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怀念我们的父亲黄秉维

黄克平　黄以平　黄永平（执笔）

黄秉维
（1913～2000）

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家。1913年2月1日生于广东惠阳县。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00年12月8日逝世。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1964年被罗马尼亚科学院授予通讯院士。1979年被选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1980年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名誉通讯会员并担任国际山地学会顾问。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上苍有眼，使我们得天独厚，有一个最好的父亲，此生无憾。”——此念永随。

父亲于2000年12月8日离开了我们。我们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至今时常在梦中见到他老人家。在纪念父亲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们将他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些零星小事写出来，从另一侧面展示父亲的品德和品行，来怀念他老人家。

（1）1999年父亲对克平讲：“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好的社会，人是最聪明的，一定会想出办法来实现共产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2）父亲对我讲过：“严复（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是你奶奶那边的亲戚。我找严复的后代很久没有找到”。反映了父亲对这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的怀念。

（3）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成立地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父亲担任筹委会副主任。当时所有较有名的地理学家都任筹委会委员，惟有一名地理学家“榜上无名”。这位地理学家误以为是父亲阻挠才未当上委员。实际并不是父亲干扰，而是另有隐情。父亲讲：“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就是不说，不解释，事情总会搞清楚的”。这样父亲一直背着“黑锅”。直到“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揭露出真相，这位地理学家才明白。误会消除，两人又成为好朋友。

（4）1964年召开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时，父亲带克平去京西宾馆，面见当时的人大代表、优秀科学家彭加木。瘦削却刚毅的彭加木给克平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父亲教导克平要学习彭加木为科学勇于探索和牺牲的精神，要像彭加木一样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

（5）1983年的一天，胡克实副院长到我家。克平给胡克实副院长倒茶水时，听到父亲讲他国内各种兼职和头衔已达50多个，准备辞去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的职务。胡克实副院长好像不大支持。但最后胡克实院长说：“你要辞去人大代表，我说都不说。你要辞掉全国人大常委，我帮你说一说。”随后，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父亲就不再担任人大常委，仍任全国人大代表。父亲的秘书曾问父亲，父亲承认确有此事。父亲说：“有很多事是我不了解也不懂的，我怎么去支持和反对？”

（6）父亲一生生活简朴，从不讲究穿戴。他曾讲过一件事：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出差到石家庄。有一位服务员看父亲穿戴简朴，以为是随从人员，对他很不礼貌，态度也不好。后来，这位服务员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后，就向父亲道歉。父亲劝导他，不要以貌取人，要全心全意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

（7）1962年在北京召开一个会议。周末组织参加大会的领导和科学家及家属游览潭柘寺和戒台寺。克平与父亲坐在一起，旁边隔一个通道座位上是张劲夫副院长。父亲思索一下后，对张副院长建议：“是否可以组织编辑出版一些古代科学家的历史传记丛书。”张副院长说：“你这个建议不错，好啊。”

听父亲讲过，“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倒”，在“专政”的三天中，参加“917”大楼（地理所办公的楼址）四周夹铁丝网的“劳动改造”。一去就遇见早被“打倒”，也在“劳动改造”的张劲夫副院长。一见面，张副院长就叫：“黄所长。”父亲说：“当时一愣，没有一个人敢叫我黄所长，张劲夫自处逆境却敢叫。”一是反映俩人的关系亲密，二是反映出张副院长不愧为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处乱不惊，珍惜同志之间的真挚感情。

1983年地理所的各项工作步入正轨，父亲盛邀早已出来工作的张劲夫国务委员来地理所参观。张劲夫同志约了李铁映部长一同参观。克平当时在楼下见到他们来了，就赶快跑上三楼父亲的办公室叫他。他急忙跑出来，在电梯口两人相遇。一见面两人就抱在一起。张劲夫同志说：“黄秉维，老科学家。”父亲说：“老而不死。”俩人哈哈大笑。边走、边谈，多年未见，非常亲切。

（8）父亲20世纪50年代初在上海华东工业部担任计划处副处长、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和工业普查组组长，在汪道涵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很关注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汪道涵的近况。20世纪70年代初，向同为一个处处长、后任国家仪器仪表总局副局长的翁迪尼伯伯询问汪道涵部长的情况。翁迪尼伯伯讲：“有人监视，也不敢去和汪道涵联系。”虽未获得确切的消息，但心系汪部长是不言而喻的。1998年父亲对我说：“在华东工业部，一些人对部里用我有意见，但汪道涵力排众议，还是用我。”言语之中体现了对汪部长慧眼识人敢于用人的气魄一片感激之情。

