，编出了近40万字、附600多幅彩图的《蘑菇谱——中国的食用菌和毒菌》巨著（此著作未来及印刷“文革”开始，文稿被中科院微生物所造反派抄走、剽窃、损毁）。在所有上述工作中，邓庄都是亲身参加者且充分发挥了父亲业务助手的作用。

2009年4月13～15日期间，中、美多家报纸和媒体都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美国康奈尔大学将数千份珍贵的真菌标本归还中国，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了13日在康奈尔大学举行的中国真菌标本捐回仪式。这些珍贵的真菌标本是由中国著名的菌物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邓叔群在1928年归国后的十年间在中国各地的森林、田野和沼泽中采集的。这批菌物标本共2278件，其中57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被视为无可取代的。日本侵华期间，为使这批宝贵的研究材料免遭战争的洗劫，邓叔群将其寄往美国康奈尔大学等处保存，迄今已70余年。”“文革”前父亲曾对邓庄详细讲过此事：那是在中央研究院从南京不断向内地的迁移过程中，为了保护这些中华民族的同时也是全球科学界的珍贵财富，经中央研究院领导同意，父亲将部分标本的副本寄往尚未参战的美国，交由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保存。然而在“文革”中父亲为此背负上“里通外国、卖国”的罪名并付出了沉重代价。2009年11月7日，在北京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举行了“康奈尔大学中国菌物标本赠回仪式”。邓颐和邓钢有幸到会亲眼目睹了这些七八十年前浸透父亲心血的珍贵标本。经过康奈尔大学长达七十年之久的精心保管，这些珍贵的标本都安然无恙，现在它们完整地回归中国故土，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

三、终生以事业为第一生命

父亲为国家昌盛而废寝忘食，几十年如一日地苦干实干而从不考虑自己和家人。

1940年，父亲拒绝了受聘于国民党政府机构的官职，从中央研究院借聘到甘肃省5年，举家从重庆搬迁到黄河上游的大支流洮河流域卓尼定居，以实现他整治西北林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治理黄河泛滥、减少百姓受灾的理想。卓尼是个在当时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人迹稀少的林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而不安全，既有出没的野兽、土匪，又有易怒械斗的少数民族，交通只有依靠马和牛。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全家住在“碉堡”里，粮、油、盐和生活用品都要到百里外的岷县用牛车拉回来。父亲多数时间是进入原始森林里工作，每次去少则十几天，多则几十天。我们学龄子女根本无学可上，只有每次当父亲勘察森林回来时，才会抽时间教我们地理、历史、英文、写毛笔字和作文。我们白天帮助母亲砍柴、打水、洗衣、种菜、养鸭、放羊，晚上在油灯下自学。一天，我们年仅9岁的一个姐妹，因到洮河边提水被山洪夺去了生命，连尸体也没能找到。父亲虽然承受着巨大悲痛，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继续留在甘肃治黄减灾的决心。

1948年秋，父亲早年的学生沈其益教授（解放后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研究院院长）受中国共产党东北解放区党政领导李富春同志委派来到上海动员父亲去东北解放区筹办农林大学，培养高等专业人才，他欣然接受了。那时正值上海湿冷冬季，他气管炎发作。在日夜咳嗽带血、彻夜难眠的情况下，他废寝忘食地抱病边编写教材边打字，为自己赴东北作教学准备。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一整套大学林学教材就装订成册、等待启程。邓泳和邓庄至今仍记得父亲当时拼命工作的情景。

1949年底父亲被借聘到东北，除刚考取大学的邓泳外，父亲带领一家人离开上海中央研究院宽敞舒适的寓所来到荒凉的沈阳郊区，任首任教育长。他对邓泳说：“我把你留在上海，就是把你交给了共产党，遇事多依靠组织！”到了东北，他谢绝了组织上对他的照顾，将邓庄和年仅9岁的邓煌寄宿于学校，自己带着母亲和邓颐三口人住在一间教室里，睡在课桌拼成的“床”上，一日三餐买饭票在集体食堂就餐，自己则废寝忘食地一头扎进了建校的艰苦创业中。

