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亲爱的父亲钱三强

钱思进

钱三强
（1913～1992）

核物理学家。1913年10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籍贯浙江湖州。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2年6月28日逝世。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副院长、特邀顾问、数学物理学部主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等职。1985年获法国总统授予的法兰西军官级荣誉军团勋章。1999年被国家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爸爸走了，匆匆地走了。走得这样急，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感到。当他5月底住进医院时，人们都还以为和以往几次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息，他会度过疲劳，恢复较正常的活动，继续做他想做而未做的事情。6月中，在他病情稍有好转时，他还带口信给身边同事，嘱托再过几天待病情更稳定，医生允许后，就邀到医院来谈谈他正关心的几件工作。爸爸在生前的最后这段时间里，仍然思维清晰，但是他的心脏未能承担起重荷，在6月下旬几次出现反复，病情愈来愈严重。就在逝世前几小时（即6月27日晚6时许），他在病床上还幽默地对妈妈说：“今天感觉还可以，你先回家吧！我在8点左右还有最后一次战斗（指大便），就没事了。”没想到，就是这次“战斗”再次引起心力衰竭，抢救无效，于28日零时28分永远离开了我们。当妈妈和姐夫赶到医院，已晚了3分钟。爸爸在心脏停止跳动前十几分钟还对深夜赶来抢救的主治大夫说：“钱大夫，这么晚还打扰您来，真对不起了。”这是爸爸留下的最后的声音。

我们得知爸爸这次患病住院的直接起因是参加5月29日首都科技界缅怀聂荣臻领导我国科技工作事迹的座谈会。爸爸为了准备发言稿，不顾身体不适，自己动手加班查找有关历史资料。特别是由于他的大量资料笔记在“文革”中被抄走，至今未能追回，他只好费力地回忆，一直写稿到半夜二三点钟。为了核对一个领导人的名字，他抱病在夜里11点多钟还打电话到他过去的秘书家里询问。发言稿写好后，他又被往事激奋得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在座谈会上发言后，本该离开会场回家休息，可爸爸一直坚持听完所有的发言。正是由于过度的疲劳和激动，已患过两次梗塞的心脏又出现不适，以致彻夜未眠，次日（即5月30日）入院后就发生了严重的心力衰竭。

做什么就好好地去做

爸爸做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一直为我们所耳闻目睹。例如撰写文章和讲话，他总是习惯自己动手，特别是退居二线以后。爸爸写东西，不写则已，若写就反复推敲，力求真实准确，负责到底。他书桌上的台灯亮到深夜是常事。记得1991年8月底北京最闷热的那几天，为了准备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的有关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的材料，爸爸曾多次修改推敲到半夜二三点钟。连我们三四十岁的壮年都疲惫地睡了，而他却还在伏案工作，使我们倍感心疼、钦佩和无奈。为此，我只好把刚两岁他第一次见面的小孙子带到姥姥家，希望能不打扰他仅有的一些休息时间。

近年来，请爸爸写序题辞的事接连不断。只要是应该做的，他都尽力满足要求，并且认真对待。妈妈告诉我们，有一次为某校题“求是”二字，他足足用了一个晚上，写了不知多少遍，最后交给学校一大叠题字，请他们从中挑选。

另外几件事发生在“文革”时期。运动一开始，爸爸就被抛出当做“靶子”，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和斗争。后来被下放到陕西“五七”干校，在那两年半多的时间里，接近花甲之年的爸爸天蒙蒙亮就要起床出操跑步和行军拉练，白天和年轻人一起参加繁重的农业劳动，晚上有时还要写检查材料。他对当时发生的许多问题想不通，强压着心头的苦闷，加上劳累，患了心脏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爸爸仍坚持做事认真负责的准则。一次，他赶牛在打麦场上碾麦子，突然发现牛翘起尾巴要大便，临时找不到接粪的工具，他急忙之中用双手接住臭烘烘的牛粪，捧到打麦场外。事后有人问他有什么光辉的一闪念，爸爸说：“什么也没想，只是觉得我负责碾麦子就不应让麦子弄脏或浪费掉。”干校中逢年过节要开联欢会，每个班排都出节目。爸爸也和班组里的年轻人一起认真排练唱歌和跳舞，按说在合唱中较容易扮演南郭先生，但他说，年轻时参加过合唱队，有功底，好好练，节目不会砸。不过他从没在台上跳过舞，为此还专门认真练了好一段时间。他在给我的信中还描述了学会打快板后的欣慰心情。