1999年父亲还对我戏言，“抽烟就是汪道涵搞的，汪道涵给的工作压力太大，就在那时学会抽烟。”我说：“您抽烟，赖人家汪部长干什么？”他笑了，表示同意我的观点。上个世纪70年代初父亲对我讲：“胃病就是50年代在上海工作忙，顾不上吃饭，饿了就啃点面包，造成胃酸过多引发的。”表现了他不辜负党和领导的信任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

父亲还常给我讲，华东财委曾山主任生活上非常艰苦朴素，这么高级的首长，仍然穿布鞋，以此来教育我。

（9）上个世纪50年代初，父亲和苏联专家共一个办公室。为了向苏联学习，开始学俄语。父亲说：“没时间学，就把俄语单词写在小卡片上，一边走路，一边从右裤袋中抽出一张卡片背单词，然后放在左裤袋中。”父亲就是利用走路的空隙背单词。父亲精通英、德两门外语，会写、会说、会看。法文次之，俄文只会看。父亲说学俄语，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父亲终生爱看书，一生都在学习。地理所的人们给父亲起了个绰号“两条腿的书架”。的确是这样，我1961年考上大学后，学习高等数学，父亲也在复习高等数学，我很惊讶！地理学家学高等数学干什么？原来父亲要将高等数学应用到地理学中去。那时父亲已50岁了，却和我同时在学数学。甚至到了2000年父亲已87岁高龄时仍买了许多经济学方面的书“猛读”，真正实现了“活到老、学到老”。

（10）同事情深。父亲与中央气象局第一任局长涂长望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是最好的朋友。早年他们同时在浙江大学任教，每年春节都聚餐。后因涂伯伯英年早逝、王伯伯研制原子弹、氢弹，隐姓埋名才中断。

1980年在第二批增补院士的名单中，有两位父亲在浙江大学教过的学生。一位是陈述彭，一位是施雅风。父亲曾讲，“我的学生中这两位是特别优秀的。”

著名的地质学家叶连俊就住我家对门。父亲几十年前曾与叶伯伯在北平地质调查所同事，对他比较了解。父亲经常讲：“叶连俊人好，学问也好”，对他的评价极高。

曾与我家同住一楼的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植物学家陈焕镛、秦仁昌，生物学家童第周；旁边楼的动物学家蔡邦华，地球物理学家叶笃正、李善邦、傅承义；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陈兴农、于强、郭敬辉、李子川等老科学家、老领导与父亲的关系都是非常融洽。甚至当年，地理所打扫卫生的工人有时到我父亲住的宿舍（当时我家住东城，我与父亲住在中关村，周末才回家），一坐就很长时间。父亲虽工作繁忙，却一直陪着他聊天，从无一点烦意。父亲待人是一视同仁的。

（11）1984年前后，父亲率中国地理代表团访问美国，并做学术报告。行前，特决定抽出一段时间，专门写学术报告论文。父亲夜以继日地不停地在想在写，有时我早晨起床，仍见他在赶写报告，一夜未睡。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生活中多次出现，大都发生在交文稿的最后关头。从美国归来后，父亲说“我的报告，美国人也提不出什么意见。”然后欣慰地笑了。这是他笑得最开心的几次之一。父亲对科学的态度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一个观点、一篇论文，总要反复推敲，直至尽善尽美才去发表。

（12）1997年中央电视台拍了父亲的一个电视片播放。看完样片后，父亲对中央电视台编导孟兰云等人讲：“你们拍得好，我实际没这么好。”父亲的一生总是虚怀若谷，淡泊名利。

（13）记得在我们童年时，家中收到一封电报，父亲失声痛哭。我们惊异地发现父亲原来也会哭，而且是那样的悲伤。后来才知，是公公（姥姥的妹夫）去世了。父亲说，日本侵占逃难时，公公曾经给予帮助，父亲牢牢记着。

几十年来的春节，他都会去探望已去世朋友的遗孀。这是他不多的拜访安排中从不忘记的，对朋友的绵绵长意直到他八十七岁生命的尽头。

地理所食堂一位职工去世，他执意要参加追悼会，高龄的父亲在场最为动容悲憾。每一个和父亲生命相交错的人，父亲都自然而然地给予尊重和珍惜。

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暑假，以平陪父亲去长春开会，后登长白山。山上有一工作站，工作站有一留言簿，在簿中看到，所有的人都只是写几句感谢工作站热情接待的话；只有父亲用了很长篇幅诚挚激情地赞赏了工作站的同志，对他们工作的难度和艰辛表示理解并对此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14）父亲一生生活节俭，不贪安逸，不慕名利，酷爱读书。书是父亲的亲密伴侣，它们让父亲的一生是那样的充实，很难想象离开了书，父亲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父亲的睡眠很少，一般都在凌晨4时左右才睡觉。在夜深人静人们进入梦乡之时，父亲却在浩瀚的书海中遨游。他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几十年如一日。父亲是那样地爱读书、爱事业。他爱喜欢读书的人、爱热爱工作学习的人。这，深深地渗透在父亲的人生中。

