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是我的根

文/王先孟　图/陈丹青

陈丹青（1953年～），中国画家，文艺评论家。祖籍广东台山，1953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恢复高考时，以同等学历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录取。1980年陈丹青以油画《西藏组画》一举成名。他具有较强的造型能力，画风细腻，感情真挚，思维敏锐，有着一种稳定和深沉的力量。

因“辞职”事件而被热炒的陈丹青肯定是2005年中国油画界最具影响的人之一。

早在1978年，陈丹青考美院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懂外语，他在试卷上写了“我是知青，不懂外语”就交了卷。虽然英语得了零分，但他还是被录取上了美院。时间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当他坐在主考官的位置，却遭遇了“包办婚姻”，因英语关卡连续4年没能招收到一名弟子。无奈之下，陈丹青拂袖而去，提出辞职。

2005年年初，他的新书《退步集》出版。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收录了他的《辞职报告》。不需要再多的时间检验，我们已经知道了它肯定是2005年最受瞩目的文化事件之一。2005年12月11日，《新周刊》“2005大盘点·中国年度新锐榜”在北京揭晓。《退步集》获2005年《新周刊》新锐榜年度图书。此前，陈丹青还进入年度知道分子的评选名单。

其实，陈丹青最耀眼的光环是20世纪80年代的《西藏组画》。所谓《西藏组画》，是陈丹青七件毕业创作在1980年展出后外界给予的名称。1980年10月，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在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展上引起轰动，日后与罗中立的《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逐渐变成一段神话。而在《西藏组画》声名大噪之际，陈丹青离开了中国。此后，他成为中国艺术青年遥远的楷模。

陈丹青《朝圣》（1981年）

陈丹青《唐太宗与王原祁》（2005年）

新世纪，陈丹青回到祖国，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无疑，5年后的今天，陈丹青亲手摘下了体制赋予他的光环。

2005年初冬的一天，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他，在兰州。他下飞机不到两小时。照例是紧贴脑门的短发，一袭黑衣——他戏称这是他的制服，凡出席公众场合，均以不变应万变。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

“我刚吃了兰州牛肉面，毛细，很好。明天我还将继续吃二细。”他以这种方式开头。然后，我们的交谈就开始了。

《读者欣赏》：您这次来到兰州，更愿意让我们知道您的画笔还是您的文笔？

陈丹青：我不好意思对别人谈我是喜欢书还是画。因为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读我的书，喜不喜欢我的书；另外，我也不好意思谈我的画，我回国五年多了，差不多成了一个业余画家，有点儿不务正业了。这次来兰州，是广西师大出了《退步集》这本书，书城做一个推销书的活动，就把我叫过来了。而我也是特别想到西北来。26年前，我跟着林岗老师去了一趟敦煌，当时在天水下车。在兰州车站只是稍微停了一会儿。总的来说，我在西北只待了一个月左右。出国以后，面对西方强大的文明，我感到特别的失落。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历史，我待得难受死了。令我最想念的不是上海也不是北京，而是西北。西北是我的根。它给了我大气和苍凉的感觉。

《读者欣赏》：先谈谈您的文字吧。您坦言自己不是职业作家，但您笔下那几成风格的辞章功底一直是个谜，旁人总想揪出个来历。您的文字为什么总是那么干净？

陈丹青：我一直是个票友。我的文字得益于一个叫“木心”的老师。他是解放前杭州艺专的学生，1982年同我一起出国。他的散文集、杂文集已经在台湾出版了10多本，而在国内几乎没人知道他。明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将出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到时你就会知道我还只是个小学生，一直跟在他的后面“学舌”。

陈丹青《油画院学员在墙角边》（2010年）

《读者欣赏》：杜尚有言，一件作品之所以著名，并不全在作品本身，而在这件作品被人一再提及的次数。您的《西藏组画》无愧于“美术史的里程碑”的称号。当年您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想起来画这么一组画？

陈丹青：《西藏组画》是被神化了。那是个未完成的作品，是外间给予的名称。其实，当我在拉萨城创作时并没有幅数的预设，更没有做成组画的意思。为了背离巨型的、单幅的、叙事的、主题性的“文革”创作模式，我选择了小尺寸的、多幅的、非叙事的、无主题的做法，一幅接一幅画，每幅画题也务求简单。1982年我去了美国。2000年回国，很惊讶我的画有这么大的影响。它真的是被神化了。

陈丹青《二道沟老农》（2003年）

《读者欣赏》：想谈谈您的辞职。您能不能替美术界继续骂下去？

陈丹青：我他妈的当傻×。我还在说，但没什么用。我只是个出气筒。教育这个事我也不能乱讲，为什么呢？教育是个专业，我只能为我班上的人说，引出一些属于体制上的问题。但如果再讲下去，人家一下就把我问倒了：“那你来说，你怎么弄？”我就说不上来，我也拿不出具体方案来。我可以告诉你美国是怎么样的，民国时期是怎么样的，但如果那样做就牵涉到现在的国情，这很困难。比如我说痛恨强制性英语考试，但如果废除这个考试以后，几百万考生的公平怎么办？那么多靠英语教材吃饭的出版社怎么办？那么多英语教师怎么办？这是很具体的问题。当家的有当家的难，哪天我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也是一样的难。这是一个情绪化的东西，真正难的是一个体制的结构。

《读者欣赏》：多年前您曾谈过艺术生态的问题。站在您的角度，怎么看西北的艺术生态，怎么看常书鸿先生曾经的历史行动？

陈丹青：我先回答后一个问题。常书鸿先生当然是老前辈，他的画到这些年我才看到。其实这是建国后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很多老前辈没办法出画册，我们只是听到名字。我在北京只看了他一张很早的女人体，就非常惊讶他的水准。他大量的画里有种神秘主义的东西，是天生流露出来的。真的很少见，跟民国时期的画家不大一样。虽然有王道士和英国的斯坦因那样的盗贼，也可以说是文化守护者，在那样的乱世，帝国太老，根本就顾不上西北这块被遗忘的生态。在那样的情况下，依然有常书鸿先生前往，令人很震惊。张大千还在前面。还有段文杰，我1979年去敦煌的时候见过他。他们前仆后继，可惜他们都被历史忽略了。我们应当发掘他们的遗产。

陈丹青《来自青岛的模特（未完成）》（2004年）

至于西北的文化生态，我根本没资格说。我不是很了解。西北最伟大的时期应当是佛教文化盛行的4至11世纪。元以后就没落了。到近代，昔日的繁华就没有了。民国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经常胡说八道的，批评我国美术史是一个行政美术史，比方说北京总是头排。自从有了中央和地方就有了尊卑，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最近有西部大开发，我相信，好戏还在后头。

《读者欣赏》：2006年您会做些什么呢？

陈丹青：我想多画些画。最近，上世纪70年代画画的那批人又在上海画了一批画，我正打算出一个画册。我详细地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上海绘画的历史和人物，写了篇一万多字的序。我觉得这是个常识和记忆的问题。上世纪70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解放前上海最辉煌的那段美术史没人知道，历史出现了断层；而1949年以后上海油画史上唯一一段最精彩的时期，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又被遗忘了，历史重新出现了一个断层。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说出来。