爸爸1971年10月3日从干校给我的信中写道：“我这一生也无其他长处，也只有‘做什么就好好地去做’这一条。”这条朴实无华的准则伴随着爸爸坎坷但有意义的一生。循着它，40年代爸爸在巴黎居里实验室和妈妈一起进行严格细致的核裂变的研究，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50到60年代，爸爸服从组织安排，搁置专业研究，用全部心血为开创祖国原子能事业进行了大量艰苦而有效的组织领导工作。那时我和两个姐姐都还在幼儿园和小学，平时住校，每周或每两周才回一次家。即使这难得的家庭团聚，有时也因爸爸出差或加班而未能实现。在60到70年代，我们步入青少年，初明事理后，爸爸却在接连不断的政治风暴中受到冲击。后来我们才了解到，他在“文革”中被批判的一条主要“罪行”就是认真贯彻执行所谓的“修正主义科技路线”。

爸爸办事认真，同时也总是坚守着严肃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记得他曾和我讲过1958年的一些事情。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刮浮夸风，爸爸作为正直的科学工作者，心里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实事求是的科学道德曾使他鼓起勇气拒绝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议：例如，有人曾提出要搞原子能飞机，他认为从国力和科学技术角度上讲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另一方面，一些组织上决定的事又必须执行，例如，在全国大办原子能的口号下，每省都要搞一（反应）堆一（加速）器，爸爸虽有过顾虑，也发表过意见，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只能服从组织安排，并为此奔走了好几个省。尽管后来上级领导主动承担了责任，可是爸爸仍长久感到内疚自责，他以彭德怀元帅坚持原则为民请愿为镜，勉励自己和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实事求是、不讲空话、敢讲实话的人。

由此，爸爸对那些扭曲历史，践踏实事求是原则的人和事始终不愿苟同，哪怕明知有风险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绝不违背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良心。如1958年他就因为“右”和“骄傲自大”等“错误思想和言论”，在党内会议上多次受到面对面的批判。1963年又因为对某些人盲目搞高指标提了不同意见，受到批判并招致“缺少工农感情”的罪名，要下放劳动“补课”。由此，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三天之后，他就被派到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爸爸所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在家里没有任何流露，甚至连妈妈都一无所知。他的这些遭遇是在逝世后才从有关材料中发现的。尽管心情时常压抑，但爸爸总是那样坚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公道自在人间。”

爸爸相信人民，一直把自己当做人民的普通一员。在他去世后，前来我们家、前往科学院致哀和向他最后告别的人数以千计，其中不仅有他的亲朋好友和有关领导，也有许许多多普通的工作人员，工人师傅、医务工作者、司机、厨师、幼儿保育员等等。许多人可能从来没和他讲过话，但大家从心里尊重他，亲近他。我想这不仅因为爸爸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而且他和普通群众血肉相连，情感相通。例如，在中关村小卖部门口，他是每天（直到最后住院的前一天）都按时排队领取牛奶的普通顾客；在为中关村小学生办的街道食堂里，他是每天中午（也是直到住院的前一天）按时为外孙、外孙女打午饭的普通家长；在家里，他是慈父，也是好外公好爷爷，在女儿女婿不在家时，晚上他还常坐在床边给外孙女讲故事，直到孩子睡熟之后再继续他的工作。