1955年回归中国科学院后，父亲肩负的社会活动和职务越来越多（全国政协委员、林科院顾问、中国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植保学会理事等），可用于科研的时间几近全无。但是他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科学工作者，首要职责是在科研领域做出贡献。他以事业为第一生命，家对他而言，首先是他的第二办公室，其次仅仅是个为了继续工作而不得不停下来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因此他从来没有多余的时间“浪费”在我们孩子身上，即使我们的升学、报志愿他也都从未过问过。连在上下班往返的路上、在吃饭的饭桌上他也都是在考虑着工作，母亲有时专门为他做了他爱吃的菜，饭后问他味道如何，他竟不知道自己刚刚都吃了些什么。

邓煌清楚地记得：1960年的一个冬夜，母亲把我从梦中唤醒，让我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已经半夜两点，该回家睡觉了。我起床给父亲通了电话，当听到他常规的答话——“知道了，等我把工作告个段落”之后我又入睡了。不久电话铃把我吵醒，父亲说：“办公楼的大门已经锁上，我出不来了。”我说：“找值班老头开门么！”“他睡着了，我不想打扰他。告诉你妈，今晚我不回来了，我在沙发上休息。你别忘记明早上学前给我拿包饼干来。”母亲听我转达后恼火地说：“有谁像你爸爸这样，干起活来没白天没黑夜，不吃饭不睡觉，总以为自己是个累不病、压不垮的铁牛，人老了怎么能够跟年轻时候比，他想做的事多着呢，就连他下辈子都干不完……”其实，难怪母亲有怨言，逢年过节放假整个办公大楼所有的门都贴上了封条，唯独他的实验室不让贴，他要照常去上班工作。

1964年，父亲因患脑动脉硬化症、高血压，医生建议他停止工作去疗养，在母亲的劝说下，他只休息了10天又开始工作了。母亲责怪他：“国家规定你每年可休假一个月，你全都放弃了，现在医生要你疗养，你为什么不再休息几天？”父亲问：“你听谁说每年可休假一个月？”母亲答：“是医生和邻居告诉我的，他们都奇怪你为什么没有告诉过我？”

父亲几十年如一日争分夺秒地工作，然而他回国后十分之一的生命时间却被置于人格污辱、刑讯摧残和精神折磨之下。在弥留之际，强忍着内伤带来的剧痛，他还期盼自己能够康复、能够继续为中华民族工作，他没有顾及被“造反派”扫荡一空的财物，而是痛心丧失了整整四年的工作时间以及凝聚着几十年心血的手稿资料，因为他有宏图大志，他想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我要把《蘑菇谱》重写出来，要实现微生物炼油、探矿，荒山造林，我要……”这就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遗言。

四、笔尖下的真情

父亲虽然平日显得不苟言笑、性格孤僻。但实际上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丰富的情感，他喜欢体育运动，喜欢欣赏古典音乐和文学艺术，也喜爱做诗谱词，他会触景生情、提笔成章即兴写出英文诗句，然后将它们配以美国经典民歌的曲调而形成一支意义全新的歌曲。遗憾的是父亲写下的诗和歌词都是解放前完成的，现已大多数不复存在，仅遗存不足二十首，而解放后繁忙的工作又致使父亲辍笔。这些诗和歌词是他真实深刻的心灵的自画像，不但展现出了父亲对祖国和人民深挚的爱、为民族强盛而无怨无悔地献身于艰苦的农林事业的栩栩如生的形象，也展示了他对自己的母校深深的眷恋和对自己家人深沉的爱。由于父亲留下的诗和歌词都用英文写就，而父亲的英文修养深湛，虽然我们的翻译水平远远不及，现仍决定将它们中的几首重译出奉献于读者（曲调此处均省略）。