父亲有一个非常幽默的“尊称”，即“两条腿的书架子”。这里有两个含义，一是父亲知识渊博，德高望重，与他交往，仿佛可以漫步在广阔的知识海洋里，从中获取知识和人生的真谛。另一方面，父亲无论是开会，是出差，是赴宴，甚至上厕所，他都要背一书包书，走到哪里，背到哪里，看到哪里。让他少带一点书，他却说这些书都是他要用的。和父亲一起出差、开会的同志，一般都比较辛苦，因为父亲总是要带许多书，少则用书包，多则用皮箱，大家都会主动帮他忙的。记得1993年父亲一行去三峡考察，当时帮父亲“拎包”的是后来的科技部徐冠华部长，现在想起来真不好意思，可把徐先生累坏了。父亲装书的背包或提箱，至少有10个背带被搞断了。

（15）在“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和排挤，我家住房被挤占，一个单元里住了四家，嘈杂混乱，难以保证基本的生活、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生活及工作条件，院里拟将我家调至位于三里河、其环境和结构都是很不错的新建房。这对我们家是件大喜事，当时母亲身体不好，非常需要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小孩当然更加高兴。为此事父亲思前想后与母亲商量，最后决定不搬。主要原因是三里河距离院图书馆较远，父亲看书不方便。父亲历来十分关注全球的政治、经济、科技动态，他一方面是看报纸，另一方面是看书，看书则主要是去院图书馆和所图书馆。院图和所图有关书籍，父亲通常是第一个拜读者。这一点，父亲的同事和朋友都了解，母亲也非常理解，深知父亲与书的情结，便同意了父亲的意见。我们个个都撅嘴，但也没有办法，只有顺从。就这样，我家与其他三家又继续合住了5～6年，直到科学院建了新楼，我家才搬到了黄庄的新房。可惜的是，我们在搬新房的前一年，母亲就因病去世了，父亲为此深感遗憾。

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多数都认识父亲，因为父亲经常光顾院图，一去就是一天。院图书馆的同志都很照顾父亲，父亲经常看书看忘了时间，但他们从不打扰父亲，默默地留下人陪着，直至父亲离开。有一件事可以证明，父亲与院图有着深厚的感情。父亲被邀请参加庆典等方面的活动是很多的，但父亲一般都会借故推辞。1995年，父亲被授予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名誉通讯院士，英方邀请他去英国接受英国女王的授予仪式，规格是很高的，但是父亲认为只是单纯领证书，没有学术意义，他婉言谢绝，而是请当时在英国考察的同事代领了。但是，院图书馆邀请父亲参加新建图书馆的开工奠基仪式，父亲欣然参加。他说，书是人类的朋友，是知识的源泉，建设院图、改善环境、扩充库存、造福人类，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大好事。2002年6月，院图书馆开通运行，优良的环境、先进的设备、科学的管理，父亲如果在世会是很兴奋的，遗憾的是父亲不能亲身体验了。

（16）为了能够看书，父亲做了白内障手术。术后，医生嘱咐绝对保证休息，不能打开纱布，更不能看书。谁知父亲按捺不住，偷偷掀开纱布看书看报，结果被护士发现，“严肃”地批评了他。实际上却真的影响了眼睛的恢复，后来又补做了一个小手术，才得以正常恢复。

父亲一生俭朴，衣食无求，对所有想学习和爱学习的人，都由衷喜欢。“文革”中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当地一位农民的儿子与他相识。父亲回北京后，常有书信来往。父亲常常跑邮局，给这位青年寄书、寄药，延续数年。我们上小学时，家中曾住过一位父亲的研究生，父亲很赞赏这位学生，努力用功。我们之中有人淘气不好好学习时，父亲就会说：“我养你，不如用来养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7）父亲病重期间，他饱尝着昼夜点滴、身上插满管子的痛苦。在病情稍有好转之时，他立刻让我们打电话通知杨勤业先生（父亲的学术秘书）和父亲的学生来谈工作。我们极力劝阻他，让他休息，但父亲执意不肯。他说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可能是父亲预感到了什么，他要抓紧时间进行最后的交代，他实在是太热爱他未竟的事业。杨先生、父亲的学生和同事们来了，他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危重病人，而是用尽全力叙述着、交代着，他的眼神中饱含着对他们的期望和信任。

父亲的“故事”是那么多，就像他渊博的知识，但是我们不想再写了。因为我们的泪水在不断地淌涌，无法抑制。再有，父亲是喜欢平静、淡泊的人，我们深深地敬佩他，也尊重他这一点。他那从不喧哗的一生，点点滴滴都有高尚的人格在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