父亲教我们走人生之路

父亲对我们的严格教育是从我们很小时就开始了。我和两个姐姐上小学时都是住校，每逢周末，有些领导干部的孩子是乘父母的办公用车回家的，而父亲则基本不这样做。记得我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父亲在下班后路过学校时用车把我捎回家，我那天出校门时显得特别高兴。当时他就感觉出某种苗头，从此再也不来接我了，让我像往常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乘公交车上下学。父亲时时注意不让我们滋长任何特殊感，总是教导我们应和同学们比学习和品德，而比享受比特殊化是没有出息的。在日常生活上，他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我上中学以前穿的衣服大部分是两个姐姐穿不下了留给我的，有不少裤子是女裤改的。我上中学后骑的自行车是父亲1948年回国后在旧货铺买的，他在1964年把车交给我时说：“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几乎天天骑着它，还骑它进中南海开过会。现在这车还挺结实，你拿去物尽其用吧！”就是这辆比我岁数还大的自行车一直伴随我到1980年读研究生二年级。

“文革”前二姐上中学时，学习有些吃力。那时父亲很忙，平时很少有空闲过问她的学习，只能在星期天来帮助她。父亲经常利用周日下午单独询问二姐的学习，特别是物理课。二姐的语文也需要努力，尤其是作文。为此，父亲给她买了许多范文和辅导书。在她参加初中语文毕业考试后，父亲在她回家的途中迎接她，问她作文的题目及她写的内容。当他得知二姐没有跑题后才放心。

父亲在品德和学习上严格要求我们，在其他方面也支持我们身心健康成长。比如，他给我们买篮球、排球等等，让我们课余和同学们一起玩，锻炼身体，增进团结。再就是买书，父亲自己爱买书、藏书，这也潜移默化地传给了我们。凡是有益的书他从不阻拦我们买。正是家里这些古今中外的精神食粮，使我们对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十年“文革”的混乱时期里走着艰苦自学的路。

1968年的一天，父亲把我们姐弟三人叫到他的卧室，先讲了他在“文革”中的处境和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理解，然后谈到我们子女。他明确地说：“人生的路是每个人自己走出来的，别人不能代理哪怕半步；我过去尽量不，今后更不可能也绝不会使你们再有与众不同的条件了。你们要特别清楚这一点，从今以后应努力把自己锻炼成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当时这些话对我来说还只是一些原则，后来的实际生活（特别是在山西农村插队的三年半）才使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自己走路。也正是父亲通过在我插队期间给我的100多封信，苦口婆心一点一滴地纠正着我在人生之路中出现的种种偏差。

我初次走出学校门，长期远离父母进入农村社会，时常遇到一些困难和矛盾（例如在劳动与学习的关系上，在交友问题上，等等）。在我向父亲倾诉后，他写到：“你最根本的还是怎么对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问题，因而产生了不少烦恼、冲动。……希望你冷静一下，不要太伤心。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要特别注意。以后我尽量帮助你，常与你联系，但是主要的还是你自己学习。”

有几次，在有的知识青年通过不同的途径参军或回城时，我的思想波动较大，总幻想着父母能早日从“五七干校”回北京，并能帮助我找到工作。为此，父亲又连写了几封长信，反复帮我分析矛盾，一个主题始终是：“我们过去曾经多次告诉你，一个人的将来主要靠自己，你在这方面总是有不少幻想。”“事实上，‘特殊’对我来说已成为过去，现在我仅仅是个普通的“五七干校”学员，并且是被称为同志但还要受到批判的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父母的状态确实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子女。父亲在了解到这些后，一方面安慰我，另一方面仍反复告诫我，一定要自己努力，不能自暴自弃，“人自助，他人才能助之。不要完全躺在人家的身上，希望你深思！”滔滔四五千字的信，他最后语重心长地说：“这封信想了几天，写得长了。希望你多读几遍。像这样的长信，以后大概不会太多了。望你努力进步！”

当父亲听到我在农村劳动有所进步，受到表扬，并和干部群众的关系有所改善时，他又及时给予鼓励。当我在给他的信中表示“要干活就干好”时，父亲1971年10月3日从干校给我的回信中希望我“终生守着这条准则”，并写道：“我这一生也无其他长处，也只有‘做什么就好好地去做’这一条。”