1．《带我返回亲爱的清华》

这首诗写于1923年他就读美国康奈尔大学后不久。身处异国他乡的孤独之境以及种族歧视的美国社会现状，使父亲深切地思念他曾学习、生活了八年的母校：

带我返回那亲爱的清华，那里我度过了难忘的校园时光，

潺潺的溪水在暮光中低声细语，荷花池为校园增添了美丽芬芳。

偕同伙伴我登上月光下的小山，畅谈和欢笑驱尽了所有的愁烦，

时光不再复返但记忆永远铭刻，啊，再给我一次曾拥有的愉欢。

带我返回我亲爱的母校，在那里朋友们轻松欢乐地相聚，

在那里年轻无邪是我们的所有，在那里生活在质朴纯真地延续。

2．《勇士们前进》

这首歌词写于1939年4月。受中央农林部的委托，父亲率队到云南、西康、四川原始林区调查，但他始终心系沦陷的国土和抗日志士，在进入林区之前他写下了：

我们的故乡在扬子江，在那遥远遥远的地方，

我们的心永远牵系那里跳动，那里是我们曾经生活的地方。

荒凉的西部不再宁静，轰炸声在不停地回响，

莫踌躇竭尽全部力量，收复我们可爱的家乡！

让民族雪恨之情汹涌，誓死绝不能做亡国奴，

血肉能拯救深重国难，勇士们重整旗鼓前进！

3．《洪坝露营曲》

这首歌词写于1939年7月。父亲率队进入人烟稀少的大渡河流域的洪坝原始林区调察森林资源，他们不顾烈日、风雨，跋山涉水、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地在森林中工作、生活了四五个月。在原始林区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来驱寒的酒水是极宝贵、来之不易的。父亲以他这首充满想象力、豪情洋溢的歌词带给大家以精神安慰，鼓励大家坚持工作下去：

为洪坝的营帐斟满酒杯，让呐喊声响彻整个山腰！

伫立着为她的名字＊祝酒！任每位忠诚的营员放歌。

为所有辛劳的时光干杯，为在绿林中的日子干杯，

为快乐的林业工作者干杯，也为铭刻在心的露营生活！

为了落叶松，为了冷杉木，为了华贵巍峨的云杉木！

为了山丘，为了山谷，为了一路潺潺的溪水！

为了白雪，为了冰霜，为了抚慰大地的太阳！

为了歌曲，为了篝火，为了雨天驱寒的酒水！

哦，为心灵永远斟满酒杯。

（＊指洪坝原始林区）

4．《中国森林工作者进行曲》

这首歌词写于1940年4月。继调察洪坝原始林区之后，父亲再次率队进入人烟稀少的滇西、川北原始林区调查。为了鼓舞同行的年轻人克服艰难险阻、继续工作，同时也流露出对当时林业工作状况的担忧，父亲写下了：

我们跨越高原前进，踏入那云杉和松林。

不论阴雨还是艳阳，我们始终振奋欢欣。

啊，我们必须努力奋进，拯救衰落的原始林，变荒山为绿茂林地。

让我们以真诚之心，团结一致度过难关，竭力提高林业地位。

困难时刻坚定信念，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以坚强意志和勇气，献身我可爱的民族。

5．《木里之歌》

这首歌词写于1940年6月。父亲在人烟稀少的滇西、川北原始林区调查时，虽然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父亲情不自禁地写下：

木里的大地上坐落着白色的庙宇，庙宇中群聚着以糌粑为粮的僧侣，

漫山遍野生长着茂密的冷杉树林，牦牛群在林间绿地上悠闲地游移。

沐浴着自然美景和芬芳清新空气，我心旷神怡不禁唱起欢乐的歌曲。

如瀑布的巨响轰鸣，我的思绪飞入云霄，我的思绪飞入云霄。

6．《卓尼赋》

这首歌词写于1943年10月。在父亲的建议和亲自领导下，以保护森林、合理利用森林资源为目的的林场在条件恶劣、偏僻荒凉的甘肃省卓尼建立起来，父亲对倾注自己心血的林场充满深情，他歌颂它自然的美，同时发出无奈的叹息：