因为受父母影响，我从小喜欢理科，插队期间抽空自学的课程也主要是数学和物理。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我一直没能接受正规的物理中等和高等教育。“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统考制度后，我才有机会试着报考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研究生。自从报名以后，父亲就反复告诫我：“这是公平竞争，只能靠自己的本事，说情的事我们绝不会去做。”并且一再嘱咐我，像过去几次面临人生路上的关口一样，做好两手准备：考取了，愉快地开始新的学习；考不取，安心在本单位工作，如有志气明年再报名再考。1978年夏考试揭晓后，我虽被录取，但入学成绩并不理想。父亲安慰我说：“自学出身能考取还是值得肯定的；但决不能由此松一口气，要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经过一年的追赶，在第一学年期末考试中有一门主课我考了第一。父亲听了很高兴，但仍提醒我，从考功课到做科研还有好长的路，考得好并不一定意味着可以做好科研，所以千万不能放松。

1980年我出国攻读学位前，父亲的态度还是和以往一样：“我们绝不会为你提供任何方便的。如果你自己愿意并有勇气去申请国外学校的奖学金，我们也不反对。还是希望你做好两手准备：国外学校录取了，就去；不录取，在国内攻读学位也很好，国内不少导师的水平一点儿也不比外国的差。”我是在极其矛盾的心情中离开北京赴美求学的：一方面像一般青年一样想去开阔眼界；另一方面又担心再次面临孤军奋斗的局面。父亲仍像十年前我在农村插队时那样，经常以飞鸿给我鼓励，使我度过了一次次精神上和感情上的危机。经过近五年的艰苦奋斗，我终于在1985年5月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我在博士论文的前言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最后，我愿意由衷感谢我的父母、姐姐和姐夫们在我整个学业中对我的支持。他们始终在精神和物质上鼓励和支持我。没有这些，我很难想象整整五年孤独地学习在异国他乡将会是多么的艰难。”父亲看了我的论文后来信说，看到以上这段“我们很感动。其实我们觉得你的毅力还是让我们非常高兴的。希望你不断地加油吧！”

取得博士学位只是证明在导师指导下的工作能力。为了积累真正的独立工作的经验，父亲赞成我进行博士后研究。我在近几年参加了高能粒子物理实验的一些国际合作，努力提高研究能力，逐渐能独立工作并在国际合作中负责某一部分的工作。父亲在1992年2月（即他去世前四个月）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思进搞的是‘大科学’的部分工作，因此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共同署名的工作也成为习惯了。但自己的工作部分仍是很重要的，因为缺了它，整体工作的意义也会变得小了。这确实需要更多地了解‘个体’和‘集体’的意义。希望你与各国合作者们的关系搞得顺利些。”他一方面鼓励我继续在国际合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积累更多的经验；另一方面希望我和国内的导师时常联系，在回京探亲时，和国内的同行多进行交流。1990年末我在北京时，去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做学术报告前，父亲还和母亲一起在家里听我预讲了一遍，提出正式演讲时应注意的事项。

在我整个学业和工作过程中，父亲的教诲和他自身的榜样无时无刻不在鞭策着我。但一种异样的感觉也总伴随着我：即父亲的名声和威望总使我像是笼罩在一个影子里。例如，有时我被人们介绍时，不是讲我，而是先讲“这是某某人的儿子”。我一直想摆脱这个影子，尽力不主动讲自己的父母是谁，同时努力增强自己的工作能力，积累独立工作的经验。从1991年底开始，经过长达六七个月的评审，在众多候选人的激烈竞争中，在评审机构完全不知道我和父亲关系的情况下，一个位于美国的著名国际高能物理实验室终于于1992年6月通知我，认可并聘任我为该实验室的研究员（相当于大学的教授）。我多么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啊！这是他20多年来教诲我们独立走自己的路的结果。我想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非常高兴。但我还没来得及向他报喜，就传来了他和我们永别的噩耗。每当想起这个终生的遗憾，就抑制不住内心的万分悲痛。