春季的卓尼光鲜绚丽，鸟儿嘁喳溪流似水晶，

碧蓝天空衬托着嫩叶，冬眠的鸟兽迎来欢欣。

夏季的花朵竞开吐艳，大雨催促着嫩叶转绿，

急流自山中翻滚而出，回响打破山谷的宁静。

成熟的秋季最为甜美，缤纷色彩使林木耀眼，

落叶随风飘撒在大地，柔和月光下霜花眨眼。

冬季造访卓尼披雪装，在清冷的星光下闪光，

冰封的河水艰难流动，风声哀鸣横扫古林木。

你，林木环抱的小小卓尼，却充满着罪过与不幸＊，

大自然母亲造就了你，你永远铭刻于我记忆。

（＊指此处不但土匪强盗出没，而且在当地豪绅指使下天然森林惨遭破坏。）

7．《卓尼》

这首歌词写于1943年11月。位于甘肃卓尼的林场建立起来了，但条件恶劣、偏僻荒凉。父亲为鼓励林场全体员工坚守岗位，献给他们：

勇敢的绿色森林人，岷山的森林工作者，

在拼搏中充满信心，坚守新开辟的领地。

不畏惧北风的寒冷，不惧怕边陲的大雪，

请用你沸腾的热血，固守这光荣的职业。

8．《思念菲菲》

这首歌词写于1944年5月。为了减轻黄河对其下游地区的灾害，父亲带领全家在黄河上游的大支流洮河流域安家、建立林场。菲菲是父母亲第三个女儿的小名，她在一次到河边提水时被山洪卷走，连尸体都未能找到，时年九岁。听着耳边每日滔滔不绝的洮河水流声，父亲始终心如刀绞。为了在黄河上游建立一种有利于农林牧生产的生态系统，他将自己最心爱的一个女儿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哦，冷酷无情的洮河，你的洪流带走了我心爱的菲菲。

人们看见她在你的急流中挣扎，但你却让她永不再回到我身边。

你去了，你去了，妈妈在哭泣着呼唤你。

回来吧，回来吧，哦，菲菲，我幻想着你的归来。

当我策马沿着河岸追赶，脑海中只有你，菲菲，我失去的孩子。

每当我忆起搜寻菲菲的情景，泪水总是克制不住夺眶而出。

9．《如果我是一只鸟》

这首诗于1946年9月写于上海。父亲一直盼望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但在回国后的近二十年里，他目睹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热衷内战、横征暴敛。即使抗日战争胜利了，大部国土上也仍是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他内心深处的苦闷和气愤使他从失望到绝望，于是他写下了：

我是只奇鸟，独自飞翔云霄。不怕雷电风雹，自在逍遥。

离开污尘浊世，飞向海空长啸，

我听到那自由的呼声向我召唤。（我遵循你的指示惟命是从。）＊

（＊1948年底当他废寝忘食抱病编写教材，准备去东北解放区服务时，将此诗最后一句“我听到那自由的呼声向我召唤”改成了“我遵循你的指示惟命是从”，表达了他跟随共产党走的决心。）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岳飞精忠报国的壮烈史诗激励着他一生为民族的强盛而献身科学、教育，并创造出光辉业绩，但遗憾的是他的命运却像岳飞一样悲惨。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父亲因为是“三家村黑帮”邓拓的胞兄，在本可大展鸿图之时却被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残酷迫害致死。他悲惨地死在他挚爱的土地上，“十年浩劫”前四年的迫害就彻底吞噬了他的生命和工作。但人们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他那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没有忘记他那一身正气、为民族富强而拼搏的赤子之心。1978年7月，中国科学院党组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1991年，美国真菌学报主编、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真菌学名誉教授R．P．Korf总结了康奈尔大学120余年来对真菌学有突出贡献的41位真菌学家并刊登照片以示纪念（Mycotaxon，40卷，107－128，1991），其中唯一的东方人就是邓叔群；原国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党委书记张劲夫同志为父亲题词：“怀念为开拓我国真菌科学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邓叔群同志，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学风”；捷克的真菌学家和我国的真菌学家将他们发现的一个新属和八个新种的真菌学名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父亲诞辰100周年时在福州市和中科院微生物所分别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父亲亲手创建的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建所40周年之际，父亲的塑像也同时落成揭幕；父亲早年的学生、助手和同事们纷纷写文怀念父亲，学生们还将自己的著作奉献给父亲的英灵……

在我们子女心中，父亲不仅是科学界的泰斗，更永远像一颗坚贞纯洁的水晶、一头为振奋中华而勇猛拼搏的雄狮、一棵苍劲挺拔的不老松！父亲，你是一个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