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我赶回家时，妈妈安慰我说：“爸爸家里的办公桌还是保持着他生前的原样，你有什么话就对爸爸的遗像讲吧，就像爸爸还坐在那儿静静地听着，说不准他还能听见。”我想说：“亲爱的爸爸，您走得这样匆忙，连我马上就要告诉您的好消息都没来得及听见就匆匆地走了。在坎坷的路上操劳了一辈子，您放心地安息吧！我们晚辈一定牢记您的谆谆教诲，以您为榜样，做正直的人、从事严谨的事业，在我们的人生路上为社会和为您未竟的科研事业贡献应尽的微薄力量。”

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是不能忘记的

尽管父亲的后半生和祖国的命运一起起伏动荡，但他总是心怀坦然，以能为祖国和人民做了有用的工作而欣慰。正像他1983年1月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中途勉励我的信中所述“到2000年以后，我国将在世界上进入比较先进的行列，这个日子的到来是经过多少人100多年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后艰苦奋斗得来的，你祖父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这场斗争中努力过的。近十多年来你们这一代受了不少委屈，但打倒“四人帮”以后，形势还是转得比较快，到2000年你大约五十岁，你是可以看到和参加到这个百年斗争的洪流中去的。你祖父和我们都是对社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虽有不少缺点，但是是问心无愧的。希望你们也能做到问心无愧，并对社会做出有益贡献。”

在我经过5年努力于1985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正值父亲72岁本命年，他在信中提到“孺子牛精神”，又鼓励我“你不久就要过生日，我们远距离也很难给你送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但是还是送一个‘牛’吧，因为今年是‘牛’年，你正好今年得到Ph．D．，这说明你是用了‘牛’劲的。今年你又是开始作Postdoc工作，在新的领域，也需要‘牛’劲才能有所得，有所发展。”“根据我们俩（指他和我母亲）五十年做科学工作的经验，‘孺子牛’确是保证‘出成果’、因而也是‘成人才’必需有的精神。愿你一辈子发扬孺子牛的精神，给人给社会多，取于社会的少，这样才是一个正直的人。你的祖父是这样的人，我们也是学着做这样的人。”

父亲去世后，尽管仍有人对他的功过持有异议，但祖国和人民多次给予父亲公正的评价。1999年9月，父亲被追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原科学院老领导张劲夫不顾80多岁高龄，撰写长篇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载于1999年5月6日《人民日报》），有针对性地记述了“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和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

非常遗憾的是，父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积累的几十本日记和工作笔记及相册，“文革”中被抄走后，至今没有被归还。父亲去世后10余年中，经过多方努力，包括温家宝总理亲自过问此事，至今仍无结果。但我们并不丧失希望，仍期盼着父亲的宝贵心血资料能最终物归原主，这也是父亲生前的一个遗愿。

尽管父亲的遗愿仍待实现，但可以告慰的是，祖国和人民一直怀念他：继1999年被追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近几年，温家宝总理先后三次看望我母亲，缅怀父母做过的工作，勉励我们后辈向他们学习。2005年9月，温总理在中秋节前看望我母亲时说“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是不能忘记的”。2007年8月，再次在看望我母亲时说“三强和您，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也不会忘记”。2008年8月温总理第三次看望我母亲时深情地回忆起16年前我父亲去世当天的情景“三强先生去世那天晚上，已过了12点，我去了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温总理那时担任主管科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当时午夜以后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的领导，我们非常感激）总理强调，“什么叫（科学家的）本色？就是求真、特别较真，有时候有点犟，不计较生活，热爱科学，热爱祖国……您（我母亲）是杰出的老一辈科学家，为国家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年轻人应该向您学习。”

我想，父亲九泉之下会为此欣慰的。

2008年8月31日于瑞士日内瓦

后记

此文原稿撰写于1992年秋父亲去世后不久，但没有发表。从那时起的16年来，我们姐弟三人都尽力按照父亲的遗愿努力生活和工作着。下面简列我们三人的现状以此告慰父亲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大姐祖玄在父亲去世前后经过不懈的努力获得法国博士学位，接着继续在马赛粒子物理研究所做研究。近年来多次回国参加中法之间粒子物理和网格计算等领域的合作研究。

二姐民协和我现在在祖父工作过和父亲就读过的北京大学任教，于2001年和2003年先后分别被聘为化学学院和物理学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